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十壹歲從同裏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於精熟。自十三齡至於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壹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壹壹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搜括。後由博覽轉為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沈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偽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壹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群”，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嚴復《甲辰出都呈同裏諸公》詩雲：
孤山處士音瑯瑯，皂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壹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林紓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為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為“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紓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並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凈。吾人喜其嚴凈，壹沈溺其中，便成薄弱”；專於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為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並以為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
林紓青年時代便關心世界形勢，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中年而後，“盡購中國所有東西洋譯本讀之，提要鉤元而會其通，為省中後起英雋所矜式”。他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只靠“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西書疑義”。後來他與朋友王壽昌、魏易、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的幾十名作家的作品。壹生著譯甚豐，翻譯小說達二百余種，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曾被人譽為“譯界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