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於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長，即後來的周武王，會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紂王被逼自殺。周武王去世後，周公又率兵東征，撲滅了壹些王室成員和商遺民的聯合反叛。
戰後，周王室讓功臣和王室成員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國”，從此確定了周朝在中國中原地區的統治地位。
從軍事上看，和以前相比，這兩場戰爭並無什麽特別之處，但戰後實施的封建制度卻給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以極大的啟示。其實，在當時極為原始的交通、通訊條件下，周王室根本無力統治廣大的地區，因此只能給各諸侯國以全權，而各諸侯國因與王室間的血緣和感情上的聯系，自然也願意承擔進貢和派兵拱衛王室的義務；而在經濟上實施的井田制，則使人口定居下來，從而使農業得到普遍發展。這樣，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終於在中國產生了輝煌的農業文明；這種文明以後將由孔子等學者在文化上加以說明。
不久以後，這種制度就顯示出了它的缺點。到了西周末期，隨著農業的迅猛發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開墾，原來各國間的無人地帶已不復存在，各國接觸之後沖突四起，實力政治在社會上慢慢擡頭，宗法制度開始失效，周王室逐漸失去了仲裁力量。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貴族間的等級差別不容易保持，最後則連貴族和平民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雖然戰爭增多了，但生產也在增加，教育開始逐漸普及。到了春秋時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遊列國，而且受到了各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後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學說紛紛出現，思想深邃而又淺顯易懂，富有內容而又活潑生動，互相論辯而又***同提高；以後的中國歷史再也沒有了這樣的氣象。思想家們既批判了當時社會的戰亂和諸侯的腐敗，也通過總結歷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張。孔子認為，周公制訂的宗法制度體現了社會各等級間的均衡與和諧；其根本精神即是“愛人”。只要我們本著君愛臣、臣愛君的精神按照這個制度的要求去做，社會必然能夠臻於至善。在孔子看來，君主就像壹個家庭的父親，他應當受到家庭內其他成員的愛戴，他也有義務照顧好家庭內每個成員的生活。孔子認為，就像父親的權威壹樣，君主的權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君主可以為所欲為；而毋寧說君主的責任僅在於讓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壓迫、剝削人民去滿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沒有告訴人們，用什麽辦法才能保證君主不能違反這個原則。孟子後來補充說，如果君主違背了這個原則，則人民就有革命的權利。這個說法當然是很不錯的，然而在專制政體下，人民不可能有討論、評判君主的機會，人民這個字眼只能被君主們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決方案其實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從今天的觀點看，我們不能認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夠的深度。儒家們似乎認為，造成壹切社會問題的關鍵都是因為人類道德的淪落；因此，只有恢復周禮中的道德原則才是拯救人類的唯壹途徑。雖然孟子勸說君王們要行“仁政”；但在那個圖強爭霸的時代，國王們需要的不是道德說教而是強國壯軍的具體措施，因此儒家的學說自然就被認為是迂闊而不切實用。道家則反對世間的政府和權威，因為正是這些“聖人”們的人為幹預，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從而造成了人類的苦難和不幸。