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學”壹詞古已有之，最早出現於《周禮》，承載著樂師禮樂教化之職。在後世發展中，其含義也在逐漸演變。首先，基於對《漢書·食貨誌》的記載，可推測時之國學為地方諸侯貴族把持之學，承擔向中央輸送地方精英的過渡作用。其後，國學逐漸成為國家官學體制的壹部分，並在授課對象、授課內容、規制方面形成了較為健全的體系,從而確立了國學最高官學的地位。
關鍵詞：國學；禮樂教育；官學；古代教育
中圖分類：K20 文獻標識碼：A
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於近代肇始，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代名詞。然而“國學”壹詞古已有之，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其含義也經歷了發展演變。隨著國學在近代背景中走進學術視野，各家爭論不休，關於其含義探討也往往集中於新意涵的挖掘和賦予。當翻閱古代典籍，重新尋找國學蹤影時會發現，千百年來國學與中國古代教育密不可分，特別是作為國家官學中重要組成，國學顯然成為貴族之學或國家最高學的代表。目前學界研究往往集中於國學在近代舞臺上的爭辯和國學的現實功用，而對古代國學概念缺乏詳盡梳理，本文將以此為突破口，梳議中國古代國學概念，所囊史料和個人學識有限，不當之處，敬候方家指正。
壹、禮樂教育：國學之溯的壹種推測
今人追溯“國學”往往自《周禮》始，即《周禮·春官宗伯·樂師》所載：“樂師掌國學之政。”[1]50 基於此之論述和後世著作引申，針對國學早期所指，學術界主要有以下幾種論斷，壹種將國學作為周代官學總稱，並將其代指小學和大學，如清末孫詒讓在《周禮正義》中視國學為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第二種觀點斷定國學意指樂師主授禮樂課程或為傳藝之所；第三種觀點認為國學就是國家教育，具體指國家高級機構或學校，主要以貴族子弟為教授對象，其中以持此說為多。這些觀點或以周代教育出發，或站在古代教育的總體高度，卻少聚焦《周禮》所載本身。因此本文首先將以《周禮》記載為挖掘對象，以國學源之所出探尋，作如下分析。
首先，國學所指最初可能是國家禮樂體系的壹部分。在周代眾官職中，樂師壹職隸屬春官系統，春官為“禮官之屬”，主掌禮樂，在高度重視禮制的周代，春官之重可想而知。國學既然出現在春官系統中樂師壹職，與禮樂必脫不了關系，禮樂之責甚至重於教化。第二雖然周朝有諸多官職擔當“教國子舞”，但是在《周禮》對各官所職的記載中，似乎只有樂師之責明確提到了“國學”二字，因此國學早期意涵很有可能只是禮樂中的小型樂舞。第三，樂師“掌國學之政”具有教化色彩和教育職能。周代職官的壹個鮮明特點是“官教合壹”，諸多職能政教並擔，樂師所掌國學可能是國家官學體系的壹部分，必然具有教化的職能和色彩。第四，國學不太可能是國家的高級官學。地官“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是為“教官之屬”，而春官的教化職能相比較弱，所屬春官的樂師之教育作用似乎不為主職。以此而論，筆者推測國學之溯源為：作為樂師職責之壹的國學是隸屬周代國家禮樂體系的小型樂舞，具有教育職能，但並不是國家高級官學。
二、地方諸侯把持之學：以《漢書·食貨誌》記載為例探討
春秋戰國以後，國學壹詞的出現漸有增多，其含義也經歷了壹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上古時期禮樂教化的含義不再明顯，而是逐漸成為國家教育體系的壹部分。最初可能只是諸侯轄內之學，成為國家中央官學已是後話。此處以《漢書·食貨誌》對教育的記述為例探討國學初步演變。
《漢書》載：“是月，余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庭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2]291此段敘述出現在記錄漢代社會經濟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狀況的《食貨誌》中，開頭出現的“是月”指冬日農閑時節。此段文字描述了平民子弟的求學歷程，所謂“序室”為蒙童所就之學，“小學”和“大學”此處指平民子弟逐層升學等級，因後文稱“秀異者”才有權被推薦，所以“小學”和“大學”這裏指平民子弟就學的地方學校，區別於中央貴族的“大學”和“小學”，因此後半部分出現的鄉學和庠序、國學和少學可能是相較高壹等級的地方官學或地方諸侯貴族之學。
