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記》是唐代高僧玄奘遊學印度歸國後寫的關於中亞和南亞歷史地理的名著。但此書長期以來，在國內卻很少有人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更沒有壹個比較完善的點校本和註釋本。而在國外，特別是西歐和日本，早已有好幾種不同的譯註本和大量的研究論著發表。因此，解放以來，整理出壹個完善的《大唐西域記》校註本，是許多學者的***同願望。
最早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記》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向達。壹九五八年，向先生擬定了壹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計劃，***收錄古籍四十二種，準備陸續整理出來交中華書局出版。所列的第二種書，就是《大唐西域記》。
壹九五九年四月，金燦然收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主任金兆梓的壹封信，信中說到：
“日前章丹楓（即章巽）、範祥雍兩同誌交來整理《大唐西域記》計劃壹份，我已略讀壹遍，似與尊意尚為相符。章、範兩同誌並面稱誌在超過國際水平，不僅趕上國際水平也。……”（摘自中華書局業務檔案卷，下文所引未註明出處的材料，均摘自業務檔案卷。）
於是金燦然便決定接受章、範二人約稿，並把他們擬的《西域記》整理計劃打印出來，分別向各大專院校及研究單位、專家征求意見，很快便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1959年底，又將章、範兩先生的《西域記》校註本列入組稿計劃，並預定於壹九六二年發稿。
壹九六壹年壹月間，北大歷史系又提出了壹個整理《大唐西域記》的計劃。
壹九六二年，《蠻書校註》等書陸續出版，向達在壹九六二年五月給中華書局寫了壹個報告，提出了要搞影印本、簡註本、詳註本三種本子。但向達在壹九六六年十壹月因病去世。
壹九七六年下半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整理《大唐西域記》又重新被擺到日程上來。
壹九七七年又開始籌備工作。北京確定了張廣達、耿世民、蔣忠新。他們都是專攻中亞和南亞歷史、語言的中年學者，而且都願意為整理《西域記》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就擬定整理計劃，借調楊廷福、張毅二同誌來中華書局，並請張廣達、耿世民、楊廷福三人寫出卷壹，二的部分樣稿，廣泛征求意見。又請傅振倫、姚鑒二同誌分別收集西、日文有關《西域記》資料，編成壹本《西域記研究資料索引》。
壹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在北大東語系，由季羨林主持召開了《西域記》第壹次工作會議，有孫毓棠、朱傑勤、宿白、張廣達、楊廷福、張毅、耿世民、蔣忠新、趟守儼參加。會上決定了由範祥雍先生在上海單獨負責標點校勘，由季先生在北京主持註釋工作，具體分工如下：耿世民負責新疆部分，張廣達負責蘇聯中亞及阿富汗部分，朱傑勤及張毅、蔣忠新負責印度部分，楊廷福負責原書三篇序及佛教名詞、辭語部分，蔣忠新查對全書梵文，宿白負責全書插圖照片（後因困難較多，沒有進行），章巽負責繪制詳細地圖（後章先生因眼睛不便，也沒有進行），季羨林最後負責修訂定稿和撰寫前言。
會上並根據卷壹、二的樣稿具體討論了註釋的標準和要求。還討論了關於向達過去整理《西域記》的成果盡量了解和吸取的問題。會上決定由宿白、張廣達、楊廷福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館藏向先生的全部圖書、手稿及資料。在那裹查閱了幾天，僅發現《西域記》金陵刻經處本上有向達在書的天頭上寫的許多校勘記。現新校註本中，凡是向達的校勘可參考的地方，都在校勘記中壹壹作了說明。
壹九八○年底，各人分工寫的初稿先後寫出來了，範先生的標點校勘也完成了，借調的同誌也返回原單位。在此期間，中華書局將向先生“文革”前未能出版的《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影印出版了，周連寬先生的《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也加工發稿。接著又花了半年多時間，將《西域記校註》初稿整理刪補，統壹體例，並將分散的校勘、註釋和正文剪接連貫起來。
壹九八壹年下半年，粗具規模的《大唐西域記校註》初稿送季羨林審閱。季羨林進行閱讀修改，而且還親自改寫了不少註釋條目。如長達三千字的《四吠陀論》的註釋，就是他全部改寫的。他還親自查閱了註釋的引文，發現大部分的引書，都有問題，又請王邦維同誌將全部中外引書的引文核對壹遍。
壹九八三年七月，經季羨林審定後的修改稿，交回編輯部。壹九八三年十二月發稿。至此，六十三萬字的校註本完成。《大唐西域記校註》是這部重要史籍的中國第壹個比較全面的校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