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自傳中說：
“不久之後，我就因為萊比錫大學是印歐文法的比較哲學的重鎮，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 的語音學是很傑出的。他曾發明了壹套方法，用聲調去分析壹本古籍。我又讀到 Passy 的語音學，是壹部極具參考價值的書。這些都與分別中國古音的“等韻”研究有關。分別古韻對於決定古音是極有價值的。這要根據陳蘭甫和黃季剛的根本研究入手。不過清儒王念孫，段玉裁，還有近來瑞典的學者高本漢 (Bernhard KarlBgren)，都已經有很大的成就。
關於 Durerbund 文學書目顧問學會，我認為大有用處。這個學術機構向讀者提供忠告，使他知道對某壹個專題當讀某些書籍。Jagermaan 教授是教我後期德國浪漫主義的講師。我不能去找他打聽相關的參考書目，也不能去問別的學生。後來，在紐約我幫助編了壹本供大學生閱讀的書，壹定銷售了壹百多萬冊。壹本好的導讀類的書，對自己研究的學生就如同鎖的鑰匙壹樣。有這樣導讀的書在手，讓學生自己去研究，對這項專題方面，妳等於已經提供他浩繁的材料。這是我對大學生研究壹項專題的方法。關於這個，容後再予詳論。妻與我壹同去上 Max Forester 的英文課。我們倆就猶如兄妹壹樣。從那時起，妻就註意到我必須衣著整齊，這是她對丈夫的要求，至於我個人，我倒認為無所謂。在食物方面，她使我壹定要營養適當；可她對自己，則自奉甚簡，絕不講究。後來，壹個和很出名的音樂批評家離婚的美國女士，是我們的朋友，她對我說：“林博士，妳們婚姻上沒有什麽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她甚為詫異，她於是知道了中國婚姻是與美國婚姻不同的。
我前面曾說過我在清華學校時決心讀中文。可是後來卻以學校的教授身份來到萊比錫大學。在萊比錫大學有壹位中文教授 Conrady，他的文言文很可以，但是讀現代中國的報章雜誌卻有困難。他開了壹門泰國文法，班上有四、五個學生。我覺得德國人遇事講求徹底認真，居然有學生精研泰文文法。Conrady 博士認為他有壹位從北京大學來的我這位同事，頗以此為榮，因此對我熱誠歡迎。中國研究室的中文書真是汗牛充棟。我也能夠從柏林借到中文書。那時我才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的音韻學。不久，我就沈迷在《漢學師承記》，《皇清經解》，尤其是《皇清經解續編》，這都是滿清末葉體仁閣大學士阮元刻的。我這才熟悉了諸名家的考證註釋的著作，其中大家如高郵王氏父子，段玉裁、顧炎武。概括言之，整個清朝的學術趨勢是壹反明朝的哲理研究，而回到漢朝的說經考證，而且對經書是相信今文，反對古文，因此引起中國經典研究上壹個軒然大波。也引起自唐代以來偽經的爭論，如《詩經》是根據“毛詩”和《左傳》。若是根據西方的語言學來說，認為只有壹個版本才正確，是很武斷的。在漢初，由秦禁經典之後，壹定發掘出來好多版本。國學大師章太炎還是相信經典的古文本為真本。錢穆曾寫了壹長篇文章，證明喊叫“偽造”經典是不肯細心讀漢書的文人的道聽途說。這種邪說至今日而愈甚，甚至梁啟超不相信有老子其人。胡適之認為紅樓夢後四十回為偽造。康有為可算這種懷疑偽造之最大膽者，他竟說六經皆孔子所偽造，因而寫出“新學偽經考”。我深幸還不為之動搖。認為《莊子》的前七篇真為莊子所作，其余各篇疑系偽作，而不說明若非莊子所作，《秋水》、《馬蹄》、《膚篋》究系何人所作？證明古書之真正可靠與否，需要更審慎的研究，如此始能符合西方語言學的標準。高本漢 (Bernhard Harlgren) 氏的《左傳真偽考》是應用現代方法的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