依照《食貨誌》前文所述“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族，五族為常，五常為州，五州為鄉”、“裏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2]291可解讀“序”為裏壹級學校，“庠”即鄉壹級的學校，那麽庠序在此大約是級別較低有官方或貴族掌管的地方學校。依照清人黃生所釋“鄉學，庠序之總名也。國學，少學之異名也” [3]196，那麽庠序即鄉學，國學即少學。地方小學、大學優秀生源可升至鄉學（庠序）中學習，鄉學優異者可往國學（少學）受教，國學中優秀者可由諸侯推薦到天子直屬最高學府大學，因此國學是由地方諸侯貴族直接把持的地方官學。
通過上述分析，經歷了諸子爭鳴的春秋戰國，民間私學湧現，自上而下的教育體系推薦機制也逐步健全起來。在科舉制度尚未成型，民間非貴族人才主要以推薦為主的年代，國學成為由諸侯貴族把持的地方高級官學，是連接民間和中央教育的過渡橋梁，也是由地方向中央輸送學業精英的關鍵步驟。而在後世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科舉制度確立、地方貴族的人才推薦職能弱化後，國學更多出現在中央國家機構的設置中，成為中央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國家最高官學：多角度的古代國學解
隨著歷朝歷代國家教育體系逐漸完善，國學的含義逐漸擴展成為“國家之學”或“壹國之學”，同時也被漸漸賦予了國家高級教育機構的默認，在後續演化過程中，國學成為最高官學的代表。當國學出現在中央官學體系之後，對於國學的解讀便與貴族教育和人才培養聯系起來，國學也成為高級貴族學校和國家至高學問策源地。這樣的國學已經脫離了早期禮樂色彩，並形成了系統健全的規範體制，以下將從國學與國子學、太學關系，國學的授課對象，國學的授課內容，國學的規制四個方面粗略考察作為國家最高官學的國學概念。
（壹）國學與國子學、太學
晉武帝始立國子學，國學逐漸成為後代各朝國子學或國子監的簡稱。自東漢末年分裂割據至隋文帝大壹統之前的壹段時間內，各朝文獻記載中較多的提到了“立國學”之舉，壹種合理的解釋是西晉所設國子學以“國學”為簡稱，在隨後南北朝分裂狀態下，各小朝廷多用之。例如梁武帝“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 [4]1730、齊明帝建元二年“國學久廢”、“逡之先上表立學” [4]666。到元朝，國學與國子監所指相同，忽必烈初年“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5]296，值得註意的是元朝還分設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體現了各民族的文化傳承，當然也包含著民族等級森嚴的色彩。自國學（即國子學）設立後便成為淩駕於太學等學之上的國家最高官學，南齊曹思文曾上書稱：“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6]83此外，《新唐書》中記載：“高祖始受命……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7]5635 此處亦明顯可見所立國學其等級、入學條件的嚴苛程度明顯高於太學、四門學等學。
（二）國學的接收對象
從“國學”接收對象上來看，最初“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壹句中出現“國學”二字，明顯是針對貴族官宦子弟的教育。在後世演變發展過程中，各代最高官學機構，大多以“國子”命名，比如國子學、國子寺、國子監，甚至簡化為以“國學”相稱，鄭玄註“國子”即“卿大夫之子弟也”。但並不是所有的官員子弟均可入學，只有官員品級達到相應標準，其子弟才能入學。如唐“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勛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勛封之子為之”[7]1159。宋代之後，其招收對象已經漸為放寬，至於明朝則擴展到普通平民，“凡國學生員，壹品至九品文武官員子孫弟侄，年壹十二歲以上者充補，以壹百名為額。民間俊秀年壹十五歲以上，能通四書大義，願入國學者中書省聞奏入學，以五十名額” [8]253。“國學生源”、“ 入國學者”，逐漸成為代指能夠接受國家最高級別教育的學子，即“公卿子弟，並入國學” [9]365。嚴格的身份限制和較高的評選標準表明了入國學門檻之高和國學的尊貴。不僅如此，唐朝盛世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10]303，體現了國學對外來留學生的開放性。
