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機《文賦》：“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說明了靈感對文學創作的作用。靈感之獲得非人力能左右，而應順應自然。文思之通塞取決於靈感的有無。
以下為具體闡釋：
壹、應感說的內容
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第壹個真正地對創作中的靈感現象予以關註、並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的，是西晉文論家陸機。他在《文賦》中寫到：“若夫應感之余，通塞之際，來不可遇，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在這段文字中，陸機雖未使用靈感這個術語，但他意識到了“感會”的存在及其在藝術構思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並對靈感來臨及去後的心理狀態做了精彩的客觀經驗性描繪。陸機明確地指出，靈感是藝術構思階段非作者所能自覺把握的壹種突然的“開塞”現象。它不同於藝術構思、藝術創作中的冥思苦想而是壹種“來不可遇，去不可止”的精神狀態。“陸機還明確地指出了靈感的另壹本質特征是‘應感’。他把藝術構思中突然開塞同‘應感’聯系在壹起，用‘應感’來解釋藝術構思階段的突然開塞現象，較之西方的那種‘神賦天授’的理論解釋，更具有科學性。”這裏的“應感”就是壹種心物交感，心物感應。陸機這裏對靈感的闡述所指的心物感應活動，往往心有所感，但“口不能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藝術構思處於阻塞階段，受某壹外物的刺激開啟，而使思路豁然開朗，從而迸發出靈感的火花。
《文賦》還十分強調“收視反聽,耽思傍訊”這壹構思運神規律。“收視反聽”,註重其“神”,“耽思傍訊”謀求其“象”。此言構思之始,須聚精會神,靜思慎慮,反復求索,依物寄情,達到突發性的靈感閃現。這與“精鶩八極,心遊萬切”的神明遠馳,想象飛騰是相扣合的。可見,“耽思”是靈感萌動時的重要心理因素。“耽思”是寫作者在構思時必須使精神處子“寧靜專壹”的狀態。此時,由於神經過程負誘導規律的作用,使構思興奮中心周圍的神經活動受到抑制,迫使思路由寬變窄,這樣通過負誘導規律,再使抑制狀態的神經區域復蘇興奮,保證更多的相關記憶表象在無意中活動,為靈感提供原料。這就是《文賦》談到的“罄澄心以凝思,吵眾慮而為官”。寫作者在構思之初,萬象紛呈,思緒萬千,必令神情如水之清澈,火之明朗,方可鑒照萬物,調動起潛意識中的盲點錯移,使自己與所描繪的客觀物象相融會。
二、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對應感說的繼承發展
陸機之後，靈感問題引起了廣泛註意，許多作家、理論家都論及到了靈感，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靈感理論的總體框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齊梁之際的劉勰，他發展和完善了靈感理論。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中，細致具體地描寫了作家在靈感狀態下的創作活動：“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裏；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舒卷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這段文字雖不是專門論述靈感問題，但也涉及到了靈感的內容。“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描述了思路通塞時不同的情狀。“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說的是當靈感閃現時，作家的創作欲望極強烈，想象極為豐富，無數生動藝術形象紛至沓來，文思如泉湧。這些看法都從不同側面論述了的特征及其運行的內在規律。
不難看出，由陸機而來的“應感”之說，是對靈感的本質特征的把握。由應感出發，形成了中國獨具特色的靈感術語，如“興會”。“興”的本義是“起也”（《爾雅》），“會”是“會聚”，“興會”就是情感興起會聚壹處抒發的意思，含有心物契合，心物相感的意思。宋代的楊萬裏在《答建康府大宰庫監門徐達龍》壹文中認為，“興會”是“我初無意於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我之意亦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光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神韻說的倡導者王士禎，特別註意靈感的生發，及其重視興會。他在《漁洋詩話》中說：“古人詩祗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裏鼓也。”[2]在《池北偶談》中又說到：“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旨矣。”興會狀態下湧現出來的藝術形象、意境等等都是獨壹無二，精彩絕倫的。在殫精竭慮的創作構思中，如果單純模仿古人經典，是不成功的，失去了創作的本質。
三、應感說與“天人感應”說的關系
陸機的“應感”之說與漢代的天人感應說有很大的關系。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來源於先秦哲學的“天人合壹”觀，先秦的“天人合壹”觀為董仲舒提供了理論依據。他不但繼承了關於“上帝”、“天道”、“天命”等學說，且汲取了已有的陰陽五行說和諸子百家學說的有關內容，將其熔於壹爐，建構了適應漢代政治需要的“天人感應”理論。董仲舒援引前人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普遍有效的公理，並將之發展，用以解釋宇宙構成、自然現象，闡明人事活動。董仲舒所謂的天人感應是自然的內部感應，即天通過與人的互動，以祥瑞或災異的形式體現賞善罰惡性能，但此類警告對人而言並不表現出“天”的惡意，反而恰恰表示了“天”對人的仁愛之心。從中國古代傳統的“天人合壹”哲學思想出發，將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還原到社會與思想歷史發展過程之中，還原到西漢的時代背景之下去考察，可以發現，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在漢代封建社會，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並為國家的政治生活乃至整個社會生活提供思想指導。並且，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是在融合先秦諸子思想基礎上形成的，推動了儒家學說的豐富和完善，為中國古代儒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陸機已經探到，只有“佇中區以玄覽”，“瞻萬物而思紛”，方能“抱景者鹹叩，懷響者畢彈”的創作規律。也就是說，寫作者大腦中已經存儲著紛紜萬狀的材料。這些材料又受大千世界窮極變化所制約，因而可隨時的、以意想不到的態勢呈現出來，即所謂靈感的誘發。五彩繽紛的生活畫面，千姿百態的自然景觀，都是誘發靈感的“媒介”。“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人的創作情感、感受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因而呈現出不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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