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先秦時期的文獻整理工作
我國最早發現的文獻是甲骨蔔辭，但是，因為它是出土文物，又和古文字學、考古學聯系在壹起，所以壹般不把它放在歷史文獻學的直接範疇之內。其次應當是，金文，同甲骨蔔辭壹樣也沒有歸入歷史文獻學的範疇，屬於了金石學，而除此之外，最早屬於歷史文獻學範圍的歷史文獻是“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此時，“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講學已經興起，並逐漸發展。私人辦學者有機會有條件利用流傳在民間的歷史文獻和口頭傳誦資料，從而進行整理和編纂。
相傳六經為孔子編纂整理而成的，孔子本人學識淵博，精通六藝，有收集、整理和組織編纂文獻資料的基礎和能力。加上孔子創辦了私學，並且很快擁有眾多學生門徒。這樣的隊伍，是孔子整理修訂六經的強大後備力量。
《詩經》的成書時間，經相關文獻的記載，可以論證出，孔子當年確實有能力對詩經進行刪定工作。
《尚書》關於是否有孔子參與刪定則有壹些疑問，但是不能夠否認孔子對於尚書做過損益的工作。
《禮》，孔子相當重視禮法，對於《禮》的成書做出了貢獻。
《易》，據說《周易》十翼是出於孔子，成於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是有根據的，是孔子賦予占筮之書《易》以新的內容，並為其作出了較為特殊的傳註。
《春秋》為世人所公認為孔子編訂的我國第壹部編年體史書。
《樂》先秦和秦漢之人都認可孔子著治《樂》，由於《樂》亡於秦始皇焚書，後人再也看不到《樂》的內容，也就談不上對《樂》的更深入研究。但無論怎樣講，孔子是整理過《樂》的。
孔子不僅整理了六經，還對文獻中因流傳而產生的訛誤進行訂正，他在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方面邁出的第壹步，無疑是對後世的啟迪並提供了借鑒。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對歷史文獻的態度。“述”即講述和整理，要想講述歷史文獻，就必須整理歷史文獻，只有在整理文獻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講述和傳授。“不作”，壹方面體現了孔子謙遜的品德，另壹方面是孔子實事求是思想的反映。孔子整理的“六經”都是“述”的結果，而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創作。“信而好古”流露了孔子真實的思想，即保守復古的思想，也正是基於這壹點，他才能有整理古代文獻的動機和力量。
“六經”均不同程度地經過孔子的整理，並在孔子整理的基礎上才得以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因此，我們可以視《六經》的整理為我國歷史文獻學的萌芽，孔子是中國歷史文獻學的始祖。
除了孔子以外，先秦還有壹些其他的整理歷史文獻的活動。
《論語》，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的追記，經過幾度編撰整理而成的獨特的語錄體，受其影響後來還有《孟子》問世，傳世影響深遠。
《韓非子》，對歷史文獻的分類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顯學》中認為春秋戰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是儒墨兩家，並將這兩家學派內部分為8家和3家。這實際上是將先秦諸子文獻分成兩個層次，給予了初步分類。同時還提出了辨別材料真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解老》、《喻老》篇對歷史文獻的解釋也有貢獻的。
除此之外還有《孟子》《墨子》《莊子》《荀子》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
下面說的是《春秋》三傳，它們是為春秋因過於簡省的說辭和微言大義作註的流傳至今的三種，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其中左傳最為優秀，它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載春秋經文的事，並且記載廣泛，不限魯國壹國，也不限政治壹方面的事，文筆優美，不僅在史學也在文學方面占有突出位置，並且，左傳是我國古代註釋文獻的真正開端。而剩余兩傳註則重義理少及史實是史學價值低於左傳的我國古代較早的註釋文獻。
二、司馬遷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
司馬遷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表現在：
1、深入調查研究，廣泛搜集資料
