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編輯部遷北京。五四運動爆發後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後編輯部遷返上海，陳獨秀復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為中國***產黨上海發起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號後休刊。 1923年6月成為中國***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理論性機關刊物，改為季刊，遷廣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編，出刊4期後休刊。1925年4月復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各種政治思潮差不多都與《新青年》有關。《新青年》在壹定意義上塑造了現代中國，也影響著當代中國。《新青年》雜誌在中國現代社會文化形態轉型中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
壹、《新青年》與現代文化載體轉型
在《新青年》的倡導之下，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沖擊著中國文言文的正統地位。
長期以來，在正統封建文人眼裏，只有詩、古文、辭賦，才能登文學的大雅之堂；至於白話文學，如小學、戲曲、俚歌等等，都是鄙棄的對象，則被貶斥於文學殿堂之外。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最早萌動於海外。胡適曾在《四十自述》中談到1916年春中國留美學生中關於白話文的醞釀。這年二三月間，胡適對“中國文學的問題發生了智慧上的變遷”：原來壹部中國文學史只是壹部工具變遷史——壹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替代另壹個工具。中國文學史也就是壹個文學或語言工具變遷史，壹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壹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壹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壹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當壹個工具逐漸消失或逐漸僵化時，就要換壹個工具了。在這種嬗變的過程中去接受壹個活的工具，這就叫做“文學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對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接著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發表於《新青年》第2卷第6號。陳獨秀的文章言辭激烈、筆鋒犀利，為胡適文章推波助瀾。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古文字教授錢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國推廣世界語。
《新青年》第3卷第3號、6號，第5卷第2號，第 6卷第1號通信欄中屢次探討文學革命。1918年底陳望道給《新青年》去信說：中文應該“橫行加標點符號”，“諸子卻仍縱書中文，使與橫書西文錯開；圈點與標點雜用，這是東人尾崎紅葉（註：尾崎紅葉(1867-1903)，日本明治初期小說家。）的遺毒，諸子卻有人模仿他，而且前後互異，使淺識者莫名其妙”（註：陳望道：《橫行與標點》，《新青年》第6卷第1號。）。錢玄同回信說：“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橫行必較直行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裏，尤以改寫橫行為宜……獨秀先生亦極以為然，原擬從本冊起改為橫行。只因印刷方面發生許多困難的交涉，所以壹時尚改不成，將來總是要想法的。”（註：《新青年》第 6卷第1號。）至於標識句讀，各人的文筆不完全壹致，則各人所用的句讀符號亦不必統壹，只要大致相向便可以。
《新青年》編輯部規定，從 1918年開始，任何作者“非白話文不用”。1919年12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刊登了《本誌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指出“現在從7卷1號起，劃壹標點符號和行款”（註：《本誌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說明》，《新青年》第7卷第1號。）。《新青年》所用標點符號和行款的劃壹，影響著學界，影響著壹代先進的中國人，影響著中國文體的演進。
《新青年》從開展文學革命開始，白話文逐漸成為語言文字交流的主要工具；關於註音字母的探討，關於新標點符號的探討和使用，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產生了巨大的的作用。中國文化的這壹歷史性的進步，不僅功在當時，而且惠及後人。語言文化作為社會交流的載體，其現代化程度對整個社會乃至整個社會的人的現代化產生巨大的作用。由《新青年》雜誌倡導並實行的現代語言載體文化的轉型，是中國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壹個部分，同時也為現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奠定了文化基礎，註入了巨大的促進力。
二、《新青年》與現代政治文化轉型
（壹）以民主、科學啟開封建蒙昧。
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號發表陳獨秀的文章《敬告青年》，文中指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兩輪焉”（註：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當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註：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針對士、農、工、商、醫各類人等“不知科學”，仍然沈湎於地氣風水之談和方士羽流之類的狀況，陳獨秀提出，要根治這“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學。科學之效，將使人間之思想行為“唯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註：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他認為科學有無上的權威。凡是合乎科學的東西就擁護，凡不合乎科學的就反對。壹事之興，壹物之息，無不以科學定從違，以科學法則作為檢驗事物存廢的標準。可見陳獨秀是在反封建意義上提出科學這壹概念的。《新青年》提倡的科學，主要指對人對事的科學態度和研究問題處理問題的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陳獨秀指出，科學是綜合客觀現象，訴諸理性加以衡量。可見陳獨秀當時所持的還不是唯物主義觀點，雖然起著進步作用，但有著很大的歷史局限性。五四激進分子，除民主觀轉變外，科學觀也有壹個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五四時期大學（北京大學）開“科學概論”課程，對科學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科學思潮鼓勵人們追求真理，追求正確的東西。在諸多主義、主張的比較選擇中，中國先進分子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壹救國救民的科學真理。
1920年4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第7卷第5號對科學的含義作了進壹步的解釋，他認為“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壹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的最大的效用。”（註：《新青年》第7卷第5號。）
