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先生，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榮譽資深教授，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顧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顧問，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
周先生的治學範圍十分廣博，時間上縱跨先秦至近現代，研究領域則包括楚辭學、諸子學、目錄學、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學術史等分枝。2000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包含16種著作的《周勛初文集》，此後周先生的《李白研究》（選編）、《師門問學錄》（余歷雄記錄）、《李白評傳》《餘波集》《韓非子校註》（參與編寫、修訂）等著作也先後問世。在文獻整理以及工具書編撰方面，周先生也成績斐然，比較重要的有《唐語林校證》《唐詩大辭典》（主編）、《唐人軼事匯編》（主編）、《宋人軼事匯編》（主編）、《唐鈔文選集註匯存》（纂輯）、《冊府元龜校訂本》（主編）、《全唐五代詩》（第壹主編）等。
凡所涉及的領域，周先生皆有出色論著，讀者想要全面了解他的學術特點與成就，可以參看《周勛初文集》等書。不過，隨著現代學術分工的日趨細密，像周先生這種“貫通歷代，彌綸群言”（莫礪鋒先生語）的學者，很有必要將他的研究成果依據不同領域進行分類，再聚焦某壹領域予以特別觀照。“大家小書”這次推出的《唐詩縱橫談》，就集中選取了周勛初先生研究唐詩的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可以從壹定程度上反映他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與貢獻，以及他自成壹家的治學特色。
周先生的學術研究，紮實而空靈，博通而專精，充分體現了“傳統”與“創新”的統壹。所謂“傳統”，是指他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文獻學功夫上造詣極深，比如周先生的研究精力並不僅放在魏晉南北朝文學上，但能寫出《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梁代文論三派述要》這樣精到的文章，主要得力於對本時段文獻的通盤掌握，故每每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和關鍵。周先生的唐詩研究同樣體現了這壹特點，而唐代典籍又是他致力尤勤的壹塊領域，故此，《唐詩縱橫談》將長達5萬字的《唐詩文獻綜述》作為書的“橫”部，這是周先生治學思想的壹種反映。
這篇文章原本是1990年出版的《唐詩大辭典》的附錄，由主編周先生親自撰寫，他將浩如煙海的唐詩文獻分成文集、史傳、小說、譜牒、碑誌、壁記、登科記、書目、詩話、藝術、地誌、政典、釋道書等13類，不但論述了每類文獻的性質、產生背景、流傳情況，而且介紹了此類文獻重要典籍的內容和使用價值。如其中的“史傳”部分，列舉了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資治通鑒》等“正史”，還介紹了《南唐書》《蜀梼杌》《吳越備史》《南漢紀》《五國故事》《江表誌》等“別史”“雜史”，並對專門記載唐五代詩人生平事跡的《唐才子傳》作了說明，由此將唐詩研究可能用到的史傳文獻搜羅完備，研究者可以根據需要按圖索驥。不過需特別指出的是，《唐詩文獻綜述》的重要價值並不僅在供人翻檢和查找文獻，它還對各種文獻的優勢與不足進行了提綱挈領的闡述，這就更加具有學術意義和指導作用了。同樣以“史傳”部分中的“正史”為例，《綜述》指出：正史文獻的長處在於它們是在皇朝壹套正規完整的史料征集制度下完成的，故此可信度較高;但這並不意味著正史就沒有錯誤，比如對壹些聲名不顯的詩人而言，史官對他們的記載往往采自小說，其中可能夾雜著很多傳聞失實的東西，需要研究者仔細別擇。