2、“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3、對歷史文獻的註釋。對壹些上古文獻做了通俗化的註釋工作
4、“疑者闕焉”。對不能確定的問題留待後人，這壹原則壹直為後人遵從效仿。
可以說，《史記》本身就是綜合歷代文獻的結晶。應該說是司馬遷真正開了私人搜集、整理歷史文獻的先河，同時又是集歷史文獻之大成而撰就為史著者。在處理歷史文獻以及歷史文獻學和歷史學的關系上，他為後代提供了範例。
三、劉向《別錄》與劉歆《七略》
由於秦朝迅速瓦解，漢初統治者急切希望知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原因，基於進行長治久安統治的需要，漢初統治者逐漸具有了搜集整理歷代文獻典籍的願望和要求。
劉邦時從看不起“文治”到要求儒生出謀劃策的轉變。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文帝時“廣開獻書之路”“求能治《尚書》者”
武帝時，采取了“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的措施。
宣帝時，召開了評議《公羊傳》、《谷梁傳》同異的石渠閣辯論會。這是對發展歷史文獻有促進作用的學術會議。
統治者認識的轉變，措施的實行和加強，為實現大規模文獻整理創造了條件。隨著漢朝初期的休養生息，經過文景之治，到了漢武時出現了經濟繁榮的盛況，在宣帝時我國古代壹次大規模的文獻整理工作終於開始了。這次的整理文獻，組織了強大的隊伍，各個方面的人才多聚齊了，整理內容範圍無所不包。而劉向劉歆則是這次整理的總其成者和最後完成者。
劉向父子校理群書的程序和特點：
程序：1、廣羅異本 2、審定篇章 3、校勘訛文脫簡 4、命定書名
劉向父子整理文獻的程序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他們為後世的文獻整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經驗。
劉向在將整理的文獻寫成正本之後，為了揭示圖書的內容，接著又撰寫了敘錄。敘錄內容包括著錄書名篇目，敘述校勘經過，介紹著者生平、理想，說明書名含義、著書的原委與書的性質，還辨別書的真偽，評論思想和史實的是非，剖析學術源流及確定書的價值。這份敘錄作成兩份，壹份上奏朝廷，壹份別作成書，就是《別錄》，***20卷，是劉向校書時所撰寫的敘錄之匯編，它是我國第壹部書目提要。
劉向去世，其子劉歆繼承其事業，還撮《別錄》之要撰成了《七略》（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
總的來說，劉向父子整理歷史文獻方面的主要功績在於：
1、創造了壹套行之有效地方法
2、創造性地編撰了《別錄》
3、完成了我國第壹部綜合性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在劉向父子之後“校勘學”和“目錄學”才逐漸發展，最後成為兩門獨立學科。劉向父子在歷史文獻的整理、校勘、分類目錄等方面的成就是傑出的奠定我國古代歷史文獻學的基礎。
四、班固的《漢書·藝文誌》
《藝文誌》是在《七略》《別錄》的基礎上來記載漢代藏書情況的：
1、篇章結構的調整，將輯錄附於每壹類書的篇後，並抒發己見
2、對原文有所增補和刪改。《藝文誌》中通過“出”“入”“省”三字來表示損益。
班固的《藝文誌》無論篇章結構、序文和書目的結合、分類的合理性等方面，都較《七略》有明顯的進步。而且，《藝文誌》開創了根據官修目錄編制正史“藝文誌”的先例，使後來的正史中大都留下了這個朝代的藏書或這個朝代壹朝人著作的記錄。而且，保存下來的我國最古的圖書分類目錄就是《漢書·藝文誌》，它在歷史文獻學上具有極高的價值和地位。
五、鄭玄校註群經
鄭玄以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來傳註經典，其中以《毛詩箋》和《三禮註》影響最大。其主要貢獻在文獻的校勘和註釋方面提出了壹系列的原則和方法：
1、根據文意來判斷和確定錯訛衍脫。
2、運用了本校和他校等校勘方法。
3、尊重原文
註釋方面：
1、廣征博引
2、運用了音訓的方法。他意識到語言的音與義的密切關系，並把訓詁學和文字學方面的知識運用到文獻註釋中。他通過自己註釋文獻的大量實踐，創立、發展和逐漸完善了傳註這門學問，使傳註學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高度。鄭玄還發揚了司馬遷“疑者闕如”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他還撰了壹部《三禮目錄》是壹部內容豐富、學術價值較高的提要式目錄。並形成了註釋文獻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成為後世文獻學家校勘和註釋的根本法則。
可以說，鄭玄開創了歷史文獻傳註學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