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學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壹些方面：
壹、氣勢浩然，辯鋒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氣勢磅礴、明快暢達、雄辯犀利的風格著稱。這種風格表現在各種場合。孟子有著遠大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他堅信自己主張的正確性和必勝性，所以，當他在講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時，充滿自信，積極樂觀，氣勢恢宏。例如：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醜上》）
這是壹篇宣講仁政必勝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時”、“勢”為基點，全面分析了齊國當時的國土、民力、時勢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夠實行的歷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條理清晰，信心十足，語氣堅定，且行文排比而下，壹瀉千裏，充分表現了博大恢宏之氣。
孟子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具有民本思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把“愛人”作為個人道德修養和統治者施政的基本出發點。而當時的統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顧擴張，隨意發動戰爭；或作威作福，窮奢極欲，極力盤剝百姓，而對於人民的生計乃至生存，卻漠然視之。孟子對這種現實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抨擊諸侯爭霸的局面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離婁上》）他曾當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諸如此類，感情激憤，言辭激烈，甚至顯得尖刻，但他的言詞和態度，出自於對正義的維護，對現實的揭露，自有壹股渾厚的力量和淩厲的氣勢。
孟子生活在“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滕文公下》）的時代，作為儒家學派的繼承人，他自覺地承擔起了“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滕文公下》）的重任，經常與其他學派的學者進行辯論。在辯論中同樣表現出了談鋒似刃，氣勢如虹的特點。例如，孟子與信奉農家學說的陳相關於社會分工問題曾有過壹番辯論。在那次辯論中，他首先抓住農家學派的主張無法完全貫徹到其行為之中的破綻，反駁了對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張，然後牢牢立足於社會分工的合理性這個基點，全面展開，長篇大論，層層進逼，直到論敵徹底繳械，充分表現出了他剛建的談鋒和如虹的氣勢。
在辯論中，孟子慣於長驅直入，窮追不舍。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梁惠王上》）
當孟子詢問齊宣王的“大欲”時，宣王避而不談，於是孟子明知故問，壹連提出了六個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窮盡性的排除性的追問，縮小了包圍圈，使對方無可逃遁，最後壹語中的，迫使對方默認了自己的真實想法。文章壹連串的追問，猶如壹連串的炮彈，處處緊逼，勢不可擋
孟子文章的氣勢，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現。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義在胸，所以說起話來總是理直氣壯，居高臨下，甚至盛氣淩人。他說：“我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詞，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於“聖人”的立場，對於“邪說”、“淫詞”，當然是理直氣壯的了。其次，孟子有獨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負遠大，自許甚高，曾說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醜》）對於肉食者、對於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權勢富貴，則傲然地給以藐視：“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我得誌，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在權勢富貴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聳立的偉人，這樣壹個人格獨立，桀立特行之士，說起話來自然不會畏首畏尾，看別人的臉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氣勢與他的人格修養有關。文章的氣勢與作者心理的誌氣密切相關，而心理的誌氣與生理的氣血密切相關④。《孟子》文氣浩然，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的養氣。蘇轍說過：“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孟子通過對生理的氣與精神的氣的培養⑤，使他的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表現在文章中，自然就氣勢浩然了。
二、巧設機辟，善於辯論。孟子不僅好辯，而且善辯。他的文章非常重視辯論技巧。他慣用的手法是預設機辟，欲擒故縱，誘敵深入，使對方不知不覺入其彀中，被迫就範。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千斤，而不足以舉壹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壹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位不用恩焉。’”
這裏，孟子先用兩個淺近的事例，讓齊宣王自己說出孟子想要讓他說出的結論，然後類推下去，順理成章地得出了齊宣王對百姓沒有“用恩”的結論。齊宣王當然不願意接受這個結論，但是這個結論是根據他所同意的邏輯推導出來的，他如果要反駁這個結論，就會陷入邏輯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願地默認了。這時，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當！上當！”可是，為時已晚矣。又如，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裏，他先誘使齊宣王得出了對於不稱職、不盡責者，“棄之。”“已之。”的結論，然後指出了齊宣王自己就不稱職的事實，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齊宣王無法回答，只好逃避，“顧左右而言他。”了。