這就涉及到了另壹問題，即：如何對待唐代的小說文獻？《綜述》中的“小說”部分，對這壹問題作了回答。作者充分肯定了小說對唐詩研究有極大價值：小說內容豐富，可以補正史之闕;在探測時代風氣、考辨詩人事跡、征輯詩篇遺軼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甚至有許多問題，不依靠小說材料就難以發現和解決。當然，《綜述》也提到了小說可能有誣妄之弊，引用時需詳辨慎取，還要與正史並讀。將小說與正史視為唐詩研究的重要史料同等對待、互為補充，是周先生運用和處理唐詩文獻的基本原則。這壹觀念的形成，是對中國古代重正史輕小說的學術傳統的突破，也是對傅斯年、陳寅恪等前輩優秀學者治史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尤其是受陳寅恪“通性之真實”論點的啟發，周先生進壹步指出：“筆記小說中的某些記載，雖然不合事實，但卻反映了當代的社會風氣，從中可見當時人的社會觀念和真實心態，內涵甚為深廣，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這種通達的學術眼光，對唐詩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周先生的唐詩研究中有不少得力於運用小說材料而取得矚目成果的例子，而實際上，他對《唐詩文獻綜述》中各類文獻的運用，都能做到得心應手，胸有成竹，故此周先生的學術研究給人以文獻紮實的樸學特質，但這並非清代乾嘉學派那種考據訓詁的“樸學”，而是融合了現代學術精神的“新樸學”，用周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在文獻學基礎上的綜合研究”。正因如此，周先生的唐詩研究能立足文獻卻又超越文獻，具備了更加精嚴深邃的思辨性和推陳出新的創新精神。
這種學術特點在《唐詩縱橫談》“縱”部的幾篇文章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杜甫身後的求全之毀和不虞之譽》壹文，周先生並不迷信正史上所謂的“蓋棺定論”，而是力圖還原歷史人物在歷史境遇中的真實面目，通過對史傳、墓誌等各種文獻資料的綜合運用，文章指出：杜甫幹謁的鮮於仲通、韋濟、張垍、哥舒翰等在當時都並無大惡，有的還頗有佳聲，有人譴責杜甫結交權貴於道德有虧，完全是壹種求全之毀，並不符合歷史實際。周先生考察歷史人物及事件等，比壹般人更加細密全面，這體現了他對文獻通盤掌握和綜合運用的“樸學”功夫;但是周先生在掌握材料的基礎上還能進壹步有所發明，以更加宏通開闊的視野看待問題、以更加深入合理的態度分析問題，從而打破舊說、推出新見，這就突破了壹般“樸學”所達到的質實層次，進入到更高明的“思辨”境界了。
這種精嚴深邃的“思辨性”，使周先生的唐詩研究每每能抉幽探微，發掘出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的內在本質，《韓愈的〈永貞行〉以及他同劉禹錫的交誼始末》就是這方面的典範之作。文章以韓愈《永貞行》壹詩為焦點，而實際探討的是韓愈對“永貞革新”的態度以及與友人劉禹錫的交誼問題。對此學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周先生切入的角度卻與諸家皆有不同，他獨辟蹊徑地先從韓愈的家世出發，從韓愈長兄韓會與元載壹黨顛躓的慘痛教訓中去探析韓愈與王叔文等劃清界限的思想“情結”。這種分析使人意想不到，可細細尋思，卻深自契合詩人內心深處不易為外人道的真實情感，給人極大的新鮮感與沖擊力。文章又分析了韓愈與劉禹錫的復雜關系。韓愈認為自己遭貶或與劉禹錫等人泄露“語言”有關，這就造成了韓、劉之間的隔閡，而他本人重名好勝、矯激尖刻的性格缺陷更對其友誼造成了裂痕。劉禹錫對韓愈的態度，周先生沒有從《祭韓吏部文》這等“官樣文章”著眼，而是從《劉公嘉話錄》等筆記小說中去探究詩人的真實心態，其實劉禹錫、柳宗元對韓愈皆有不滿微詞，個中緣由正與韓愈有違忠恕之道的性格缺陷有關。前面提到周先生善於利用小說中的材料發現和解決問題，這裏正是壹例。這篇文章的結論乍看上去頗為驚險新奇，但由於周先生始終以材料事實說話，以刻抉入微的分析進行演繹，故最終給人以合情合理，甚至更加精深嚴密的直抵本質之感。
周先生治學講求“創新”“不為空言”，要真正做到這壹點，有時不僅靠文獻上的窮盡材料、竭澤而漁，還要靠對時代氛圍、文學風氣、學術思潮、文化背景的整體把握，這是周先生強調“在文獻學基礎上的綜合研究”的根本原因。而他的李白研究，就試圖突破傳統研究思路的局限，代之以更加宏通開闊的文化格局：“李白研究，是唐代文學研究中的高難度題目，主要是因為研究積累太豐富。如果要談心得，那就不能從概念出發，或者從前人的研究模式出發。”“考證在面對較為特殊的對象時，有不少局限性。如研究李白，要對其生平考證得十分精確，就很困難，因為他結交的人中大都為中下層的無名人物，漂流各地，文獻記載很雜亂，自己的詩文中也少明確的時地記錄，考證起來，就有難度。這就得考慮開辟新的研究路徑。這條路徑就是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李白。”