他們主張，應當讓人類去過壹種原始的、自然的、無拘無束的生活。道家認為，政治的原則就是無為而治；君主只有順其自然、不加幹預，那麽社會才能達到至善。同樣，如果君主違反了這個原則怎麽辦？道家說，認命吧。顯然，這種思想對實際政治肯定無力幹預，只能使明哲退而為隱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號召，則奠定了今後中國文學、藝術的創作的方向。法家則認為，治國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說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無為，而只能靠強力。君主應當將自己的想法作為法律公之於眾，服從者賞，不從者罰。只要將屠刀懸在每個人的頭上，那麽指揮壹個大國就像指揮壹個人那樣容易。按照法家的學說，法律只能針對人民和貴族，而不能針對統治者。實際上，在法家那裏，法律代表著統治者的意誌，既不能? 芩?說腦際?膊荒蓯芟骯呋虻賴碌慕謚啤7?頤侵С侄啦謎擼?訝嗣窨闖墑峭持握呤迪腫約閡庵鏡墓ぞ摺？凸鄣廝擔?已 ?德?懍說筆敝詈蠲塹那抗?枰?平?艘院籩泄?睪菏降耐騁淮蟮酃?男緯桑壞?材汛遣鋅帷⒈氨傘⑽蕹艿畝衩?/P>
戰國時的思想家們，不僅進行教育和學術探討，也試圖在政治上尋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厭其煩地勸說國君們，只有慈悲為懷，才能統壹天下；但他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卻毫無建樹。韓非則告訴國君們，為了國家的強大，君主應當不擇手段；最後確實助成了中國的統壹，後來再弄到焚書坑儒，然後再發展到明、清時期的文字獄，以後又還有中華人民***和國的反右和文革的燒書與癲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奢望。道家們則是例外；莊子對當時的國君們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主張各人在心靈上尋找安慰，在幻想中度過壹生。
隨著秦始皇的統壹中國，法家的政策次第展開。廢封建、建郡縣，廢井田、開阡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強大的帝國幅員遼闊，威嚴的皇帝權力無邊。寬闊的馳道四通八達，帶來了交通的便利，也在路邊留下了累累白骨；雄偉的長城蜿蜒萬裏，讓歷史學家贊嘆於始皇帝的功業，也讓孟姜女們流盡了血淚。13年後，陳勝、吳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新造的帝國就像壹幢陳年老屋，頃刻間土崩瓦解；再過3 年以後，皇室成員和始皇帝的重要臣僚（當然全部是法家人物）
為法家理論的實踐也全部搭上了性命。
再10年以後，漢帝國代之而興。經過國初的政策探索，到漢武帝時期，仿照秦朝構造了純粹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也宣布了官方的意識形態；但這回不是獨尊法家而是“獨尊儒術”。這個“儒術”中，包含有孔子所提倡的對祖先的仰慕（“祭”），對長輩的敬重（“孝”），愛的精神（“仁”），等級制的政治道德規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包含有孟子所提倡的註意百姓生計的意見（“仁政”）；還包含有法家註重農業、抑制工商業的思想（“重本輕末”），官方專賣鹽鐵的政策，以及用嚴刑峻法統治人民的政治主張。
特別是，這個儒術中還包含壹系列從迷信和陰陽家那裏來的壹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漢代的“大儒”董仲舒說，世間的壹切事物都有五種狀態，對應於金、木、水、火、土這“五行”，而推動事物在這些狀態間變化的原因則是“陰陽”。東、西、南、北、中這五個方向，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品德（“五常”），五個前後相繼的朝代的五種施政方法，都出於五行。壹天晝夜的變化，壹年四季的更替，君主的仁政與嚴刑，甚至包括朝代的治亂循環，都出於陰陽。“陰陽”
之道的關鍵是陽為尊、陰為卑；這又出於“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社會上，這“天道”即表現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或者說成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個“三綱”，再加上“五常”，據說就是“天”為“人”所指定的社會政治原則。
