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本年譜前有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劉孟伉所撰《簡介》，稱“此編於杜甫生平及杜詩各篇寫作之時地，無不詳加考訂，期於至當，按年系譜，壹目了然”，對自家人態度之謹嚴及考證之翔實都相當自信。《凡例》中也強調“編者寫此初稿時，語語求其有根據，處處求其合史實，無可考者從闕，不可決者從疑”；特別批評前人“於杜甫之生日，皆付闕如”，而“茲編則於生日問題，依新提出之證據，已可能得壹解決”。足見發現杜甫的生日，正是編纂者矜為創獲的重要成果。在1961年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團會議上，決定將杜甫列為第二年——也就是他誕辰壹千二百五十周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編纂者雖不能預知此事，但能考證出確切的出生日期，實可謂躬逢其盛，與有榮焉。
不過年譜的主要證據就來自杜詩，為何千百年來無人據此推闡，難免令人疑竇頓生。客居美國的洪業率先提出質問，他在1962年的《南洋商報》元旦特刊上發表《我怎樣寫杜甫》，介紹自己撰寫《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哈佛大學出版社1952年版）的體會。在該書第壹章中，他曾明確表示：“我們沒法知道杜甫出生的月份、日期，甚至是季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曾祥波中譯本）對新的發現當然會格外關註。可他並不贊同此說，認為《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之類“稍加考證，便露出作偽的痕跡來”，而“正月初壹日的拜壽，是‘天增歲月人增壽’的壽；不是母難、生日的壽”（此文已收入中譯本附錄），所以並不能采信。緊隨其後，同年4月11日，《北京晚報》上刊登了蕭滌非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壹嗎？》（後收入齊魯書社1980年版《杜甫研究》修訂本），和洪業的意見不謀而合，認為“證據還嫌薄弱，不能成為定論”。針對那兩首杜詩，他又做了更細致的分析：“按照我國傳統習慣，任何人只要壹進入大年初壹，就都等於大了壹歲，所以凡是壹入新年便算四十壹歲的人，當除夕時他都有資格說‘四十明朝過’，不壹定非正月初壹的生日不可”；“在唐代，大年初壹，大戶人家照例要喝點酒。……稱觴獻壽，更是常規，絲毫也不能證明這壹天就是杜甫的誕辰。……即使是平常宴飲，賓主之間也不免有祝壽的客套，何況是正月初壹，而且又是兒曹，‘獻壽’就更不足為奇了”。簡而言之，進入新年例添壹歲，元日飲酒祝壽祈福，原本都是古人習俗，而年譜卻牽強附會，造成過度詮釋。
時隔多年，移居臺灣的鄭騫在1973年又寫了壹篇《杜甫的生日》（收入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龍淵述學》），逐條批駁年譜所舉證據：首先針對《京兆杜氏工部家詩年譜》，認為“書名似通非通，大概是取杜詩‘詩是吾家事’之意。此書從來沒聽說過，僅見《杜甫年譜》征引，確實是來歷不明，面生可疑”；其次指出“四十明朝過”壹句“乃是因為過年，與生日無關。《杜甫年譜》的作者，以近代傳來的西洋習俗來解決中國古代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接著分析“獻壽更稱觴”壹句“是祝人長壽之意，並不是近代所謂拜壽、作生日”，且細讀該詩全篇，“壹點生日的意味都沒有”；最後又考察了杜甫另壹篇在元日創作的《元日寄韋氏妹》，強調其內容“也是絲毫沒有提到生日的欣愉或感慨”，“可成為有力的反證”。較諸前人，其論述更為縝密周詳。
經過洪、蕭、鄭三位先後考辨，《杜甫年譜》所倡新說顯然扞格難通。可事情的發展並未如人所料，仍有人對此堅信不疑。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71年出版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其中有《李白杜甫年表》，在“玄宗先天元年（712）”壹欄就赫然寫著：“杜甫以正月元旦生於河南鞏縣瑤灣。”雖然沒有提到所依據的文獻，但應該參考過那本年譜。洪、鄭兩位的批評意見，郭沫若或是未能見，或是未及見。未及見者可置勿論，未能見者也不必苛責。正如在他之後的鄭騫，除了洪業以外，同樣“未聞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並不知悉蕭滌非的看法。在交流不暢的年代，完全可以體諒。然而蕭氏文章近在咫尺，郭沫若竟然也未曾留意，則讓人殊感意外。這大概與《李白與杜甫》的撰述宗旨不無關聯，他為了逢迎上意而對杜甫極盡嘲諷貶損之能事，對蕭氏這樣的杜甫專家，想必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屑壹顧，自合情理。此外，蕭氏的商榷未能引發相應關註還與當時的整體氛圍有關，學術界正忙著舉行壹系列杜甫誕辰紀念活動，突然對其出生日期提出異議，明顯不合時宜。為配合相關活動的開展，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62年起編輯出版過三輯《杜甫研究論文集》，第三輯的內容正是1962年1月至9月間發表的三十六篇論文，其中就有蕭滌非的三篇，足證他在此領域中的影響。可書中並未選錄在此期間撰寫的《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壹嗎？》，甚至在書後所附同期報刊論文索引中也未見其蹤影。是否為了維持和諧歡慶的局面而特意遮蔽掩蓋呢？個中原委頗耐人尋味。
以郭沫若在當時學術界的地位，他主張的意見毫無疑問更能得到普遍的認同。蕭滌非所在的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後來曾集體編註過壹本《杜甫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蕭氏不僅參加撰寫初稿，還審閱過部分二稿，只是未能參與最後定稿。而該書附錄的《杜甫年表》居然也說杜甫生於“正月壹日”，根本沒把他的意見當回事。這本《杜甫年譜》在1981年壹字未改地重版印行，又進壹步擴大了影響。盡管有個別學者如陳貽焮認為“不得遽定杜的生日在元旦，甚至在正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杜甫評傳》第壹章），但受此誤導的仍不乏其人。周采泉的《杜集書錄》甚至將其與聞壹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相提並論：“所有杜甫年譜除聞譜外，以此譜最為有據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雖未直接言及生日問題，但對此當持肯定意見。早年在西南聯大受教於蕭滌非的王士菁，後撰有《杜甫年譜簡編》，相繼收入其編著的《杜詩便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和《杜甫詞典》（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雖未確指老杜生於元日，可還認為當在正月，依違兩可，也沒有盡奉師說。而近年來某些論著、選本依然言之鑿鑿地將正月初壹視為杜甫生日，不明究竟的媒體則津津樂道，推波助瀾。其實都只是輾轉稗販，以訛傳訛。說到底，不知道杜甫的生日又能怎樣？這絲毫無損於詩人彰顯的博大胸襟與深沈氣象，也根本不能阻礙我們繼續研讀那些生氣淋漓、激蕩人心的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