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曄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
7月11日，壹天之中，我們少了兩位大師：4時30分，北京醫院，93歲的原國家圖書館館長、哲學家任繼愈先生，靜靜地合上了雙眼；4個半小時後，在北京301醫院，北京大學資深教授、東方學家、印度學家、梵語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教育家季羨林先生也駕鶴西去，享年98歲。
大師去也，失不再來！
在半個多世紀前，詩人臧克家寫道：“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大師是壹種稀缺資源，不可復制，斷難再生。
何謂大師？《辭海》說，“大師”之壹曰：“指有巨大成就而為人所宗仰的學者或藝術家”。例舉“藝術大師”，註出處《漢書·伏生傳》：“山東大師，亡（無）不涉《尚書》以教。”之二曰：“佛教徒稱佛為大師”。舉出處《瑜伽師地論》：“能善教誡聲聞弟子壹切應作不應作事。故名大師。”
大師之“大”，不是因為年齡大、職權大、帽子大、袍子大，而是因為大學問、大智慧、大境界、大人生。真正的大師從來不自封“大師”，因為他們深知“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他們的使命就是在人生、學問的路上奮力“向前走，向前走”，“學問不問有用無用，只問精不精”（季羨林語），“揮斥古今負壯猷，天風海浪自悠悠”（任繼愈語）。
曾有學生問任繼愈人生的目標是什麽，他沈思良久，緩緩答道：“只講自己弄明白了的話。”古人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歲時卻特地請人治了壹枚印章：“不敢從心所欲”。在北京301醫院的6年多時間裏，季羨林寫下了20多萬字的《病榻雜記》，書中闡明了他對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術）泰鬥”、“國寶”這三頂桂冠的看法——請人們把“頭頂上的這三頂桂冠摘下來”。
“不敢從心所欲”，不是虛偽；“三辭桂冠”，不是作秀。任、季的清晰自省，在這個“大師”洶湧的年代，彌足珍貴！
“真正的大師是王國維、陳寅恪、吳宓，我算什麽大師？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師們的項背，不過是個雜家，壹個雜牌軍而已，不過生得晚些，活得時間長些罷了。我寫的那些東西，除了部分在學術上有壹定分量，小品、散文不過是小兒科，哪裏稱得上什麽‘家’？”季羨林說。1983年，70多歲的季羨林從壹本《彌勒會見記》殘卷開始，以10年時間壹個人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吐火羅文研究，以中、英文寫成專著，並把世界吐火羅文的研究提高了壹個臺階……正是在這精進的求索中，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壹者為西方文化體系。
“壹輩子不做掛名主編”，這9個字是任繼愈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任上宣言”。107卷中國漢文佛教資料匯編《中華大藏經》；煌煌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中華大典》——僅此兩項，耗費了他十余年的寶貴光陰，傾註了他大量的心血，盡管先生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6左右，但生前依然習慣了每天早晨4點即起床工作。 “我始終記著我的老師熊十力先生的勉勵：做學問就要立誌做第壹流的學者，要像上戰場壹樣，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其心，艱難挫折不能亂其氣。”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這句意味深長的話曾懸掛在任繼愈的老師熊十力先生的書齋裏。壹代大儒們正是懷著***同的心誌，憑藉著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和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汲汲遑遑，四處奔走，著書立說，開門授徒，不遺余力振興中華文化。
今時之日，大師去也，後世之人，又當何為？
大師肉身已逝，靈魂猶存，其清白聲名絕不應成為我們這些尚存者沽名釣譽的“小紅旗”，需要時拿出來揮壹揮，不需用時則束之高閣；大師遺留下的巨大精神財富更不應該從此成為塵封的歷史，而必須經由我們之手推廣普及、弘揚傳承。“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郁達夫語）同理，壹個民族的振興，壹種文明的崛起，離不開大師及其經典的啟蒙與燭照；而比之大師孤獨的“存在”，更有意義的乃是其智慧成果適時轉化為普世價值，以此推動我們的民族、文明壹路前行。只聞大師之名，不讀大師之書，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記住大師們的這句話，勇敢地承擔起他們未盡的責任，這將是我們對大師最好的緬懷與紀念。雖然，學或有不逮；精神，卻真的不容稍怠！
任繼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出生於山東省平原縣。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宗教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國無神論學會理事長、國家圖書館館長、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第四至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季羨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齊奘，出生於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第二至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