董仲舒們相信，這個陰陽五行理論，是宇宙的終極真理，宇宙間的壹切事物已按這個完美的規律各就各位；宇宙間的壹切現象也都可以據之進行解釋。在社會上，當然壹切都很合理。從此以後，壹切理論探索均屬多余；同樣，在政治上，壹切變革也都不再需要。漢朝儒學作為今後中國文化的正統，在政治上論證了秦以後大壹統的中國專制集權國家的合理性；但其理論在極權統治下壹經確立，今後兩千年再難動搖，其流弊至今猶未衰竭。
然而，漢朝的儒學也要為自己的荒唐付出代價。東漢時期，自由思想家王充即對它進行了嚴厲抨擊；而且連孔子、孟子也都受到了他的批判。後世那些官方、半官方的理論家，對董仲舒們的理論也不得不進行壹點改造。三國時期以後，由於社會的極度動亂不安，作為維護社會綱常倫理的儒教也自然失去了作用。飽受戰亂之苦的人們，先是從古代的道家，以後則從由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去尋找精神慰籍。佛教的傳入，拯救了人們的靈魂，也給了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建築等留下了久遠的影響。三個多世紀以後，隋、唐帝國的重新統壹，才結束了這種混亂的局面。
公元7 世紀的初唐，是中國兩千年的專制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
均田、租庸調和府兵制的確立，奠定了帝國的經濟、政治、軍事的基礎；中央三省的分工，減少了政治上的錯誤。作為帝國實際創建者的李世民，從各方面看都符合於“內聖外王”的標準：他聰明絕倫而又博采眾長，學識淵博而又從諫如流，富同情心而又能果敢決斷，好奇心重而又有鑒別力，不懼危難而且也不辭勞苦。帝國的文化政策也如李世民的個人品格，明智而開放，猶如海納百川。儒家思想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地位重新得到了確立，科舉考試制度打破了世族對權力的壟斷；但對非儒教的思想國家也並不壓制。高僧玄奘不辭萬裏赴印度取經，唐太宗親自接見並為其佛經翻譯工作提供種種便利；其他各種學者也都具有優渥的待遇。那時的帝國真是如日中天，到處壹片興旺，儼然今日之美國。帝國的聲威突破了邊界，其影響擴展到了日本、高麗、安南、印度和西亞；帝國的城市中還居住著波斯人、敘利亞人和阿拉伯人。廣州港口外檣帆點點，絲綢之路上駝鈴聲聲。
但是，我們決不能說唐太宗的制度完美無缺。在帝國內部既沒有人民選舉的議會也沒有人民選舉的領導人；三省分工也不是政府權力的三權分立。不管李世民如何開明，他的政體仍是壹種專制政體，只是由於李世民的明智，才使他按照儒家的要求用自己的意誌對自己的權力作壹定的約束，以警惕其本身的腐敗；這種意誌的控制力極為有限，遠沒有現代國家的法律對政府所具有的約束力那樣強大。晚年時期，李世民已經逐漸不能容忍別人的批評。李世民的個別後繼者，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國的皇帝中也算是壹個英主，但終於擋不住權力的誘惑，從而導致國事日非，最後招來了安、史之亂。其實，在安、史之亂以前的公元751 年，唐朝軍隊就已在中亞地區被阿拉伯聯軍擊敗，帝國西南和長安以西的少數民族部隊也開始反叛。安、史之亂以後，邊關將領擁兵稱雄，朝中太監飛揚跋扈；後來經過五代時期直到宋末，國家再未能重新統壹。
在文化上，這段時間卻不能說是毫無建樹。中唐時期，孟子的性善論，道家的“道”不可說、事不可為的思想，已經滲入了佛教，產生了佛教的新宗派棗禪宗。宋朝時期，學者們再將道、佛思想引入儒學，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新儒學棗理學。
在政治上，這壹時期也不乏統壹的努力。北宋時期，朝廷即積極發展經濟，以期有足夠的力量來戰勝北方國家。這種努力的最大表現就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的提倡新法。當時的北方民族，有的基本是壹種遊牧民族，也有的已經成為半農業國家。而宋朝作為壹個成熟的農業國，社會結構不如北方國家的簡單壹致，那就只有建成強大的經濟才有可能戰勝對手。因此，政府發布了壹系列的政策，希望由此將宋朝由農業國逐漸變成為壹個商業國家。但這些政策最終歸於失敗。變法失敗的原因，許多歷史學家歸之於王安石的用人不當和其政策的矛盾，但其中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中國的經濟從周代以後壹直是小農經濟，秦漢以後雖然貴族階級被消滅了，但小農經濟的社會形態不僅未變，而且各個朝代的戶籍制度和防止土地兼並的政策又不斷地在強化這種經濟形態；直到今天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農業生產方式還和兩千多年前毫無二致。建立在這種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儒家學說可以看成是其典型代表），只能代表農業文明，而不可能適應於工商業文明；它們必然會阻礙新的工商業生產方式的產生。從政治上看，偌大的壹個帝國，皇帝即使是壹個天才，也根本無力進行有效的統治；既然不願走西周封建的道路（那時的統治者還不知道、當然也不會同意走現代自由民主的道路），那就只能對社會進行簡化，在經濟上造成無數的小自耕農，以保持壹縣、壹郡乃至壹國的均勻壹致；而在各家族內部則極力提倡孝悌觀念和家長、族長的權威，以維持社會最基本單元的絕對穩定，最大程度地減輕官僚的工作量。這樣，適用於壹縣的辦法，也適用於他縣、他郡乃至整個國家。
