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聽人說，研究中國古典，用中國固有的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之學足矣，為何要用西方輸入的語法學（即文法學）以及語言學理論呢？這不是崇洋媚外嗎？對此，楊樹達先生評論道：
故我所無者，整個系統之文法學耳，非無文法也。……若謂非我國固有即不必為，請問論者，出外亦乘火車汽車否乎？家居亦用電燈電話否乎？夫時代進步，吾人之治學亦當後勝於前，不能固步自封。必如論者之說，則吾人今日應茹毛飲血否乎？大抵科學之為術也，重理解，貴分析，而國人之大病在囫圇，在含混，故與科學不相容。
我註意到，反對在古籍整理時采用語法學等現代語言學方法的，大抵是不大懂這類方法的人；凡是懂的人，對此沒有加以反對的。這是壹個悖論，妳不懂它，妳說它不好，有什麽根據呢？
我在撰作之前考慮，在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已經問世近半世紀的今日，如果這部書的水準較之後者不能有較大幅度提高，就沒有多大意義。必須力爭做到，在古今聚訟紛紜莫衷壹是的疑難詞句的考證上做得較以往註本更為精確可信。能做到這樣嗎？
《論語新註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版）
古希臘哲人說，世上沒有兩片壹模壹樣的樹葉！如果語言中的每壹個詞，都有獨屬自己而區別於其他詞的獨壹無二的標誌，或稱基因，那該多好啊！運用這壹特點，就可和其他詞語區別了，古書疑難詞句問題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嗎？依據這壹特點註釋的古書不就較之以往更為精確可信了嗎？
幸運的是，這壹標誌（基因）是有的，就是詞的“分布”。它壹是指詞在句中所占據的語法位置，如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等等；二是指詞的結合能力，即該詞修飾何詞，該詞被何詞修飾，等等。通俗地說，就是詞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條件。
很多學者都有論述，幾乎沒有哪個詞的分布是和其他詞雷同的。壹個詞內部的不同意義（詞的義位），其分布也是不同的。問題接著又來了。雖然某壹個詞的總分布不會和其他詞雷同，但有爭議的詞或義位只是位於某壹句子中，這壹句子不足以呈現該詞或義位的總分布，能和其他詞或義位區別開來嗎？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分布可以分為若幹類，壹個詞或義位的分布類並不多，而某詞或義位在句子中可以呈現的類往往不止壹種。而且，既然都需要鑒別了，這兩個詞或義位的意義壹定相差不小；與此對應，分布的類也往往會很不相同。
例如《論語·衛靈公》的“小不忍則亂大謀”，句中的“忍”歷來有兩種解釋：忍心，忍耐。這兩個意義的區別較大。它在該句分布的類有兩個，壹是受否定副詞（不）修飾，二是不帶賓語。《論語》成書時代的典籍中，“忍”的兩個意義都常見；受否定副詞修飾時，兩個意義也都常見。而當它受否定副詞修飾且不帶賓語時，有趣的事發生了，壹邊倒地只呈現“忍心”壹個意義，這壹現象壹直延續到漢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離先秦時代不遠的漢朝人也正是這樣理解的。《史記·梁孝王世家》記載，漢景帝和弟弟梁王喝酒至半酣時說道：“我死了以後就傳位給妳。”竇太後很愛梁王，聽了十分高興。於是，
袁盎等入見太後：“太後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後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後。太後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
顯然，這裏的“小不忍”為“小小的仁慈”，我就是這樣註釋的。
又如，《公冶長》：“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句中後壹“有聞”，楊伯峻先生註釋說應讀為“又聞”。但“聞”除了幾種特殊情況外，都必須帶賓語，沒有例外。壹種特殊情況指“聞”與其他詞結合成固定結構如“多聞”“無聞”等。“有聞”因為在先秦典籍中很常見，也是壹種固定結構，不帶賓語。《孟子·滕文公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而“又聞”不常見，不是固定結構，要帶賓語。《論語·季氏》：“問壹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顯然，“唯恐有聞”的“有”不能讀作“又”。
又如，《為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到底誰“退而省其私”？是孔子還是顏回？古來有兩種看法，我們弄清楚了“退”的詞義特征（說到底也是分布特征）：卑對尊言“退”，客對主言“退”，當然“退”的是顏回。
最近，阿爾法狗大戰李世石轟動壹時。可以設想，如果在不久的將來，漢語的常用詞在每壹時段的分布特征描寫清楚了，那麽，遇到古今仁智互見的疑難詞句，電腦也能判定孰正孰誤；如果都不正確，電腦也能做出新的解釋，而且它註解的古書較之人類所註往往更為精確可信。這壹前景難道只是鏡花水月嗎？
