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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的事跡和聞壹多的事跡.

音樂家貝多芬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2.17.-1827.3.26.)

壹七九二年,二十二歲的路德維希·凡·貝多芬從波恩來到維也納,壹直到他壹八二七年逝世,他就從未離開過這座對音樂家特別有吸引力的城市。貝多芬的絕大部分作品是在這裏創作的。他的九部交響曲全都在維也納舉行了首演式。壹八零五年,他唯壹的壹部歌劇創作《費德裏奧》也在維也納的國家歌劇院舉行了首演。貝多芬被後人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交響曲作家。他的《英雄交響曲》充滿了激情。他的第九部交響曲取材於德國詩人席勒的《歡樂頌》,如今已經成為歐盟的盟歌。

輝煌的創作並不能掩飾貝多芬多難的壹生。壹八零二年,貝多芬由於逐漸喪失聽力,悲憤之余,寫下了壹封可能是給他兄弟的遺囑。激情滿腔的稟性迫使他頻繁地搬家。他在維也納市區北部有溫泉的地方留下了幾十處居所。但是溫泉最終還是無法挽救他的失聰,壹八壹九年,貝多芬的聽力徹底喪失了。壹八二七年,人們在Waehringer Friedhof 魏林格墓地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壹八八八年,貝多芬的遺骨被安放到維也納中央陵園。

造訪音樂家貝多芬

貝多芬晚年頻繁遷居,雖然留下了眾多的故居,但是很多故居未能作為展覽館向遊客開放。貝多芬當年喜歡居住在名叫海裏根施塔特 (Heiligenstadt)的地方,離市區很遠,在市區的正北方。壹八零二年,貝多芬居住這個城區,在這裏創作了他第二部交響曲。同年十月,貝多芬在這裏寫下了《海裏根施塔特遺囑》,這是壹封他寫給兩個兄弟的信,這封信並未寄出,如今仍然完好地被保存在這裏。貝多芬的這處遺址如今被稱作為「海裏根施塔特遺囑屋」,周二至周日向遊客開放。

地址:Probusgasse 6, 1190 Wien

帕斯克瓦爾蒂樓房(Paqualitihaus)是貝多芬居住時間較長的壹處住所。壹八零四年至壹八壹五年間,貝多芬雖然數次離開這個居所,但是最後卻又返回到此地。樓房的主人帕斯克瓦爾蒂是貝多芬的好朋友,每次貝多芬出走,他都吩咐傭人不要出租貝多芬的房間,因為“他總是會回來的”。在這裏,貝多芬經歷了創作的鼎盛期,他的第四、五、六部交響曲,第四鋼琴協奏曲和歌劇《費德裏奧》都是在這裏創作的。

地址:Moelkerbastei 8, 1010 Wien

壹八二七年,貝多芬去世時,眾多的朋友和崇拜者前來吊唁。貝多芬被安葬在魏林格墓地(Waehringer Friedhof)。文學巨匠格裏爾帕策曾經在悼詞中說 “貝多芬把他的壹切獻給了眾人,從他們那裏卻壹無所獲,於是他就遠離了眾人。”能夠讓貝多芬瞑目九泉的是,舒伯特壹八二八年也被安葬在此,與他相伴。人們為了紀念舒伯特這位年輕的天才音樂家,在魏林格墓地的旁邊修建了壹座舒伯特花園(Schubertpark)。如今,這座魏林格大街上的舒伯特花園是眾多遊客流連的地方。

地址:W ringer Stra呈, 1180 Wien

壹八八八年,兩位音樂大師的棺木被壹起移到中央陵園。如今,貝多芬被埋葬在中央陵園名人墓地32A的第29號墓穴中。

地址:Zentralfriedhof, Simmeringer Hauptstra呈 234, 1110 Wien

壹八八零年,崇拜貝多芬的人們還為其建造了壹座紀念碑。從此,這個地方更名為貝多芬廣場。貝多芬塑像的周圍圍繞著九個小天使,象徵音樂大師不朽的九部交響曲。

地址:Beethovenplatz, 1010 Wien

聞壹多生平

聞壹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huá),號友三,著名詩人、學者、愛國民主戰士。出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家傳淵源,自幼愛好古典詩詞和美術。

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喜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上海)。

1920年4月,發表第壹篇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壹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趕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壹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1923年出版第壹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範地結合在壹起。1925年5月回國後,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8年更名為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為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任文學院首任院長並設計校徽)、青島大學、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政治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長、青島大學文學院長。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沈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後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壹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在西南聯大時期,特別是1943年以後,聞壹多在中國***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積極投身於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爭取人民民主的鬥爭的洪流。 1944年,參加西南文化研究會,隨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雲南省支部領導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成為廣大革命青年衷心愛戴和無比尊敬的良師益友。

在“壹二.壹”學生愛國運動中,聞壹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壹邊,指導和鼓舞他們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為“壹二.壹”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聞壹多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樸先生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後壹次的講演》,當天下午即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壹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並講了話。他壹開頭便憤激地說:聞壹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壹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壹多是中國抗戰前“唯壹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壹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壹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壹個多麽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後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決心,壹定要把聞壹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鬥爭的壹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壹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後編成《聞壹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壹多:

妳是壹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妳是壹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妳是壹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裏爆出個新中國!

聞壹多的兩次轉向:

1.由狂放歸於沈靜

1912年,年僅13歲的聞壹多從湖北鄉間壹戶富裕人家來到北京清華學校,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學專攻美術。從考入清華到1925年留美歸來這十余年間,聞壹多基本是沈浸在藝術與文學之間,對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國近兩年的時間裏,聞壹多耳聞目睹的都是陰謀、戰爭、屠殺,面對民族的巨大災難,他再也難抑悲憤,發表了《貢獻》、《罪過》、《收回》、《妳指著太陽起誓》、《心跳》、《壹句話》等充滿愛國激情和痛撻社會現實的詩歌。但火山噴發之後,他又備感無奈,最終走了壹條文人的傳統老路,躲進書齋,鉆入故紙堆,成了對世事過問無多僅求獨善其身的冷靜學者。

2.由“自由學者”轉為鬥士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聞壹多等學院派知識分子的處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從北京到昆明的大轉移中,聞壹多參加了歷時兩個多月、橫跨湘黔滇三省***三千余華裏的步行團。對社會下層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變化的契機。同時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迅速貧困化,使他觀察問題的角度發生了極為重要的變化。

聞壹多的變化,是從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壹書在昆明發售開始的。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壹個黨、壹個主義、壹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這是壹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們所難以接受的。聞壹多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壹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壹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裏面的義和團精神嚇壹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聞壹多偶然讀到了延安詩人田間的幾首詩,深為其中的戰鬥精神所震驚,立即寫了《時代的鼓手——讀田間的詩》壹文公開發表,在大後方引起了壹陣波動。隨後他又寫了壹系列針對現實的雜文,開始吶喊。同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詳細了解***產黨的各種情況。趙超構的《延安壹月》中關於全延安只有“四個警察”的記述使他印象極為深刻,認為“只有在那樣的新社會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無阻礙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壹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他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壹定請求加入***產黨”。從此,他在***產黨的秘密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到爭民主的運動中去。當然在內心深處他對學術並不能完全忘懷,曾多次對人說自己感到有些空虛,希望實現政治民主之後便回到書房好好讀十年、二十年書。但這已無法實現了,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後壹次演講》後,便被暗殺於昆明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