這樣不管是皇帝還是官僚，都不再需要專門知識，也不需要去研究具體情況。他只要用道德和嚴刑不斷地教化和恐嚇人民，社會就能和諧運轉。因之官僚的工作大大簡化，官僚個人的作為變得無足輕重，官僚的位置也就可以任意互換。在中國現在還可以看到，壹個人今天可能是化工局長，明天則可能變為教育局長。這樣，整個大帝國也就可以在單壹、雷同的狀態下固定地保持不變。這種僵化的社會結構足以使任何經濟改革計劃付諸實施後都不了了之；也使帝國在抵抗外部侵略時顯得未戰先敗。這也說明，如果要保證經濟改革的成功，政治改革必須同步進行。而如果僅希望改革經濟基礎（由農業改為工商業），對農業社會的政治、倫理等上層建築不作觸動，則這種改革註定要失敗。王安石改革的失敗說明了這個道理，清末自強運動的失敗也說明了這個道理。宋朝改革的失敗，開始使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及與它相關的意識形態暴露出了其致命的弱點；但當時的人們對此毫無認識，因此漢民族還要付出元、清兩朝外族的統治和明朝的屠戮，以及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等作為代價。也由於宋代政治變革的無望，促使知識分子們轉向哲學上的研討，導致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繁榮。這時的新儒家們將道家和佛教的宇宙觀嫁接到儒家的倫理學之上，說明了儒家的倫理代表了“天理”。他們壹面談論個人的性命感受，壹面帶著“隱於市”的思想在社會上滿足地生活。從政治上看，他們大都是當時的“反對派”，只是他們的態度已和平而含蓄，而不象某些民主國家的反對派那樣扯起嗓子、伸出拳頭。他們的“主靜”與“主敬”，已標誌著先秦自由思想的徹底衰落；雖然其成就蔚為大觀，但已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回光返照。他們理論中的教條，不管是“存天理，滅人欲”，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都表示著他們的狹隘與偏見；明清時期統治者將這些思想推向極端，幾乎徹底葬送了中華民族的生命。
元人以野蠻民族而入居中原，除了軍事以外，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只有破壞而沒有建樹。90年後明朝起而代之。不知朱元璋是因為沒有自信而防範心重，還是因為他覺得宋元兩朝因治國不嚴而喪國亡身；總之他稱帝後即大開殺戒，屠戮對象包括功臣宿將、地主鄉紳、士人學生和普通百姓；其借口則無非是謀反或者貪汙，有時因株連而壹次被殺的就有上萬人。明朝為了維護極度的中央集權，恐怖政治又應用而生。東廠、西廠、錦衣衛相繼創立，特務們在帝國恣意橫行。為了騰出精力專註於內部的恐怖統治，朱元璋宣布對日本、安南等15個周邊國家（部落）“永不征伐”；而在倭寇侵擾沿海時，朝廷則命令沿海居民全部後撤。朱元璋還明令臣民不許泛海，從而斷絕了帝國與外界的壹切交往。軍事上，則加緊修築北方的長城。在經濟方面，朝廷在政策上實際取消了壹切商業活動，禁止了白銀的流通；只是後來實在無法禁絕也只好聽之任之。相應地，南宋理學家朱熹的思想被作為官方的正統思想，同時又建立了壹套八股取士的制度；帝國的收縮終於完成。中國社會的本來特點就是趨於維持現狀，這時再加上朝廷的極端高壓和理學的註重內思的宇宙觀，終於消滅了帝國上下的任何壹點生氣，以後明人只有淪落到比他們文化落後、人口稀少、但卻比他們具有活力的少數民族的統治之下了。
與註重內思的宇宙觀相聯系，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至此也喪失怠盡。戰國時期，由於學術的繁榮，教育的普及，知識分子的人格逐漸形成。學者們周遊列國，求見諸侯，往往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意見不被采納，必然辭官謝祿。民間不畏強暴的俠士精神，從今天的史書上還可以看到。就連不可壹世的秦始皇，也還有荊柯刺之於鹹陽宮，義士錐擊於博浪沙。南宋以後，除了明清之交的壹段時間以外，真正的思想家已徹底絕跡；就連小說中才可以見到的展昭們，也已開始效力於朝廷了；在二十世紀末的壹部電影中，連荊柯也成了壹個膽小鬼和卑鄙小人。當然，也還有壹些好心的藝術家在白娘子和孫悟空這些動物們身上繼續表現著不畏權威的反抗精神，讓中華民族在絕望中繼續抱著壹線希望。
