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說儒家思想是怎樣在其作品中體現

杜甫的儒家思想表現為“仁愛”、“貴民”、“仁政”，在他的詩中表現了憂國憂民，揭露殘酷黑暗的社會現實，希望封建統治者實施仁政，實現國盛民安的社會理想。 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的血誠。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壹旦大亂初定，消息壹傳來，他又會狂喜得濺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杜甫壹生關懷著國家的命運：“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 從早年的誌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臨終，仍在惦念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遠是那樣執著。杜甫不僅隨時隨地不忘君國，更令人感動的是，他把這種感情視為其生命的壹部分。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開篇就描寫忠君愛國之情，當時擺在杜甫面前有兩條路，壹是歸隱田園，過“瀟灑送日月”的浪漫生活；壹是出仕做官，介入紛紜復雜的官場爭鬥。選擇引起杜甫內心的激蕩，最後，杜甫表明自己心跡：“當今廊廟具，構廈豈雲缺？葵藿向太陽，物性固難奪！”忠君愛國之心已經成為了詩人的天性。 杜甫的忠君愛國又不是後世儒家倡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他的忠君是從愛國愛民出發的，他壹方面對皇帝存有很大的幻想，希望通過皇帝的“下令減征賦”來“各使蒼生有環堵”；另壹方面，杜甫敢於批評諷刺皇帝，而且他的“忠君”主要就表現在對皇帝的批評諷刺上，也寫了“唐堯真有聖，野老復何知？”，“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等詩句，直接諷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 “民”乃“國家之根本”，杜甫的愛國之心不同於戰場上的將軍的為國獻身，不同於屈原的冒死勸諫。他的愛國之心，是根植於“民本”思想的愛國。沒有壹個詩人的詩中有這麽多的人民的形象。《石壕吏》中的老嫗壹家讓人心酸哀痛；《新婚別》中的新婚夫婦的生死離別讓人同情；《垂老別》中花甲老人告別老妻，毅然而上戰場的悲壯。這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勞動人民，在哪位詩人的筆下有過如此清晰的形象，讓讀者產生悲憫之心。這些處在戰亂中的不幸的人民，又表現出積極投身抗戰，收復失地，重建家園，拯救李唐王朝的高度愛國主義精神。詩人有感於人民的苦難，用詩歌真實的記錄這段歷史，更多地反映了詩人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 杜甫前期詩中有很多斥責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同情百姓疾苦的詩篇。如“黃門飛鞚不動塵，禦廚絡繹送八珍”寫出楊氏姐妹顯赫的地位和繁華的宴飲（《麗人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對統治者進行了鞭撻，對平民百姓充滿了同情，客觀上反映了貧富懸殊對立的社會現實。 安史之亂以後，杜甫曾淪為胡虜，顛沛流離於各地，親眼目睹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疾苦。這壹時期的作品多為優秀之作，是杜詩靈魂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