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魏徵傳》：“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以古為鏡”，十分關註歷代興亡，尤其註意“前王得失”。貞觀三年，太宗獎勵涼州都督李大亮敢於直諫，賜荀悅《漢紀》壹部，稱此書“敘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要他“宜加尋閱”（《舊唐書·李大亮傳》）。太宗也為新修《晉書》撰寫史論，其目的是告誡皇太子“居治而忘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的教訓，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虧“貞臣之體”，“見嗤後代”。從貞觀年間的政治實踐來看，唐太宗不愧為歷史上最重視“以古為鏡”的帝王。正是在這種思維帶動下，貞觀朝出現了兩件影響久遠的文化盛事，壹是大規模的整理古籍，確定了古籍分類的基本門類，二是大規模修撰史書，開創了官修史書的基本格局。
整理古籍有重大意義：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為實現致治，唐初花了十余年的時間，對歷代圖籍進行了系統整理，“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舊唐書·魏征傳》）經過系統整理，形成頗具影響的《隋書·經籍誌》。該書不僅著錄了隋以前圖書流傳的情況，敘述圖書沿革、變化、學術源流，而且確立經史子集四大部類，成為中國古典目錄學的主流。而魏征匯輯《群書治要》，是“有關政術、存乎勸戒”的古籍選本，多為古籍之精華，博而且要，體現了其用古籍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匠心。
唐太宗的另壹個思路，是修史以“覽前王之得失”。“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是唐太宗的名言。貞觀君臣自覺總結前王得失，從而開創出“貞觀之治”的大好局面。他們以史為鑒，特別是以隋為鑒，既“取鑒於亡@國”，亦“取鑒於哲人”，這是鑒戒思想的深入與發展。唐太宗在魏征去世後對侍臣講：“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舊唐書·魏征傳》）貞觀十壹年，五代史成，主持修史的魏征對鑒戒思想作了系統總結。不僅高度概括了如何從亡國取鑒以求致治的思想，還將修史、取鑒、求治三者緊密地聯系起來，使中國古代史學的鑒戒功能進入壹個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