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貧寒，曾隨父親布和德力格爾為富人放牧。12歲時被送到昌圖老城文昌宮讀書。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選定為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嗣子，承襲科爾沁左翼後旗紮薩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禦前行走，賞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賞用朱韁。道光九年(1829年)，賞穿黃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備用處事。九月，命管火器營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禦前大臣、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九月，為後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鑲紅旗蒙古都統。二月，充諳達(督領侍)管虎槍營事。七月，命總理行營。十二月，為閱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鑲白旗滿洲都統。道光十七年(1837年)，賞用黃韁。道光二十壹年(1841年)九月，為正黃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監督，署正藍旗滿洲都統。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為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為鑲黃旗蒙古都統。九月，命往密雲縣剿匪，授左翼監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獎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賞四團正龍補服並準予穿用。道光皇帝駕崩時，僧格林沁為顧命大臣之壹。
鹹豐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禦前大臣，署鑾儀衛事。曾請旨出兵鎮壓科爾沁左翼後旗佃農抗租鬥爭。鹹豐二年(1852年)，上書逮捕佃農抗租領頭人吳寶泰等下獄。主持道光帝梓宮遷葬，恭謹從事，賞加三級。鹹豐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辦京城巡防，任參贊大臣。此時，太平天國已定都天京，並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統領健銳營、外火器營、兩翼前鋒營、八旗護軍營、巡撲五營及察哈爾各官兵，並哲裏木、卓索圖、昭烏達蒙古諸王勁旅出京。九月，設防紫荊關。十月，在天津南王慶坨與北伐軍開戰。北伐軍損失慘重，退到連鎮壹帶。鹹豐帝賜僧格林沁“博多羅巴圖魯”稱號。鹹豐四年(1854年)，又在連鎮大敗北伐軍。鹹豐五年(1855年)正月，鹹豐帝加封僧格林沁為博多勒噶臺親王，賞朝珠壹盤、四團龍補褂壹件。四月，詔世襲罔替，俸銀加倍。鹹豐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鑲紅旗漢軍都統。
鹹豐八年(1858年)，直隸總督譚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戰敗，清廷主和派與英國代表簽署《天津條約》。僧格林沁得知後，向鹹豐帝奏請，堅決要求撤回談判代表，主張調用全國之兵員，傾全國之糧食，整頓軍隊，把外國侵略者趕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風，他的意見未被采納。鹹豐九年(1859年)，鹹豐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辦大沽口和京東防務。僧格林沁吸取第壹次大沽口戰役失敗的教訓，積極籌建大沽海口和雙港的防禦工事，整肅軍隊，做好反侵略的各項準備。英法新任駐華公使普魯士、布爾布隆率領所謂換約艦隊從上海沿水路北上。艦隊由壹艘巡洋艦和13只炮艇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時，藐視中國軍隊的設防，不聽中國軍隊的勸阻和警告，明目張膽地闖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國官兵的極大憤慨。僧格林沁下達堅決反擊入侵者的戰鬥命令，督軍力戰，擊毀英軍戰艦3艘，使英軍死傷464人，英海軍司令賀布受重傷。相持數日，敵艦撤走。這次大沽口保衛戰，是自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入侵所取得的第壹次重大勝利。清廷對僧格林沁和有功將士大加獎賞。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也對此事給予充分關註與肯定。
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敗退駐通州。鹹豐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職。繼而再戰，又敗於張家港、八裏橋，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圓明園被毀。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觸怒了洋人。鹹豐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欽差大臣職。
鹹豐十年(1860年)九月，直隸、山東及河間府壹帶撚軍四起。清廷恢復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壹萬余清軍赴山東與撚軍作戰。鹹豐十壹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據僧格林沁的奏請，其哲裏木盟長職由達爾罕親王索特那木彭蘇克補授。同治元年(1862年)，賞還博多勒噶臺親王爵，不久詔世襲罔替。朝廷授權僧格林沁節制調遣直、魯、豫、鄂、皖五省兵馬。僧格林沁率蒙古騎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敗撚軍，在鄂東霍山黑石流收降撚軍十幾萬人，並打散十幾萬人，清軍也損失慘重。同治四年(1866年)，撚軍整編，增強戰鬥力，重創清兵。同年四月，僧格林沁率萬余清兵追擊撚軍賴文光、張崇禹部，在山東曹州菏澤縣高樓寨陷入撚軍伏擊包圍圈，全軍覆沒。四月二十四日，僧格林沁被殺。