（三）國學授課內容或研究內容
首先是尊孔，自漢武獨以董仲舒所推儒學為官方哲學後，儒之至尊地位延續千年，國家最高官學尊從孔子也順其自然。提出尊儒的鼻祖董仲舒本人也曾為太學博士多年，竭力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後漢書》曾記載東漢官員朱浮上奏：“以國學既興”，“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11]316，亦可見國學之尊孔風尚。此外，在文獻中關於在國學中祭孔或立孔廟的記載也多為見得，如唐“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 [12]252、元朝“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國學,以故孔子廟為京學,而提舉學事者,仍以國子祭酒系銜” [5]2301、明洪武年間“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 [13] 20，此外，朱元璋受封孔子後裔孔訥時，“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學，學官率諸生二千余人迎於成賢街[13] 7297，都是歷代國學重孔尊孔的鮮明表現。
第二，延續了上古時期的禮儀之教，入國學有復雜規範的禮制，並接受貴族官僚賢人觀禮。雖然唐初曾壹度以周公為先聖，但周公亦被尊為重禮之人，而孔子對周公推崇有加，其本人也具有深厚的禮樂思想，唐太宗時國學復以孔子為尊，既尊孔必重禮，作為國家最高學的國學必然以身作則，國學重禮的傳統異常深厚。正如元儒博士虞集所言：“國學，禮義之所出也” [6] 4175。貴族官宦子弟入國學時，行齒胄禮或釋奠之禮，亦有皇族、官員觀禮。唐代令狐峘、滕珦均有《釋奠日國學觀禮聞雅頌》詩作流傳後世，“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儀何棣棣，環佩又紛紛”、 [14] 2849“肅肅先師廟，依依胄子群。滿庭陳舊禮，開戶拜清芬”、“ 聖上尊儒學，春秋奠茂勛” [15] 2850，用以頌揚國學之禮。
第三，國學教授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兼及其他各派學術。梁武帝時“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唯國學乃經，經各置助教雲” [16]433，唐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17]3167。大多皇朝貴族官宦子弟達到規定年齡即入國學學習，皇帝也多次親臨請教儒家典章。。除此之外，國學的研究對象不僅集中於儒學經典壹類，而是博觀經史，兼及百家諸學，例如在唐朝初年伴隨儒釋道三教交流碰撞，國學也受此風潮影響，唐高祖李淵就曾“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 [18]160。
（四）國學的規制
包括生源和任職官員在內，國學在國力強盛時可達數千人，學舍千百余間，規制宏大，令人驚嘆。國學不僅匯集了當時壹大批學術精英，而且培養了眾多學術後繼者，中國歷來重文教化由此可見壹斑。特別是在唐太宗時期，不僅國立壯大、文化繁榮、對外交往頻仍，國學的發展也甚為壯觀。包括外國留學生在內的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之內八千余人” [10] 302。到元朝時，雖為蒙古族統治，其仍在重儒上不敢怠慢半分，漢族官員韓元善曾向上進言“歷代國學皆盛，獨本朝國學生僅四百員” [5]786，說明學生四百人已是少數。當然也有人數更少的時候，如南朝齊開國皇帝蕭道成“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 [6]82，但那畢竟算是獨居壹隅的“小朝廷”。作為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特別是還肩負著培養皇子貴胄、網羅天下頂尖優秀學子重任的國學，不僅為皇帝智囊團儲存後備力量，更是國家人文重鎮，其建制之龐大是保存國家文化傳承的需要，也是從根本上延續儒學至尊、保障皇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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