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作者真的是羅貫中嗎？
張誌和
《三國演義》是我國古代小說史上長篇小說的開山之作。《三國
演義》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明朝嘉靖元年修髯子張尚德刊刻
的《三國誌通俗演義》是該書最早的刻本，這壹說法似乎已成定論。
因此，學術界在探討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時，自然也都是基於上述認識，
把《三國演義》作為羅貫中的個人創作，結合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對
其作出種種論述的。然而，疑問也在不斷產生：羅貫中生活在元末明
初（有的學者推算出羅貫中大約在1329年前後創作了《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的第壹次刊行是在明嘉靖元年，從元末明初到明嘉靖元
年（1522）近200年間，該書不見於任何記載，它是怎樣保存下來的？
羅貫中生當元末明初，當時既沒有成熟的小說理論，也沒有現成的長
篇小說可以借鑒，他是怎樣的天才，能夠創作出這樣壹部不朽的巨著？
不過，因為嘉靖壬午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上明標為“羅貫中編次”，
這壹說法也早已為學界所認同，盡管壹些學者對此抱有疑問，因缺乏
充分的證據來推翻固有的觀點，終歸是疑者自疑，信者自信，傳統的
看法並未被動搖。
明代孤本黃正甫刊二十卷《三國演義》
要解決這壹問題，考證《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顯然是最為關
鍵的。然而，這壹工作又是非常繁難的。明清以來流傳至今的各種刻
本的《三國演義》，今知有30余種，這些版本或存於國內或流於海外，
都是壹般學者所難以見到的，有條件接觸這些版本的人實在不多。寓
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曾對海外所存《三國演義》的版本進行了較詳盡
的考察，認為明刻《三國誌傳》系統的本子所依據的原本似應早於
《三國誌通俗演義》而存在（請參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
古代小說研究——臺灣、香港論集》所收柳存仁文《羅貫中小說之真
偽性質》）；北京大學的周兆新先生在其所著《三國演義考評》壹書
中，對國內現存的幾種《三國演義》刊本進行了詳細的對勘，得出了
與柳存仁先生大體相同的結論。這應當說是《三國演義》版本考證方
面壹個不小的突破。此外，還有不少學者對《三國演義》版本的考證
下了不少工夫，英人魏安撰寫了壹部《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年版），專門考證《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他***搜集
到35種版本，將其分為A、B、C、D四支，每壹支又分若幹分支。若從
分析版本流變方面看，魏安的工作可謂詳湛而卓有成效。但他的著眼
點是要追求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的原文（魏安1993年在普林斯頓
大學東亞系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即為《追求其原文：〈三國演義〉的
考證學》），所以，雖然考證精詳，但結論中卻有許多主觀假設，反
而加固了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壹說法。同樣，柳存仁和周兆新
二位先生也是在版本研究上突破了壹層，卻仍然認同羅貫中創作《三
國演義》這壹觀點。這就是說，前面所提出的疑問仍未破解。
筆者自1986年開始留意《三國演義》研究，在閱讀有關文獻和學
術論文的過程中，越發感到切實解決這壹問題對於我們認識中國小說
發展史乃至認識我們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壹件很有意義的事。
1992年我有幸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師從啟功先生和鄧魁英先生攻
讀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我把博士論文題目定為《三國演義研究》，
客觀上也有了考察該書版本的條件，因為國內所藏的十余種《三國演
義》版本幾乎都在北京。為了得到正確的答案，我調查了北京各大圖
書館中所收藏的《三國演義》的各種版本，查閱了相關的文獻資料，
取得了大量證據。
這期間，最關鍵的是在國家圖書館查到了壹部明代插圖孤本黃正
甫刊二十卷《三國演義》，該書在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中著錄為“明天啟間刻本”。從表面上看，在明刊《三國演義》各本
中，它的出現時間是較晚的，所以，壹些學者雖早見過此書，卻未加
留意；英人魏安更將其列在D支的刪節本壹類，未加考校。實際上，這
個黃正甫刊本是壹個極其重要的早期刊本，只是它的真面目被掩蓋了