《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年6月）提出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科學，指導革命運動。作為“科學”思想發展的壹重要步驟，即用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指導革命運動。該刊第1期刊發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註：《新青年之新宣言》無作者，史學界壹般認為是瞿秋白所寫。當時瞿秋白剛回國，擔任了《新青年》主編。）繼承科學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除宗法主義、籠統頭腦、反對科學、迷信、資產階級市儈主義、瑣屑的應付、錯誤理會科學、浪漫主義等“障礙”，明確批評了實驗主義（瑣屑的應付），指出實用主義在政治上、科學上的反動性，認為現代社會已具備社會科學發展的物質基礎，由社會科學加以考察，指導革命。無產階級應嚴格用科學方法研究壹切，以科學治學，在根本上考察、綜觀現象，找出規律，求得解決。這比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學思想前進了壹步。
關於“人權”，《青年雜誌》指出：“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代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註：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號。）就個人而言，不僅要獲得政治、經濟上的權利，而且要獲得人格獨立、個性解放，強調“人心”的覺醒，做壹個自主自由的人。就國家而言，就是推翻君主專制統治，建立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和國。
到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號發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提出 “本誌同誌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塞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的。”（註：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青年雜誌》第6卷第1 號。）“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壹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壹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註：陳獨秀：《本誌罪案之答辯書》，《青年雜誌》第6卷第1號。）此時，陳獨秀的“人權”口號發展成為“民主”的口號（註：劉景全：《中國現代文化選擇之重大轉折》，《中***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新青年》擁護的民主和科學兩位先生，對中國政治文化向現代轉型起了啟開蒙昧的開山之工。那麽《新青年》對西方政治學說的傳播和對中西政治、國家觀的差異的比較，更對中國政治文化向現代轉型起了構築藍圖和發軔作用。
（二）傳播西方政治、國家學說，引發政治革新。
陳獨秀認為，近代歐美各國總趨勢是，由專制政治趨於自由政治；由個人政治，趨於國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趨於自治政治。中國要生存於世界，必須拋棄千年沿襲下來的官僚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使人民“自覺其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
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章說，古之人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偉人大老建設***和憲政。歐美各國的***和立憲出於多數人利益，中國的***和立憲“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和立憲絕非壹物。”（註：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第 1卷第6號。）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壹文認為，中國古代“民為邦本”是封建的家天下，人民是君主的財產；而近代民主含義是平民為國家的主人。專制政體與民主政體水火不相容。陳獨秀感嘆：中國人真心知道***和是什麽的不多，滿腦子帝制思想的人卻很多。“國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團體，輯內禦外，以擁護人民之福利，非執政之私產也。”（註：陳獨秀：《今日之教育方針》，《青年雜誌》笫1卷第2號。）
陳獨秀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歐洲法制之精神，無不以平等人權為基礎。而中國傳統則是等級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別。
西方近代依法治國，中國歷史上基本是“人治”國家，這種觀念影響到社會每個角落。聖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商業往還，對法信用者多，對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據。淺見者每譏其俗薄而不憚煩也。父子昆季之間，稱貸責償，錙銖必較，違之者不惜訴諸法律；親戚交遊，更無以感情違法損利之事。”（註：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中國習慣，“交遊稱貸，視為當然，其償也無期，其質也無物，惟以感情為條件而已。”（註：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就是說西方民族依法治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經濟往來皆依法立據，類似經濟公證，乃至弟兄父子間也是如此。陳獨秀認為西方依法行事優於中國的以感情為重。“偽飾虛文，任用感情”，並非風俗淳厚的表現。“其實施之者多外飾厚情，內恒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終”（註：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西洋民族以法治為重，未嘗無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實行的結果是“社會各人，不相依賴，人自為戰，以獨立之生計，成獨立之人格，各守分際，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會經濟亦因以厘然有敘。”（註：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雜誌》第1卷第4號。）陳獨秀對西方依法處理經濟往來十分贊賞，批評舊中國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國家，小害家庭、個人。
通過對政治思想、國家觀、法治觀念的比較，《新青年》無情地鞭撻了中國政治上專制獨裁，君主專政，臣民把希望寄托於明君聖主，社會生活從感情出發不講法治等惡俗，啟蒙國人學習西方，建設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權精神上立法，實行法治，拋棄“人治”。
（三）《新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使現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和社會轉型，找到了壹條革命的途徑。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5月，李大釗為《新青年》主編“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這壹期《新青年》為第6卷第5號，刊首標明為 1919年5月，由於出版拖延，據考證出刊時間當在1919年的9月份，但該期發表的壹些文章的寫成時間早於1919年5月。該期刊登了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進壹步傳播，馬克思主義逐步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產黨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組織基礎。1921年，中國***產黨成立。中國***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領導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流血奮鬥，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和國。由此實現了從《新青年》開始的中國政治文化飛躍性的現代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