清人入關後，中國文化卻並沒有被中斷。只要漢人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他們也不去過多生事；隨後他們則更將明朝的制度拿過來繼續實行。於是我們看到，已經毫無活力的中國文化像壹具木乃伊那樣在清朝繼續存在了下去，就像在明朝壹樣。19世紀的鴉片戰爭，首次產生了中國農業文明和西方工商業文明的沖突，徹底暴露了這個老大帝國的大而無當，和它的文化的老邁腐朽。即使是當時的開明官吏如林則徐，大敵當前也還在吟詩賞月，他給皇帝的章奏和對人民的布告仍以道德和想象代替實情。我們並不是說林則徐故意自欺欺人，而是因為在中國，真理並非出自客觀的研究，而是出自統治者的意願。而對於統治者來說，維持億萬農民的基本溫飽和所有官吏的穩定在職，才是他唯壹需要關註的事；其他各方面，例如財政上的改革和科技上的發展，國家的繁榮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不是他要關心的目標。因此，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並未去調查事情的原因和各人的責任，當然也就談不上尋找預防列強進壹步侵略的辦法。美國官員願意提供制造船炮的藍圖，被壹口回絕。南京條約裏賠款和開放市場等各項苛刻待遇，滿漢官員們都欣然接受；但條約中提及的今後雙方要用平等語氣對話，卻使他們滿懷憤恨。君臣們繼續輕視西方的政治體制，將西方人講究自由、平等作為他們缺乏道德文化的依據。
長期的鎖國政策，使滿漢臣僚們對世界上的科技、文化、政治、外交、軍事諸方面壹無所知，使得帝國在列強的侵略面前越發被動。
列強的槍炮本是科技的產物，但許多大臣認為是“邪術”，因此就指望用巫術或“神兵”來戰勝對方。他們不了解不平等條約的廢除要通過實力和外交；因此他們就象對待自己的臣民那樣，把和外國簽定條約當成兒戲，授列強以進壹步侵略的口實。條約是簽了悔，悔了再挨打，挨打後再以大得多的代價再簽；直到最後違反國際關系的最基本原則，派兵殺害外國外交人員，攻打外國大使館；並向所有“遠人”
和“彼等”宣戰，派義和團“神兵”和帝國軍人手持長矛或赤手空拳與八國聯軍的炮彈搏鬥。官僚們打了敗仗還洋洋自得：“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漸漸地，租界出現了、增多了。朝鮮淪為日本的保護國，越南淪為法國的保護國。英印侵入了西藏，香港割給了英國，澳門割給了葡萄牙，東北和臺灣逐漸為日本所占領。北方大片土地則割給了俄國；外蒙先被俄國所控制，最後為蘇聯斯大林強力攘奪，到本世紀八十年代末變成了壹個真正獨立的國家；今天這兩塊土地同中國已徹底分離。
帝國大門的打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更為深重的災難，但也使壹些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帝國已經到了該改弦更張的時候了。先是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也有反對者認為即使亡國也不能“師事仇敵”。但壹些較有頭腦的地方官吏，已開始興辦壹些近代軍事工業，同時向國外派遣留學生。自強運動的方針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即保留中國農業社會的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同時建立現代的工商業；這種企圖當然不會成功。以後的變法運動，則提出不僅要建立現代工商業，也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和以“自由、平等”為特征的現代意識形態。然而清政府不願放棄其部分權力以與時俱進，因之有隨後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國終於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以後開始壹步三回頭地向現代國家緩慢演進。
隨後的數十年，雖然戰爭幾乎從未停止，但西方思想已大規模傳入中國，使許多中國人的思想有了根本轉變。科舉考試制度早已正式停止，但現代文官制度到目前還未確立。然而，現代學校及其教育體系很快得到了實施，鐵路、公路開始逐步修建，船舶、汽車、火車、電燈、電話開始走進中國人的生活。但是，由於舊的文化觀念的束縛，每前進壹步，中國都付出了沈重的代價。因此，從1915年開始，壹些先進的文化人掀起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向壹切傳統的倫理道德開展了猛烈的批判，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為現代科學和政治、哲學等思想的引入掃清了大量的障礙。