僧格林沁王府
——炒豆胡同73、75、77號
王之鴻
炒豆胡同屬東城區交道口地區，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壹條胡同。胡同自東向西溝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鑼鼓巷，長400多米。此處明代稱“炒豆兒胡同”，清宣統時稱“炒豆胡同”，1965年整頓地名時稱“交道口南九條”，“文化大革命”中改稱“大躍進路頭條”，1979年復稱“炒豆胡同”。
炒豆胡同73、75、77號在胡同西段北側，坐北朝南，南北貫通炒豆胡同與板廠胡同，原為僧格林沁王府，1986年被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炒豆胡同73、75、77號後院均被隔成獨立院落，門朝北開，門牌分別為板廠胡同30、32、34號。以上院落***有房屋200多間。
《燕都叢考》載:“博多勒噶臺親王府，在安定門內炒豆胡同。科爾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齊尚仁宗三女莊敬公主，追封親王街，其子博多勒噶臺親王僧格林沁，鹹豐時以剿賊功，食雙親王俸，謚曰忠，配享太廟。今王伯彥訥謨祜嗣府為忠王所建，非公主賜第也。”據此可知，此府之所以稱“僧王府”，是因為第壹代府主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後，其長子伯彥訥謨祜襲爵，此府遂稱“伯王府”。伯彥訥謨祜死後，因其長子那爾蘇早死，故由其長孫阿穆爾靈圭襲爵，此府又稱“阿王府”。確切地講，此府應稱“博多勒噶臺親王府”，因為“博多勒噶臺親王”是世襲罔替的。
僧格林沁承襲科爾沁郡王，因軍功加封親王、食雙俸。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壹般的郡王府，其規模和規制遠不能與後來幾乎占了整條胡同的“世襲罔替”的親王府相比，後來的僧王府是累年擴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銀6690兩認買了前任杭州織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間。認買後，進行改建，與西部的原府連在壹起，構成由東、中、西三所四進院組成的王府。其中東所除正院四進外，還有東院四進。東所的大門被改建成五脊六獸三開間的府門，以符合親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側有壹座大照壁正對府門，府門兩旁有上馬石，上馬石旁有壹對雕石矗燈；府門裏兩廂置兵器架，後器架上插著兩排“阿虎槍”①，面闊五間的腰廳和垂花門、後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連，院內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遊廊、花廳、亭、臺等建築。正殿臺階五層，舉架高大，有脊獸；每間面闊壹丈有余，進深超過兩丈；殿內用“金磚”②墁地，墻上掛著壹幅僧格林沁頭戴秋帽、身穿“巴圖魯”③鹿皮坎肩的油畫像。
僧格林沁的曾孫阿穆爾靈圭曾任清廷鑾儀衛大臣，清廷退位後又曾任民國的國會議員，家道日趨衰落。阿穆爾靈圭死後，因欠族中贍養費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開拍賣“僧王府”。該府西部成為溫泉中學，中部賣給了朱姓人家，東部除留壹部分為阿穆爾靈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賣給了西北軍。壹座顯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1954年，煤炭部買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為宿舍。
僧格林沁(1811—1865)，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爾的第26代孫。清末著名將領。蒙古族，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左翼後旗(今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人。道光五年(1825年)襲科爾沁郡王，曾任禦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都統。鹹豐三年(1853年)，任參贊大臣，率所部騎兵防堵太平天國北伐軍，鹹豐五年(1855年)，因擒殺太平天國北伐軍主將林鳳祥、李開芳，鹹豐皇帝頒詔:“僧格林沁進封親王，世襲罔替。”鹹豐十年(1860年)，抗擊英法聯軍，失守大沽、天津。鹹豐十壹年(1861年)後在山東、河南、安徽對撚軍作戰，同治四年(1865年)，被賴文光、張宗禹率領的撚軍在山東曹州(今山東省菏澤市)高樓寨附近的吳家店圍殲斬首，其所部騎兵亦全軍覆沒。
僧格林沁死後，謚曰“忠”，配饗太廟，並繪像紫光閣，其子伯彥訥謨祜襲親王爵，並賞“博多勒噶臺”王號。光緒年間，清廷在今地安門東大街路北為僧格林沁立專祠，名“顯忠祠”，春秋致祭。
清代統治者入主中原後，將八旗制度變為純粹的軍事組織，八旗子弟，盡僉為兵，“以清語、騎射為務”，實行世襲兵役制。乾隆皇帝曾說:“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圍較獵，時以學習國語，練習騎射，操練技勇，諄切訓誨，此欲率由舊章，以傳奕祀，永綿福祚。”簡言之，為大清江山千秋萬代計，滿文不能失傳，兵權不能旁落。然而，到了道光年間八旗軍隊已經不堪壹擊了，幸好還有僧格林沁率領的蒙古騎兵尚稱勁旅，能與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相提並論。
僧格林沁壹死，清廷從此喪失了滿蒙八旗的勁旅，軍權漸次落入湘軍、淮軍手中，清廷能不震掉？！從這個意義上講，僧格林沁確是壹位清末標誌性的人物。
註:
①阿虎槍，長矛的壹種。
②金磚，澄泥黑光面的大方磚。
③巴圖魯，滿語，意為勇士。
參考資料:
《燕都叢考》(陳宗蕃編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清鑒》(印鸞章著北京市中國書店)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王忍之編三聯書店)《朱家溍講北京》(楊良誌選編北京出版社)
《北京文物勝跡大全·東城卷》(譚伊孝編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成吉思汗二弟與蒙古族》(作者勿日汗載《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