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方面合在壹起，可以說是風水之濫觴。從大量的考古發掘來看，早在四五千年前，人類已不是漫無目的擇地架屋，而把房址選在距離河流較近的'、有壹定坡度的、土質幹燥堅實的臺階地，且房屋大多坐北朝南，背坡臨水、子午向，這些構成風水術最基本的理論。
進入殷周社會，甲骨文的“宅丘”二字證明殷人仍有居丘（丘即陵阜，指河流的臺階層帶）之俗。
最早反映先民相宅活動的文獻當推《詩·大雅·公劉》：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忠實厚道兮公劉，去往百泉平原上，看那平原都有泉。然後登上南高崗，遇見這裏宜建京。京師田野形勢好，於是這兒停腳步。於是壹同建陋居，於是說給大家聽，於是語其大家語。）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忠實厚道兮公劉，又能普遍又專長，測量日影上高崗。勘察南北和陰陽，觀看水源和流向。為君多次來敬畏，度量窪地和平原，確定田稅好交糧。度量西山夕照處，豳地使用可擴大。）
“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卽。”（忠實厚道兮公劉，營建宮室在豳原。橫渡渭水來治理，又采厲石和鍛石。定好地基有條理，改易眾人改易有。夾著大澗兩邊住，逆流而上可過澗。壹同定居人安寧，水灣內外都靠近。）
後世的風水師在具體操作技術方面雖然復雜得多，但對山川地勢的總體勘察過程，與公劉卻極相似。
《尚書·召詔序》雲：“成王在豐，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先秦時期地理知識日見豐富，建邑相宅已成為王室的要事。
從甲骨文和先秦典籍來看，人們對地形和水文有了明確的劃分，陸地分成山、阜、丘、陵、岡等，水域分為川、泉、河、澗、沼、澤、江、汜、沱等，河床地帶分為兆、廠、渚、滸、淡等。
《尚書·禹貢》是壹篇具有系統性地理觀念的作品，其中有“導山”壹段，記載了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流域間的二十余座山嶺，由西而東分為三列，帶有偏東北或偏東南的走向，這成為後世風水家所謂的“龍脈”的依據之壹。
《管子》曰：“茍山之見榮者，謹卦而為禁，有動卦山者，罪死而不赦”，是對山形草木茂盛的重視；“其木宜蒼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地，命之曰五施（施為度量單位，長七尺），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蒼），其民強，赤臚（在土質黑中帶紅）歷強（堅），五種無不宜。”，這種“五土配五音”觀念被後世風水術發展成為“五音五行”理論。
先秦古籍還有“土宜”與“天時”相應之說，《逸周書·度訓》：“土宜天時，百物行治。”，《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術。”所謂“十有二土”就是與十二次對應的分野。“相地”時註重“觀天”，天地對應是風水術的升華。
先秦營建城池宮室除先行相地外，還要占蔔，甲骨文中有“口子蔔，賓貞：我乍（作）邑？”“乙卯蔔，爭貞；王乍邑，帝若？我從，之唐。”這是商王修建城邑需占蔔以定吉兇的明確記錄。又《詩·大雅·綿》記載古公父率族人遷到歧山之下，“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即占蔔之兆顯示可以在此居住，才築室定居。《尚書·召誥》記武王克商後，欲遷九鼎於洛邑，於是“太保朝至於洛，蔔宅”。《尚書·洛誥》記周公欲營建洛，“我蔔河朔黎水，我乃蔔澗水東，水西，惟洛食。我又蔔水東，亦惟洛食。來，以圖及獻蔔”，經過反復占蔔才最終確定下基址。埋葬死者也要占蔔，《周禮·春官·小宗伯》的職掌中有王崩後“蔔葬兆”壹項，據註疏：“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蔔墓之塋兆，故雲蔔葬兆也；雲甫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為壙”。可見挑選墓址需由占蔔決定，挖掘墓穴也要占蔔得吉才能進行。
漢代時期，方位、上墳等都有各種禁忌，墓上裝飾有避邪用的石人、石獸、鎮墓文。湖北江陵鳳凰山墓出土的鎮墓文曰：“江陵承敢告地下函”、“死人歸陰，生人歸陽”，正是此風俗的寫照。
魏晉時期的管略是三國時平原術士，占墓有驗而聞名天下，現在流傳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托名於管略而作。
晉郭璞為風水鼻祖，《葬書》中雲：“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風水。”營葬術稱為“風水術”由此而來，風水從此成為壹門系統的地理學術而綿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