而已。該書的封面、序言、目錄和君臣姓氏附錄是明天啟三年補配的，
正文部分則是早期留下來的舊版！何以見得？壹是該書封面標題為
《三國演義》，正文各卷卷首則標為《新刻京本按鑒考訂通俗演義全
像三國誌傳》，誠所謂表裏不壹；二是目錄字體與正文有異，且有部
分目錄文字與正文內相應的標題不壹致。三是該書前有壹篇“山人博
古生”所作的序，明言該書“不失本誌原來面目，實足開斯世聾瞽心
花”。此前，沒有人看出這壹點，這引起了我詳細考校此書的極大興
趣。我用此書同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作詳細對勘，從書中詩詞、
註釋、故事敘述、文字運用等方面獲得了大量的證據，證明這個黃正
甫刊本的刊刻時間實比嘉靖本早20年以上（詳見筆者為人民大學出版
社2000年出版的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前言》）。有關黃
正甫刊本的考證文章脫稿後，呈啟功先生審閱，先生看後說：“文章
寫得很紮實，解決了壹個重大問題。”並對其中的個別論述提出了修
改意見。後來，我到北京圖書館將黃正甫刊本的影印件呈啟功先生目
驗，先生在認真審視了該書的版刻風格後，指出：“這確是明代早期
的民間坊刊本，證明妳提出的證據是有說服力的。”這個黃正甫刊本
的發現，可以說使“嘉靖本《三國誌通俗演義》為今所見最早刻本”
的固有觀念失去了依據。同時，從該書中也獲得了壹些進壹步探討
《三國演義》的成書與作者問題的線索。這個在福建出現的黃正甫刊
本的刊刻時間大約應當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值得註
意的是，全書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到該書的作者為何許人，也就是說這
個今所見最早刻本並不標為“羅貫中編次”。另，柳存仁先生在《倫
敦所見中國小說提要》中曾提到壹個朱鼎臣本，他對該書的目錄和題
署作了詳細的著錄，該本各卷卷首或無題署，或僅題作“書林梓”、
“建邑梓”，卷之十三題作“古臨沖懷朱鼎臣輯”，卷之十四又題作
“羊城仲懷朱鼎臣編輯”，並題“書林梓行”。從柳存仁先生所作的
文字說明看，他認為該書也是壹個早於嘉靖本的刊本，卻也自始至終
不題為羅貫中撰或編次（這個版本出現得較晚，有待詳考）。因此，
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後學羅本貫中編次”的字樣在並非最早刻本的
明嘉靖壬午本《三國誌通俗演義》上出現，完全可能是書商為了鬻書
射利而貼上去的標簽。
《三國誌通俗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的說法根本靠不往
關於羅貫中，明初無名氏的《錄鬼簿續編》中有他的記載，該書
作者與羅貫中有交往，記載說羅貫中是“太原人”，卻沒有提到他叫
“羅本”（今人有說他名“本”字“貫中”，純屬附會）。只說他
“樂府隱語極為清新”，寫過三種雜劇。壓根沒有提到他創作《三國
誌通俗演義》等小說，到了近200年以後的明中葉，他怎麽竟成了壹個
天才的小說家？
羅貫中創作《三國誌通俗演義》的說法，是嘉靖壬午本確定的。
該本前面有壹篇蔣大器的《序》，《序》雲：“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
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
損益，目之曰《三國誌通俗演義》。”可謂言之鑿鑿。然而此說卻有
兩處硬傷，壹是將羅貫中的籍貫“太原”誤寫為“東原”；二是該書
所敘史事實起自“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終於晉太康元
年（公元280年）”，前後總計113年史事。而蔣大器說該書所敘“自
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終於晉太康元年”，這就是說該書所
敘史事只有97年。豈不是睜著兩眼說混話？現在，我們發現了更早出
現的黃正甫刊本《三國演義》，該書前的《君臣姓氏附錄》標題下有
壹行文字雲：“起漢靈帝戊申歲至晉世宗庚子歲止，首尾總計壹百壹
十三年事實。”（其他閩刻本中也有承襲這壹說法的）這足以說明蔣
大器的《序》中關於《三國誌通俗演義》的作者是羅貫中的說法根本
靠不往。
然而，要推翻像“羅貫中創作《三國演義》”這樣久已深入人心
的成說，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是不會輕易被人們接受的。明黃正甫
刊本的發現，可謂是壹個鐵證。此外，為了更加充分地證明這壹點，
筆者還考察了自元末明初到明中對近200年間小說的發展，從《永樂大
典》等有關文獻中找到了大量的證據，證明所謂“小說史上的200年空
白”是壹種十分荒誕的說法。從羅貫中生活的那個時代出現的《三國
誌平話》的內容和流傳情況看，從元明時期的三國戲曲與《三國誌通
俗演義》的關系來判斷，結論都是相同的，即在元末明初羅貫中生活
的那個時代，三國故事還不夠成熟，許多故事還沒有定形，憑羅貫中
壹個人的智慧，無論如何也編寫不出《三國演義》中那麽多精彩的故
事來。應當說，這些考察獲得了大量重要的旁證，而從《三國演義》
本身，也有許多內證可以證明其成書時間實在羅貫中之後。例如“關
