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即五代十國，這壹時期，印刷事業比唐代大有發展，印刷地區更加廣泛，印刷規模進壹步擴大，數量也大幅度增加。伴隨著刻書業的發展，書籍插圖技術也逐步走向成熟。
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的擴大，體現在刻書地點的增多。當時以開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最為有名。開封為五代梁、晉、漢、周四個時期都城，都城內設有國子監，有名的《五代監本九經》即完成於此。
932年，唐代後期宰相馮道首先倡導刻印儒家經典。據說他看到當時吳、蜀壹帶刻印的書籍，雖然種類很多，但多是壹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歷和壹些通俗讀物及佛經等，唯獨沒有儒家經典。於是他上書皇帝，奏請依石經文字刻印《五代監本九經》印版。得到皇帝批準後，馮道讓當時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國子監的博士儒徒，依照當時最好的官方範本《唐石經》的經文，取六朝以來通行的經註本之註，合編成經、註兼有的經本，再經過六七個以上專家學者的仔細閱讀精校，然後請書法高手用端正的楷體寫出，再組織工匠雕刻印刷。
這樣，從932年至953年，歷經22年時間，《五代監本九經》全部完工。同時還刻印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種輔助著作，***130冊，這是官府大規模刻書的開始。
在《五代監本九經》刻成後兩年，即955年，儒學大師田敏又奉命刻印了關於解釋經書音義的書《經典釋文》。這次唐代晚期刻印的《五代監本九經》，因為是國子監印本，後世稱為《五代監本九經》，從此，版本學上出現了“監本”這個名詞。《五代監本九經》的問世，使古代經書有了統壹的標準本，在當時還允許公開出賣，使《五代監本九經》流布甚廣，因而對於文化的普及起了壹定的積極作用。同時，自此以後，刻書不再是民間書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為歷代朝廷的出版事業，對後世印刷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由於朝廷對印刷業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書也多了起來。私家刻書世稱“家刻本”。
蜀國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書業的先進地區，此時更為興盛。因為這裏從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70多年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亂，因而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們對書籍的需要量越來越大，加上又盛產麻紙，印刷技術又有根底，這就為該地區印刷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當時後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書籍的先驅。他命人刻印了詩文總集《文選》和類書《初學記》，還有白居易編的類書《白氏六帖》。毋昭裔還自己出錢興辦學校，刻印《五代監本九經》，鐫刻《後蜀石經》，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導下，後蜀文風由此蔚興。毋昭裔對蜀國文化教育的發展確實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書籍，已遍銷海內了。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滅後蜀時，對毋家網開壹面，下令把雕版全部發還給毋家。他的子孫繼續從事刻書事業，成為成都世代相繼的有名的出版家。
此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術的優點，也在909年至913年，自己出錢，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學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真經廣聖義》30卷，五年間雕成460多塊版，並印刷出來使其廣泛流傳。
在成都刻印的還有蜀國和尚曇域。他收集了他的師父禪月大師貫休的詩作1000首，在923年雕印出版，題名《禪月集》。這些都反映了五代時成都印書業的發達，從而為宋代享有盛譽的“蜀本”打下了技術基礎。
吳越國的京城杭州，印刷業也相當發達。單是國王錢弘俶與和尚延壽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塔圖、咒語，印數可考的就達68萬多卷，印數之大是空前的。
吳越國的印刷技術也達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紙張潔白，墨色均刀，字體清晰悅目，圖畫也很精美；還有2萬幅印在素絹上的觀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我國最早的用絲織品印刷的版畫，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術水平之高。
後來，吳越王王妃黃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倒塌，考古工作者發現塔磚之內藏有《寶篋印陀羅尼經》，為吳越國所刻印卷首有較簡略的扉畫。此外，考古工作者還發現塔磚內另藏有木刻雕版畫，刻有人物故事，較《寶篋印陀羅尼經》卷扉畫還要精細。
五代時期，著名詞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為官，壹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愛好學習，才思敏捷，長於短歌艷曲，尤重聲譽，為此他在家鄉山東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給友人，其作品流傳到開封、洛陽壹帶。和凝是文學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壹人，從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風氣盛行起來。後晉石敬瑭命道士張薦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經》，就是和凝為該書寫了序文，並冠於卷首，使其頒行天下。南唐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也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著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還刻印了南朝陳徐陵編的詩歌總集《玉臺新詠》。
敦煌地處偏僻的河西地區，當時駐守敦煌的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於10世紀四五十年代，先後請刻工雕印了單張的上圖下文的各種菩薩像、《大聖毗沙門天王像》和《金剛經》、《切韻》、《唐韻》等書。
其中，制作於947年的《大聖毗沙門天王像》，結構緊湊，中心突出，刻畫的線條，剛勁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樸而不庸俗，充分表現出這壹時期雕版印刷技術的水平。與《大聖毗沙門天王像》同時制作的另壹幅木刻雕版畫《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除了畫面質樸簡潔、刻線流暢外，其最大的特點，此畫標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當是古代版畫插圖史上刻上刻工名的第壹人。
《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和《金剛經》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還印有當時刻工雷延美的名字，這是古代歷史上最早記載的刻書工人。這幾種佛像和佛經是迄今傳世的寫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時期的珍貴印刷品。
福州地處東南沿海，當時的閩國國王王審知很重視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寫的《人生幾何賦》，曾被書商刻版印賣，因此他寫了“拙賦偏聞鐫印賣”的詩句，可見當時的福州已出現了以刻賣書籍為營生的書坊了。
隨著刻書業的發展，收藏圖書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國家的藏書也多了起來。據記載：後梁節度使趙匡凝“頗好學問，藏書數千卷”。後唐大將王都“好囊圖書”，家中藏書3000卷。後周張昭積書數萬卷，並建有藏書樓。荊南國的學者孫光憲，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家有藏書幾千卷。南唐的3位國君李昪、李璟、李煜都收買圖書，興辦教育，“宮中圖籍萬卷”。吳越國國君錢镠的兒孫都崇信儒學，好藏圖書，“家聚法帖圖書萬余卷，多異本”。所以史稱“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
這個時期有成千上萬卷的藏書出現，在幹戈擾攘時期十分難得，從壹個側面反映了五代十國時期刻書業的發達。五代十國時期的木刻插圖也是壹大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實際上也是木刻版畫藝術的初創期，當時木刻主要服務於宗教的宣傳，宗教的大發展使印刷業得以興盛。至於文學書籍及民間用書中的木刻插圖，直至稍後的五代時期才逐步受到應有的重視。木刻版畫原本屬於壹個獨立的藝術門類，但在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和推廣下，木刻版畫作品被印刷在書籍之中，從而擴展了書的內容和形式，成為我國古籍發展中的壹個亮點。
五代時期，由於印度佛教文化的輸入，它對於古代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這也恰恰反映在書籍木刻插圖藝術之中。
事實上，木刻佛畫是五代時期圖書方面的重要作品。通過圖書中的佛畫，將佛教的輪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達，並把佛和菩薩的形象與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化，達到普及民眾的目的。
圖書的插圖會給人帶來更直觀的感受，也便於理解書的文字內容。在當時，壹般宗教信徒，即所謂“信女”、“善男”，他們之中不識字的就很多，雖然口裏念著“經”或“懺”，但是都看不懂經書中寫的是什麽意義。但是，有了插圖，至少可以使壹般信徒能了解經卷中的大概意思，所以當插圖本的經書壹出現時，它那嶄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廣大信徒們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