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語法分析》序
最近，洛陽趙榮珦先生以大作《易經語法分析》垂示。據我孤陋所知，海內迄今尚無同類專書面世，僅此壹端，已足見其篳路藍縷之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知者，智也。趙先生，智者夫！
展讀之余，我有以下三點感想：
壹、何謂“《易經》語法”？
我們知道，《周易》包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本：壹是成書於西周的《周易》古經，即通常所謂《易經》；二是成書於戰國時代的《周易》大傳，即儒家稱作“十翼”的《易傳》。趙先生的《易經語法分析》，就是對前者的語法現象的研究。
具體說來，所謂“《易經》語法”，就是《周易》古經的筮辭（卦辭、爻辭）的語法。該文本中的語法現象是很豐富的，趙先生從詞法和句法兩方面進行了細致的分析：
詞法方面，趙先生是既講詞性，也講詞義。我想，這大約是因為：雖然詞義（這裏不是指的語法意義，而是指的詞匯意義）本來不屬於語法學範疇，而屬於語義學範疇；但是對於任何壹個具體的詞語來說，如果不能確定其詞義，也就不能確定其詞性。在這個意義上，語法乃是語義的壹種表現，語法是功能性的，而語義才是實質性的。
句法方面，趙先生也進行了細致的分析。給我尤為深刻印象的是，他首先對卦辭、爻辭進行了“主—謂”二元結構的分析，即將卦名、爻題視為第壹層次的主語。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卦辭、爻辭作為占斷，是對卦名、爻題的意義的斷定。例如乾卦：“乾：元亨，利貞。”翻譯成現代漢語，即：
乾卦 || 象大通，有利於占問。
顯然，“元亨利貞”是對“乾”的斷定，這是主謂關系。其實，傳統易學已經指明了這種關系，因為：象“元亨利貞”這樣的筮辭，稱之為“彖辭”；彖者，斷也；斷也者，斷壹卦之吉兇也。
不僅如此，《易經》語法的意義遠不限於《周易》本身。整個《周易》語法乃是中國軸心時代（Axial Period）的漢語語法的代表形態：《周易》古經的語法是殷周之際的語法代表，《周易》大傳的語法是戰國時代的語法代表。趙先生的《易經語法分析》就是對以《周易》古經語法為代表的殷周之際漢語語法的研究，這裏顯示出趙先生的獨到眼光：研究殷周之際的漢語語法，《周易》古經是最恰當不過的文本選擇。這是因為，其它的文本在時代問題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疑問的。例如《尚書》中的《商書》和《周書》，由於“偽書”混入的問題，我們很難甄別它們的確切時代，因而很難加以利用。而《周易》古經的時代則基本上沒有什麽問題，絕大多數學者都承認它是西周初期的文本，因此，它就可以作為我們研究殷周之際的語法的範本。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易經》語法”就是西周語法乃至殷周之際的語法。因此，象趙先生這樣的對《易經》語法的研究，乃是用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來研究漢語語法史的必由之路，是漢語史研究當中的壹個必不可少的環節。
二、如何研究《易經》語法？
漢語語法研究，由來已久：傳統語文學（philology）範疇的漢語語法研究，大約肇始於元代，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壹部討論文言虛詞的專著，是盧以緯的《語助》，而所謂“文言虛詞”，依我的看法，其實質乃是漢語所特有的壹種語法形態（詞法形態、句法形態）；現代語言學（linguistics）範疇的漢語語法研究，濫觴於晚清，第壹部專著，是近代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後者實際上是用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律來硬套漢語的語法，結果帶來許多類似“格義”的弊端；但是，我們顯然又不能簡單地回到前者去。時至今日，這仍然是漢語語法學界面臨的困惑：我們缺乏本土的、原創的、切合漢語語法實際的語法理論。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停止漢語語法的研究工作；唯壹的選擇，就是只好暫時仍然采取“以西說中”的辦法。這就猶如當年的佛學東來，最初的理解雖然扞格不通，但正是經過這樣的“格義”，佛學才最終被中國化、本土化了，形成了中國原創的佛學。
趙先生的《易經語法分析》即屬於這樣的“以西說中”，雖屬“格義”，也是眼下別無選擇、而必須勉力從事的歷史階段性的任務。那麽，按西方語言學的觀念，《易經》語法研究涉及兩個方面，從而涉及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壹方面，研究《周易》語法必然涉及與其前後時代的語法的“歷時”比較問題，這就可以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但另壹方面，《周易》語法本身的存在卻是“斷代”的，我們首先必須“***時”地去描寫它，這就可以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兩者之間，具有壹種辯證的關系：壹方面，後者乃是前者的基礎，因為我們必須首先弄清了每個時代的***時的語法結構特征，才可能對它們進行歷時的比較；但另壹方面，前者也是後者的條件，因為假如不對不同時代的語法結構進行歷時的比較，我們也難找出壹個時代的語法的***時特征。因此，現時語法學界把這兩種研究對立起來的傾向是不可取的。
