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隨著商業的發展，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重商思想的出現，使得許多讀書人改變商人和商業的發展的偏見，明代汪道昆（1525~1593）提起自己的家鄉安徽新安是說到：“大江以南，新安以文物著，其不俗儒則商，相代若踐更。要之，量賈何負閎儒。”[1]雖然最後壹句話顯得有些傲慢，但這是以前的商人和商業所不能相信的高評價，汪道昆可謂是商業的代言人，可見當時的讀書人對商人以及商業的偏見有改變，但並不足以使得他們選擇放棄科舉從商，畢竟他們生活在接受著傳統儒家文化的教育之下，還是希望通過科舉考試走向更好的仕途，但是什麽原因使得他們去從事商業活動呢？
儒商現象可以說是“士”的分流現象，很多士放棄了科舉去從事商業活動。余英時先生指出，當時許多士放棄科舉從商的原因有二:“第壹是中國的人口自明初到18世紀增加了好幾倍，而舉人、進士的名額卻未相應增加，因此科舉考試的競爭愈來愈激烈。另外壹方面，自16世紀以後商業與城市化的發展對許多士子也構成很大的誘惑。”[2]對於當時的大多數讀書人來說，通過科舉考試，實現自我價值，使得社會地位提升改變經濟狀況的唯壹途徑。相對於人口數的增加和生員總人數的增加，明代的科舉制度顯示出了吸納人才的有限性，彼時“士而成功也，十之壹，賈而成功也，十之九。”[3]從中看出，科舉制度的競爭壓力不斷增強，科舉獲得成功的概率遠遠要低於商業，反觀商業的發展以及獲得成功的概率增加使得從事商業的士人不斷增加。
社會進步人口增多，但相應的進士、舉人的選舉名額並為增加，在這激烈的競爭中，科舉舞弊有增加了科舉的許多變故，如正德三年（1508年），大宦官劉瑾將自己的同鄉五十人的名單交給會試主考，主考懾於宦官的淫威惟命是從。就連力改吏治、整飭科舉的權臣張居正也曾恃權舞弊，萬歷二年（1574年）會試，張居正之子落第，張大為不滿，遂停止當年於該屆進士中選庶吉士入翰林院，其後在萬歷五年、八年兩屆會試中，張的兩個兒子先後高中榜眼、狀元，其內閣同僚呂調陽、張四維、申時行的兒子們也都利益均沾，紛然登科。[4]
科舉制度競爭激烈，而且充滿種種變數。他們對科舉失去了信心，所以選擇放棄科舉另謀出路，從商就成為了這些讀書人的壹個職業選擇。
[1]《太函集》卷五十五《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誌銘》
[2]余英時：《明清變遷時期社會與文化的轉型》，沈誌佳編:《余英時文集》第3 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頁。
[3]吳吉祜:《豐南誌》卷六《百歲翁狀》，《中國地方誌集成鄉鎮誌專輯》第17冊，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
[4]《中國選士制度史》，劉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