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較之前朝，語言學的研究在清代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無論是在質還是在量上，清代的論著和研究成果都堪稱近代中國語言學研究的巔峰階段。
關鍵詞：清代 語言學 古音學 訓詁學 顧炎武 戴震 乾嘉學派 段玉裁
對清代而言，語言學的發展在壹定程度上是對前朝語言學研究不足的壹種彌補。梁啟超說“ 清學之出發點,在於對宋明理學壹大反動。” （《清代學術概論》）由此可見，語言學研究的發展在壹定程度上也充當了改朝換代的標誌。另外，清朝由於剛剛建立了政權，鞏固政權成了首要的任務。於是，清朝初期朝廷采用高壓政策，文字獄盛行，導致了知識分子放棄了文學方面的創作與研究，轉而投身到古籍之中，復古讀經，“都力圖從古代典籍中去探求古聖賢的真意, 以矯晚明不學之弊, 學風為之大變”[1] 。梁啟超說：“ 清學之出發點, 在於對宋明理學壹大反動。” （《清代學術概論》），清代的知識分子對宋明理學的批判直接推動了清代語言學的發展。
清儒以古音學為本，觸類旁通，涉足語言學的各個方面，尤其在古音學領域取得了卓絕的成就。他們以科學的方法、嚴謹的態度、務實的思路和樸實的作風有的放矢地耕耘在語言學這片土地上，他們為後人留下了壹筆豐富而寶貴的遺產。
壹、良好的開端
俗話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壹半。這句話用在清代的語言研究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清代語言學研究風氣的最大的特點可以概括為實事求是, 重證據、重材料, 不主觀臆測。梁啟超說，“ 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也。”（《清代學術概論》）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前朝遺老們開創了清代的樸素治學風氣的先河，奠定了整個清代語言研究的古樸傳統，這些就是清代語言學研究能夠取得輝煌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證。
在明代學者的基礎上，清儒著手構建完整的古音體系。作為科學古音學的奠基人，顧炎武以其獨到的見解首創了上古韻部的分類。顧炎武認為，“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壹方面繼承了明末學者陳第的古音研究成果，另壹方面他通過對古籍箋釋、搜補、辨偽、輯佚並與實際調查相結合、考證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古音。在古音學研究的道路上，顧炎武以篳路藍縷之功為後代的學者開辟出了壹個嶄新的平臺，他從實際材料出發，從事實上得出結論，縱然“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縱然後代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精益求精，做到了更好，但是顧炎武在對語言學研究作出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提到顧炎武就不能不提他的兩部堪稱清代音韻學和訓詁學的奠基巨著——《音學五書》和《日知錄》，梁啟超是這樣評價《日知錄》的：大抵亭林所有學問心得, 都在這書中見其梗概。每門類所論的話, 都給後人開分科研究的途徑。而《音學五書》更是稱得上是清代音韻學研究的源泉，“無人不把開辟的功勞歸到顧炎武的身上”。
以顧炎武為代表的清初學者們為後代的學者夯實了語言學研究——特別是古音學研究的基石，他們的為人與治學都為後世的學者們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二、優異的傳承
康乾盛世的和諧局面也為學術研究的發展營造了壹個良好的環境，這為後來乾嘉學派的大發展大繁榮做了良好的鋪墊。乾嘉時期的語言學研究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勝景，著名的語言學家有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桂馥、王念孫、江有誥等，語言學名著有《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聲韻考》、《聲類表》、《爾雅正義》、《說文解字註》等。
乾嘉時期，古音研究壓倒了切韻和審音的研究，占據著語言學研究的主導地位。 何九盈先生認為，“古音學的發展是乾嘉語言學興旺發達的決定性的原因” 2。乾嘉時期的古音研究是在顧炎武建立的體系上發展起來的。除了有前人準備充分的基礎以外，乾嘉學者自身的重視以及“這門學科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獲得前所未有的發揮” 3。
青年時代的戴震在其著作《轉語十二章序》中就指出：“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這說明他很早就認識到古義與古音之間的密不可分的聯系。戴震後來還提出“因聲知義”等論點，這給他自己和後來的學者指明了壹條研究的方向。
乾嘉時期，古音的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江永在顧炎武的基礎上分古韻為十三部，段玉裁分古韻為十七部，王念孫分古韻為二十壹部。古韻分部更加細致，加上戴震和孔廣森的古音對轉理論的提出，這壹切都為古義研究營造了良好的條件。
乾嘉時期的古義研究與古音研究達到了相同的高度，古義研究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為代表，他們秉承顧炎武的務實方法，在研究的道路上腳踏實地，壹步壹個腳印。
段玉裁歷時十九年而著就的《說文解字註》雖然在今人看來有不少偏頗和錯誤，但就當時來講已是很大的進步。段氏《說文》直承戴震形、音、義互求的研究方法，他闡明了許慎的編撰體例，並能夠以語言學理論觀點為依據從整體上分析語言、文字的形、音、義，並提出規律性的認識。此外，段玉裁還在詞匯學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獨到見解。
與段玉裁同出戴門的王念孫篤好經術，著作不多，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釋大》等。 王念孫的主要成就表現在三方面：首先，“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其次，註重研究復音詞，對漢語復音詞的內部語義構成作了深入分析，分出了其中具有同義語素的壹類，即“連語”，揭示了“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的本質特征。第三，歸納與演繹相結合，揭示了許多修辭條例和語法規律，特別在虛詞訓詁方面功不可滅。
三、後代的傳續
道光往後，清朝的統治逐漸走上了下坡路，這段時期內的語言學研究也因為外部環境的變化發生了壹定的改變，但他們在整個的研究範圍上並沒有突破前人的研究領域，而且晚清的學者們依舊保持了自清初傳承下來的樸學的思想和嚴謹、務實的治學態度，他們著重做到因聲求義、註重考源溯流、力求旁征博引。
有“道鹹之冠”之稱的俞樾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了樸學之風，他提出和使用的壹些思想和方法對晚清訓詁學以及後代訓詁學的發展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已經註意到了詞義和訓詁的聯系與區別,註意到詞的存儲義與使用義的區別，認為訓詁要“隨文釋義”。他在訓詁實踐中反對附會穿鑿,追逐新奇的做法,認為只要訓詁可通,符合文意即可。
作為晚清實訓派訓詁的代表人物，俞樾提出了以子證經的訓詁方法，他還破通假、求同源、通語法、辨語義求訓詁，此外在訓詁實踐中，他大量運用轉語理論、右文理論等。
總而言之，清代的語言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是與清儒們對語言學研究的重視，與清儒們的科學、正確的方法，與清儒們腳踏實地、樸實的治學作風以及他們有的放矢、突出重點是密不可分的。
摘自新浪網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