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皇帝
據《明太宗實錄》，永樂九年（1411）三月十九日，刑部的官員向永樂皇帝面奏了這麽壹起案件：有壹位民眾（註意，不是士子），偷了壹套《勸善書》，被判戍邊並刺字。永樂皇帝問，字刺了沒有？回說已經刺了。皇帝說，我經常告誡妳們，要刺字的犯人，刑部官要親自復審，畢竟是毀人壹生的事。偷盜雖然不對，但偷的是《勸善書》，說明還是壹心向善，就免了他的罪，再洗去他的刺字吧。
這條信息，後來的《國榷》《明通鑒》等簡潔作風的編年體史書，也都采用了。但承襲的報道重點，顯然是皇帝的仁心仁德，所以竊書者何地、何人，所偷何家，都沒有交待。孔乙己偷何家的書，被吊著打，我每次看都覺得辛酸到要掉淚。但轉念想，對於在人世間甚少快活的人來說，竟然連書也沒得看，慘得跟在墳墓中也沒差別了，還不如被打壹頓。但永樂朝的這位竊書民眾，未免也太慘了點。按《大明律》，刺字有規範，刺在右小臂上，“每字各方壹寸五分，每畫各闊壹分五厘，上不過肘，下不過腕”。根據所犯的事，刺“偷官物”“偷官糧”“偷制書”“搶奪”等字樣。規定刺右小臂，可能右撇子是主流，擼起袖子幹活時方便被群眾識破案底，不存在調檔案等復雜程序。這樣看來，刺字如永樂皇帝所說，真的是要毀人壹輩子的。冒這樣的風險竊得的書，是何等樣子的呢？
《勸善書》是永樂仁孝徐皇後所編的勸世類書籍，***二十卷。永樂內府刻本，我們現在通過圖書館的線上古籍也都能看到。每卷前有“嘉言”，相當於引言或語錄體導讀，按“儒、釋、道”分列。嘉言之後，是分則的短故事，佛、道的善惡報應，因果循環，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等。仁孝皇後相當於方誌編撰體例的主修者，實際從事工作的另有其人，大多為東南壹帶文人，可考的有常熟、華亭、衢州等地。與《永樂大典》的編撰者多有重合，如林復真和夏宗文，前者是道士，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時期起，就協同修撰《道藏》，精通道教典籍。後者則博通雜收、精通書法。但他們沒有跟方誌的撰者壹樣有署名權。《勸善書》壹開始是頒給太子及諸親王的，永樂五年仁孝皇後去世後，才將此書大量印刷，頒給臣子及各地的府、縣學。
也正因為是皇後禦制、皇帝頒發的書籍，這位竊書者才會被判了重罪。按《大明律》，偷盜類的刑罰，盜皇家祭祀用品，盜聖旨、各衙門印信等算重罪，要判斬刑，其他壹般也就是杖刑、徒刑。刺字算是壹項加重懲罰的手段，適用於所盜財物較多，監守自盜等情節嚴重的。當時的初審法官，顯然是將其按“盜制書”罪處理了。這條盜罪適用於：“盜聖旨，盜聖駕起馬、起船符者判斬刑，盜官家文書者杖壹百，刺字。”禦制書籍，算不得聖旨，但好像又比官方文件重要，所以就取個中間值，判刺字再戍邊。
從字面及制作意圖看，《勸善書》相當於“精神文明指導”壹類的書。但如果覺得這樣的書肯定很無趣，這位民眾真的是出於向善之心行竊，顯然是有所誤判。我們要相信群眾的趣味判斷，古往今來，有趣總是比正確更能誘惑人。
《勸善書》的文獻來源龐雜，粗略統計了壹下，有據可考的，大多出於《新唐書》以下至《元史》等正史，以及《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子部書。如果材料僅來源於這些常見書，雖說把故事搜集在壹起也不容易，但終歸是不稀奇了。這部書真正有趣的地方，是許多可考、不可考的集部或子部材料。比如第二卷裏，寫了壹個明代當代的鬼故事，發生在翰林院檢討、國子監祭酒胡儼之兄，胡發女兒的未婚夫的身上。