雖然現代國家的建成似乎還遙遙無期，然而中國向現代社會前進的方向已是不可逆轉。即使是袁世凱要復辟帝制，也要去找來“美國大政治學者”和“各國明達之士”，用他們的話說明“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如人民不支持袁皇帝，“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除此以外，袁世凱還組織大批包括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在內的各種請願團體以代表“民意”；而不僅僅象以前的皇帝那樣只說什麽“君權神授”了。然而隨著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和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戰，以及後來的內戰，經濟和文化建設的速度開始放慢，以後就是中華人民***和國在大陸的成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確定為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隨之結束了壹切領域的學術爭論。
產生於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學術思想，曾在中國歷史上創造過輝煌的成就；但是，作為壹種農業文明的意識形態，早已到了它生命的盡頭。它的保守，它的靜態，它的不爭，它的內向，它的等級觀念，它的對獨裁者的讓步，它的對人的基本尊嚴的忽視，早已不能再支持我們民族的前進。我們應當堅決地拋棄古代的那種思維方式，向著現代文明的道路迅跑。當然，我們不能責怪自己的祖先；孔子、孟子從沒有要後人固守他們的理論幾千年不變。我們不能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而應當不斷地學習、前進、創新，以保持我們民族的活力和輝煌。
今天，要使現代發達的工商業和科學技術在我們國家真正開花結果，我們就必須建立起與它相適應的現代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相應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以後才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創造出更為輝煌燦爛的文明。強調人的獨立，強調人的自主精神，尊重人的人格，給每壹個人說話、思考的權利，必將能夠調動所有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為我們民族的振興、國家的強大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者也。”為了人民的真正幸福，為了我們的民族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為了能夠真正對得起我們的祖先，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就只能義無返顧。
主要參考文獻：
[1] 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2] 馮友蘭著，《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3]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4] 中華書局出版，《諸子集成》，1954年。
[5] 司馬光編註，《資治通鑒》，中華書局出版，1956年。
[6]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二十五史》，1986年。
[7] 翦伯贊，鄭天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修訂本）》，中華書局，1985年。
[8] 錢穆著，《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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