三、長於譬喻，形象生動。孟子還常常借助形象來說理，使抽象的道理變得觸手可及。如：“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子上》）他用人們手指有病懂得求醫的事例，說明了心靈有病更需醫治的道理。又如：“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壹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這裏用壹曝十寒的自然現象說明了人們受外界的影響的量的重要性。還有他的五十步與百步之喻，察秋毫與見輿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逾東墻而摟其處子之喻，魚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緣木求魚之喻等等，或兩兩相比而其理自顯；或設為反詰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發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貼切簡明，用淺顯簡捷的語言說明復雜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動，於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強了文章的表現力。《孟子》中的許多妙喻因而成為成語，前百年來廣為流傳。
有時孟子用壹些寓言故事來說明道理。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這個故事形象地說明了違背自然規律，人為地助長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再如“齊人有壹妻壹妾而處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墳祭、卻又以此冒充富貴，自誇妻妾的“齊人”，來譬喻名利場中那些“求富貴利達者”。故事短小，但結構完整，情節生動，寥寥幾筆，對於奔走在官場、名場、利場中那些只知富貴名利，不顧人格、不知羞恥之徒，虛偽萎縮、可鄙可笑的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諷刺極為辛辣，具有濃烈的喜劇色彩，表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性。
四、多方修辭，表現力強。除了譬喻，孟子還運用了別的修辭手法。他喜歡運用排比句。如：“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梁惠王上》）“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上》）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許多事物排列在壹起，表述中壹氣貫下，顯得豐潤顯豁，堅實有力。孟子還喜歡使用反問句。如：“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梁惠王上》）“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告子下》）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滕文公上》）壹連串的反問顯得理直氣壯，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歡運用對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這種語句反差極大，對比明顯，可以給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五、語言暢銷，警策動人。《孟子》的語言通俗暢曉，平實淺近而又精煉簡約。劉熙載說：“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操舵，中流自在。”孟子為文本在說理，不祈古奧華麗，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剛直，喜歡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語言風格，但是，孟子的語言平實，卻絕不平淡，相反，他的語言又總是精煉簡約，警策動人的。有時，寥寥數語，揭示出某些帶有普遍意義的規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醜下》）有時，用簡潔的話語，告訴人們做人的道理與處事的原則。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有時，用淺近的語言說出了深刻而又豐富的政治經驗與人生經驗，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告子下》），“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離婁下》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下》)“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下》)這些話語，暢曉簡潔，而又內涵豐富，意義深刻，警策動人。
在先秦諸子中，《孟子》的散文藝術成就僅次於《莊子》，影響深遠，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著壹些明顯的缺陷。例如，孟子進行推理時，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這種論證方法缺乏必要嚴密性和客觀性⑧，不能保證結論的可靠性。孟子討論問題，還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偷換概念，從而誘導人（也許還有他自己）陷入誤區，得出錯誤的認識。此外，孟子與論敵辯論時，務在必勝，常常攻其壹點，不及其余，這在方法上，自然難免片面性之弊。作為發展中的說理文，這些缺陷自然是難免的，議論文的成熟，還有待於來者。
註釋：
①孟子的生卒年，史無記載，後人有許多說法，壹般認為，他生於公元前385年前後，死於公元前304年前後。參見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9月第1版。
②《盡心下》：“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幹水溢，則變置社稷。”
③《公孫醜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④參看郭晉稀《文心雕龍註譯》第34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⑤參看連登崗《論氣功在中國古代哲學發展中的作用》，《中國哲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⑥劉熙《藝概》謂“韓文出於孟子”“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東坡文亦孟子，亦長沙”，“王介甫文取法長沙”。
⑦參見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⑧參見楊伯峻《孟子》，《經書淺談》，中華書局1984年7月第1版。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