雲長五關斬將”的描寫，這故事寫關羽從許昌到滑州（今滑縣）去尋
找劉備。從地理上看，許昌到滑州直距離不過五百裏，且是壹馬平川，
關羽怎麽會翻山越嶺跑到洛陽、汜水、滎陽，繞了個大彎子去過關斬
將呢？顯然在地理描述上有錯誤。羅貫中是太原人，他如果寫《三國
演義》，不至於造成這樣的地理錯誤吧。
《三國演義》是“演義家”（即說書藝人）的***同創造
上述論證足以說明，《三國演義》的作者不是羅貫中，其成書時
間應當在明中葉。那麽，這部大書是怎樣創作出來的？胡適先生三十
年代曾在他所作的《三國演義序》中說：“《三國演義》不是壹個人
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義家的***同作品。”他所說的“五百年”，應
當是從北宋到明中葉這段時間；他所說的“演義家”也應當是指如宋
人所說的“霍四九說三分”這樣的壹代又壹代的說書藝人。《三國演
義》中的精彩故事都是經這些說書藝人在口耳相傳的過程中不斷豐富
和完善起來的。到了明中葉，整個三國歷史的系列故事已經相當完善
之後，有眼光的書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機，便與某個熟悉三國故事的下
層文人聯手，參閱《資治通鑒》（所謂“按鑒”）等史書，對這些三
國故事進行系統的整理（所謂“考訂”），寫成了這部“通俗演義”
式的“三國誌傳”，然後付梓刊行。啟功先生曾談到有壹本《龍圖耳
錄》，講包公的故事，所謂“耳錄”，就是有人在書場裏聽說書藝人
講說包公的故事，每次回家後把它記錄下來，整理成這樣壹部“耳錄”
的書。《三國演義》的產生亦當是如此。
《三國演義》最初的寫定者應是何方人士，可以推測他當是南方
人，這從他對中原地理的無知可以證明。此外，從語言上也能看出這
壹點，黃權這個人物，在黃正甫刊本中第壹次出現時，被誤寫成了
“王權”，“王”、“黃”同音造成字誤，也是南方方音所致。如果
是太原人羅貫中所寫，就絕不會出現這樣的錯誤。如前所述，早期出
現的《三國誌傳》多由福建的書坊刊出，這個最初的寫定者也許就是
福建人，或者是蘇杭壹帶的人。他究竟是誰呢？雖不得而知，但已無
關緊要。按照胡適先生的說法，“《三國演義》的作者、修改者、最
後寫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學家、也不是高超的思
想家”（同上）。這就是說，《三國演義》這部不朽的巨著，實際上
是由“演義家”（即說書藝人）們***同創造出來的，所以，這最初的
寫定者無論是誰都壹樣，他對該書的創作並無多大貢獻。這就是說，
像《三國演義》這樣的大書，其中精彩的片段，都應當是由那些說書
藝人創作出來的。明代的長篇小說，大多都在每壹段或每壹回結束時，
有壹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是說書藝人在書場上為
了吸引聽眾而說的“賣關子”的話。到了這樣的小說被記錄下來時，
他的寫定者往往連這樣的話也抄錄了下來。可見，是不可以把這最後
的寫定者當成作者來看待的。也就是說，絕不可以把它的寫定者當成
該書的作者，更沒有理由把羅貫中封為天才的作家供奉在小說藝術的
殿堂中。
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重新解讀《三國演義》，如何解讀呢？小
而言之，我們再閱讀《三國演義》時，不應當把它當作壹本個人創作
的小說，更不應當結合羅貫中的思想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來探討該書
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應放開眼界，將此書置於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
來予以探討。大而言之，我們應從探討《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思
想意蘊、藝術成就入手，結合探討其它幾部明代出現的古典小說名著
如《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的成書過程，惟其如此，
才有可能重新認識作為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的小說發展史。
馮其庸先生在審讀我的論文中，感到所探討的問題事關重大，為
了證實我的論述，馮先生親自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這個黃正甫刊本，
而後寫出評價。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先生則認為拙文有關論證“對於
推翻嘉靖壬午本為《三國誌通俗演義》最早刊本的舊說，對於訂正羅
貫中為《三國演義》寫定之作者的成說，都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
上述各位學者，當時都對難以親見黃正甫刊本而感到遺憾。看不到黃
正甫刊本的原作，對於留意這壹問題的專家學者們和廣大讀者來說，
無疑也是個遺憾。所幸人民大學出版社終於將這個黃正甫刊本《三國
演義》請下樓來，使世人得以壹睹它的“廬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