國學,是以先秦經典及諸子百家學說為根基,它涵蓋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道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和同時期的先秦詩賦、漢賦、六朝駢文、唐宋詩詞、元曲與明清小說並歷代史學等壹套完整的文化、學術體系。
1906年,國粹派鄧實撰文指出:“國學者何?壹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壹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壹國也。”
1923年,胡適給“國學”下了定義:“‘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裏,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壹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壹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
到2008年,錢穆《國學概論》出版,裏面竟然這樣提出,“‘國學’壹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錢先生“不得己”只好采用了梁啟超的說法,以中國歷代學說思想為脈絡。
錢先生的“不得己”,實在是對“國學”概念眾說紛紜、難以定論的客觀呈現。
擴展資料:
其實“國學”這個名詞並不是起源於中國的,首先是在日本的文學界提出的“拯救國學”。
18世紀20年代前後,日本本土文化自覺,“國學四大人”荷田春滿、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試圖最大程度地擺脫中國文化影響。荷田春滿甚至向德川吉宗建議建立國學學堂,以反對運用儒學、佛學的態度對日本的古典做解釋。江戶時期,日本國學就是以追求日本固有的、沒有受到外來影響的神道思想而聞名。
19世紀末,面對西學和“歐化主義”的刺激,日本學界從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識本國文化,再次發出“國學”的呼聲,從此“國學”壹詞在近現代流行開來。
清末民初,西學東漸、社會文化轉型,中國壹大批學人士子,東洋求學,“師夷長技以制夷”。日本的“國學”,也就自然感染並刺激了處境相似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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