趙先生的《易經語法分析》就是壹種***時的研究，即是對殷周之際的語法結構的靜態描寫。這種***時的靜態描寫當然應該在歷時比較的條件下進行，但這種***時描寫的結果本身又對歷時比較的研究提供基礎。例如，古經語法的研究可以與大傳語法相比較；然後，比較的結果又可以用於對大傳語法的更進壹步研究。趙先生這樣對《易經》語法進行***時研究，就可以為歷時研究提供賴以比較的基礎；這種比較不僅僅是古經與大傳的語法比較，而且意味著殷周之際的語法與戰國時代的語法的比較，從而構成漢語史研究中的重要的壹環，這是很有意義的。
三、研究《易經》語法有何意義？
前面實際上已談到了《易經》語法研究本身具有的語法學、語法史的學術意義，此處不再贅言。我這裏還想談的，則是《易經》語法研究所具有的超越了語法學及語言學的更為壹般的意義。
我想，我們今日研究《周易》，絕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更不是為了滿足古董商、收藏家那樣的嗜好；我們今日研究《周易》，乃是為了先儒所說的“通經致用”，今人所謂“古為今用”，也就是《易傳》所說的“正德、利用、厚生”。通經者，正德也；致用者，利用厚生也。然而，非通經則無以致用；通經者，所以致用也。因此，首先是要通經。
那麽，何謂通經？為什麽要通經？所謂通經，就是讀懂《易經》；通經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理解“聖人之意”，而其最終目的，則是利用厚生。《系辭傳》說：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這裏，“立象”、“設卦”是指《易經》卦爻的符號系統；“系辭”是指《易經》的語言文字系統，亦即趙先生所研究的筮辭。通經就是首先弄通筮辭之意，由此弄通卦爻符號之意，以至弄通聖人之意，進而正德，進而利用，進而厚生。
這也是趙先生《易經語法分析》的最終意義所在；而其直接所關的意義則是：如何才能通經？古人有言，通經必自通小學始。所謂“小學”，乃是古人對傳統語文學的稱謂。自劉向、劉歆父子《七略》、班固《漢書·藝文誌》以至《四庫提要》以來，“經部”必錄“小學”之目。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通經的前提是通該經的語言文字。試想，假如連書都沒有讀懂，假如連書的語言文字都沒有弄通，如何可能通經？如何可能理解聖人之意？又如何談得上正德、致用？這正是今日學者中的壹種大病：即以《周易》研究來看，或者望文生義，或者遊談無根。當然，關於《周易》的訓詁之類的小學研究，自古至今，不絕如縷；但對《易經》進行現代語言學意義上的“語法分析”的專書，恐怕前無古人。
按照傳統的稱謂，趙先生的《易經語法分析》即屬於所謂“小學”：它是我們讀懂《易經》的前提，也是我們通經致用、利用厚生的前提。我想，這就是趙先生《易經語法分析》的最大意義所在吧？
承蒙趙先生不棄鄙陋，命我為序；而我對《周易》語法素無研究，實在惶恐之至。然而有感於趙先生“通經”之誌，故本乎《周易》“修辭立其誠”之意，拉雜如上，以就教於趙先生並海內學人，或有未達，幸見諒焉。
周易》研究參考文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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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辛醜 來源： 發表時間：2005-09-07 瀏覽次數：207 字號：大 中 小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
段玉裁《說文解字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中華書局，1984年。
馬宗霍《說文解字引經考》，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中華書局，1988年。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
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
王念孫《廣雅疏證》，中華書局，1983年。
王引之《經傳釋詞》，嶽麓書社，1984年。
王引之《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
阮元《經籍纂詁》，成都古籍書店，1982年。
徐朝華《爾雅今註》，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
王力主編《古代漢語》（校訂重排本），中華書局，1999年。
王力主編《王力古漢語字典》，中華書局，2000年。
張永言、杜仲陵、向熹、經本植、羅憲華、嚴廷德《簡明古漢語字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修訂本，2001年。
陳復華主編《古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8年。
因為《周易》都是難懂的古文，所以要參考的文獻肯定與古文研究中的常用辭典，字典。這些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