《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壹文，其實是周先生《詩仙李白之謎》十篇論文的精簡提煉（詳細情況請見本書文章中的說明），與之相關的文章還有《李白與羌族文化》《李白的晉代情結》等，讀者想要全面索解李白之“謎”，可以將這些論著壹並拿來參看。這些文章基本都是從有關李白的常見材料出發，但通過作者的旁征博引、闡幽抉隱，最終將其“解密”，發掘出其中隱藏的不尋常的“文化秘密”，從而廓清籠罩在李白身上的種種“謎團”烏雲。如：李白及其家人姓名中寓含的西方因素，李白剔骨葬友反映出的蠻族習俗，他放浪任俠、劇飲狂歌的獨特氣質與蜀文化及胡文化的關系，他的遊蹤與詩歌和羌文化有何關系，他的婚姻觀念為何與中原士人不同，他對唐王朝與邊疆民族的戰事為何能持客觀態度，他在諸王分鎮問題上導致失敗的思想根源，他迥異常人特立獨行的異端思想，等等。這些研究發前人所未發，甫壹問世就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註，羅宗強先生評其：“把李白研究的視野大大的拓寬了，展現了李白研究的壹個更為寬闊的領域。”
周先生從文化角度研究李白的方法與思路，為千百年來的李白研究開辟了壹條新的途徑;有的學者已開始追摹效法，但由於這種研究方法對學者本人的功力、眼光等學術條件要求很高，故能循著這條研究道路真正做出成績的，似乎還並不多見。可見真正求實創新、言之有物的治學境界，往往是專精與博通的融合。有人說周先生的研究以考證精嚴見長，這壹評價固然不錯;但值得註意的是，周先生的研究始終存在著壹種大判斷，呈現出壹種大格局，這就與純粹考證型的學者絕不相同;他的李白研究之所以能突破樊籠、自成壹家，固然與精深厚實的功力有關，但廣博開闊的宏大視野，更是起到了畫龍點睛的重要作用。
這壹特點也貫穿在周先生的其他研究中。如本書所選的《從唐人七律第壹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壹文，由前人對唐代最好七律的論爭，從而牽扯出唐、宋、明、清四個時代的不同的文學觀念，這樣就由壹個比較細小的文學現象出發，為我們考察唐宋以來文學觀念演變這壹大問題提供了獨特視角。《“芳林十哲”考》也是從考證晚唐科場流行的壹個稱號出發，而實際反映了當時的科場風氣、士子處境、士子與朝政關系等問題，由此考見晚唐社會之風貌。至於《元和文壇的新風貌》壹文，則本身就是對中唐元和文壇的整體觀照，當時的文壇極為錯綜復雜，要理清各種文學現象與文學觀念、文人關系與文人群體，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更非具抽絲剝繭的細致眼光與縱橫開闊的宏大眼界不可。總的說來，周先生的文章從細處看，是精嚴深邃、密不透風;但若從整體著眼，卻又格局闊大、氣魄雄沈。之所以形成這壹特點，與周先生遵循“在文獻學基礎上的綜合研究”的治學思路有關，這是“專精”與“博通”的融合，也是“考證”與“思辨”的融合。
周先生的唐詩研究還始終貫穿著壹種“文學史”的宏通視野，這也反映在了《唐詩縱橫談》“縱”部幾篇文章的選擇上，如《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杜甫身後的求全之毀和不虞之譽》是對盛唐偉大詩人李、杜的研究，《韓愈的〈永貞行〉以及他同劉禹錫的交誼始末》《元和文壇的新風貌》是對中唐文壇的關註，而《“芳林十哲”考》是對晚唐詩壇的考察，《從“唐人七律第壹”之爭看文學觀念的演變》和《〈唐十二家詩〉版本源流考》二文則分別從詩歌史與目錄學的不同角度考察了唐詩對後代詩歌的影響。這些文章由小見大，大致勾勒出了唐詩發展脈絡中的重要環節。
作為後學，寫作這篇文章只能是拋磚引玉，關於周勛初先生的唐詩研究，想必各位讀者壹定會有更高明的想法或體悟。最後再說壹句，周先生的文章重實證、學術性強，但他的文風卻並不似壹般研究性文章的刻板枯燥，而是大氣舒卷，揮灑自如，生動靈活，有很強的可讀性，既體現了紮實而空靈的學風，又恰好符合“大家小書”這套叢書的宗旨，即：“大家”寫給大家看的書，雅俗***賞，開卷有益。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