首先，這樣的敘事就很有意思，比“七舅姥爺的三外甥女”可繞多了。這個未婚夫名叫夏福，不愛學習，就將本府儒學放火燒了，破案後被押至南京淩遲處死。他母親將其焚化後帶回，並向道士請了護符，以免過江河遇到危險。接下來，我們可能會期待更驚悚的鬼故事，但沒有。卻說夏福的鬼魂安全回鄉後，在城隍指派下，到家鄉的壹座廟裏做了小官，主管溺水者。他天天抽空回家吃飯，喜歡勸客人喝酒，大家也都能看見他。壹次有位鄰居婦人把酒偷偷倒地上了，被夏福壹通罵。後來被上級察覺，加強了崗位制，他也就不能常回家了。然後，故事就結束了。沒有果報，沒有怨念，沒有說教。鬼也活潑俏皮，看起來就像政治不正確的輕喜劇，還會讓人忘了前半段犯罪與判刑的驚悚。
但這個輕喜劇還是有主旨的，只不過被巧妙地隱藏起來了。壹筆帶過的道士護身符，就是故事的節眼。夏福能安全回鄉，沒有地獄果報，還有小小差事，能享受家庭歡樂，全賴有此，顯然是某位道教人士執筆的本故事。故事的結尾，還有壹個小小夾帶，有人問夏福：“妳曾去過胡家嗎？”夏福說：“胡宅裏有很多善神，我不敢進去的。”借鬼魂之口，表揚了胡氏家族的威望與親善。
胡儼任國子監祭酒，預修《永樂大典》，不知他是否也參與修撰《勸善書》。《勸善書》成書於永樂三年初，故事發生在洪武二十七年，與修書時間相距不過十年，當時出版業不發達，時間距離如此近的壹個故事，要從流傳的書籍中得到，似乎不大可能。胡儼的個人著作裏沒有這種佚事的記載，可以理解為士不語怪力亂神的約束。但這個故事寫他侄女的未婚夫，與他的關系很密切，極有可能，這是壹個由他口述而來的故事。
這個可能是口述材料而來的故事，讓我難免猜想，這書中好多未能查到出處的材料，是否也都有如此“田野”的來源。這些“田野”材料，往往比從書籍裏來的那些更有意思，可能沒有經過精細的意識形態加工，更具故事性的原汁原味。隨手再拈壹則來看，寫的是蘭溪地面的地方官家屬，互相攀比穿戴，最後發生壹系列生死攸關故事的悲喜劇，比《包法利夫人》還精彩些。這則故事被《萬歷金華府誌》引用，後來的重修方誌也壹直沿用。
明代的出版業，到成化以後才開始興盛，至嘉、隆、萬時期，才達到私家刻書、坊刻書遍地的地步。永樂時期好多著名文人的集子，在當時都沒有刊刻，大多在嘉靖之後才付刊。從方誌材料來看，《勸善書》是各府、縣學的基本藏書。《實錄》說永樂五年曾頒給臣下壹次，根據多地方誌的記載，永樂十三年、永樂十五年曾有兩次頒書，地域範圍更廣些，書目包括：《大誥》《大明律》《五倫書》《為善陰陟》《孝順事實》《勸善書》等。
翻看康熙、乾隆年間所修的方誌，好多縣學的藏書，只有永樂年間頒下的這些書，甚至連壹部史書也沒有。稍好壹些的縣，有官員自行添置的，但壹般也就幾部史書，再加壹兩部理學家的文集。這其中，上海嘉定的縣學藏書，仿佛就是沙漠裏的壹朵奇葩。據《萬歷嘉定縣誌》，這個縣學的藏書，除了永樂朝頒的這些書外，正史也全部齊備。萬歷十九年，鄉賢、禮部尚書徐學謨添置了以下：《何大復集》《歷代名畫記》《丹鉛余錄》《丹鉛總錄》《老子解》《世廟識余錄》等，顯然他愛好文藝以及道家，並且把當代史也收羅進來。
萬歷三十壹年，知縣韓浚增入《憲章集》《惕若齋集》《問辨牘》《續問辨牘》等。不用說，這是位理學中人，很可能是管誌道的門徒。同壹年，教諭王善繼增入《爾雅註疏》《道德經》《沖虛真經》《楊子法言》等，這位教諭不但與知縣學術旨趣迥異，而且還有分庭抗禮，爭奪文化話語權的意識。相比那些只有幾本藏書的北方縣學而言，當時的嘉定，算得上是學術與文化多元化的標桿了。那位竊書者，要是生活在萬歷年間的嘉定，也斷不會冒險去偷《勸善書》了。
葉盛
（1420-1470）
在《書草堂詩余後》裏寫，在他小時候，他叔父與客人在家壹起讀《勸善書》（類似今天的讀書會吧），他也站旁邊聽了壹些。後來有壹次，講到某事不知在哪壹卷，他就提供記憶說是在哪壹卷哪壹板。翻出來壹看，果然對，壹時被稱嘆有加
（《?竹堂稿》）
可見《勸善書》內容的豐富，用來開個讀書會，展開思想史、社會生活史、民俗學之類的探討，還是足足有余的。由於其中的釋、道內容，民間口耳相傳間，可能是當故事書看的，而這種閱讀體驗，與此書的官方神聖象征之間，並不統壹，所以才有了竊書與重判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