解讀古書還有壹種常見的做法，我稱之為“拔蘿蔔”——將某字詞的意義朝自己預設的方向拔。第壹步，說現在通行的讀法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壹貫思想，因此必須重新解讀。第二步，通常是找出該詞該字的某個很偏的意義；如果實在找不到研究者期望找到的意義，就說某字和另壹字相通假，應讀為另壹字；或是說因字形相近，乃另壹字之誤，等等。所有這些，都只是提供了甲是乙的可能性，而論證接近必然性的有關“分布”的至為關鍵的證據卻付之闕如了。第三步，說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壹貫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說：“學者們往往註意追求新穎可喜的意見，大膽假設，然後以‘雙聲叠韻’‘壹聲之轉’‘聲近義通’之類的‘證據’來助成其說。”用這種解讀古書的路數（六經註我）寫出的論文俯拾即是，而我們只是就事論事，不必舉例了。
這種做法實在欠妥。語言是壹個系統，而求證某壹系統內部的問題應當主要依賴該系統內部的證據。情理、義理等屬於語言系統外部。王力先生說：“古人已經死了，我們只能通過他的語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們不能反過來，先主觀地認為他必然有這種思想，從而引出結論說，他既然有這種思想，他這壹句話也只能作這種解釋了。後壹種做法有陷於主觀臆測的危險。”孫玉文教授對我說：“妳覺得孔子應當怎樣說是壹回事，孔子實際上說了什麽是另壹回事。詞句考釋是求證後者，和前者沒有必然關系。”況且，依據孔子思想認定孔子只能如是說，再根據孔子如是說來論證孔子思想，這不是循環論證嗎？
“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實，每壹語法位置上能夠出現的詞也是不自由的，有限的。比如，如果妳覺得“學而時習之”的“習”不對，要換成另壹個字，這個字必須是可以出現在這個語法位置上的；而研究者想要換的字詞本身的數量也極有限（如須與被換字詞形近、音近），而且這些字必須符合研究者的預設（崇拜孔子者選擇有利孔子的字詞，貶斥孔子者選擇不利孔子的字詞）；三個低概率相乘，得數幾乎為零。因此，如果某句話經過全面論證在當時語言中文從字順，還要置換字詞，是不大可能成功的。據說，《泰伯》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八種讀法，這實際上是通過改變句子結構而改變分布。我已證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當時語言中文從字順，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讀法在當時語言中都說不通。可見，經典不是泥人張手裏的泥巴，想怎麽捏就怎麽捏。
簡言之，正確的結論壹般情況下只有壹個，“兩讀皆可通”、“數讀皆可通”壹般不會存在。
還有壹點，這種論證大多數情況下是與“分布”的考察相矛盾的；即使好幾位學者都用這法子來求證，所得結果壹般也不會壹樣。正如王力先生所說：“十位學者隔離起來，分頭研究同壹篇比較難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種不同的結果。”而采用考察分布的方法來進行詞語論證，十位學者卻會得到壹個結果。這是符合科學研究的可重復可驗證原理的。
以“最博最精”著稱的清代高郵王氏父子，雖然有時也基於情理論證（如《雍也》“雍也可使南面”，說“南面”是卿大夫），但古人心裏是有壹桿秤的。比如，歷來認為是高郵王氏的名篇或稱代表作的，都是符合分布原理的，例如釋《詩經·終風》“終風且暴”：
《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為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為“既”。
人們贊頌王氏考據的精湛，十有八九是舉他們的這壹篇。這例考證，通過好些類似句子，總結出“終～且～”格式；在這壹格式中，“終”的類似於“既”的意義得以凸顯。筆者總結為“書證歸納格式，格式凸顯意義”。這是典型的考察“詞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條件”，也即考察分布，不過王氏習焉不察罷了。
趙紀彬《論語新探》讀《衛靈公》“有教無類”為“域教無類”，說是限制教育的意思。我們在《左傳》等書中找到十幾個“有～無～”的句子（包括至今仍常用的成語“有備無患”），證明趙說無據，而楊伯峻先生所譯“人人我都教育，沒有（貧富、地域等等）區別”則大致是正確的。
既然古人心裏的那桿秤是符合分布原理的，我們就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不能相反！
楊樹達先生反對“拔蘿蔔”壹類做法，他把王氏釋“終風且暴”的做法稱為“審句例”，大力提倡：
前人於訓詁之學有壹大病焉，則不審句例是也。大言之，壹國之文字，必有壹國之句例；小言之，壹書之文字，必有壹書之句例。然古人於此絕不留意，但隨本文加以訓詁，其於通例相合與否不之顧也。故往往郢書燕說，違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說經乃始註意及此，故往往據全書通例以說明壹句之義，故往往泰山不移。
拔蘿蔔等做法不顧“通例”，即不顧語法規律，也即不舉類似書證，僅僅根據這壹句（本文）加以發揮，所以“郢書燕說，違失其真”，也即所謂“國人之大病在囫圇，在含混”；而王氏註重通例，多舉類似書證，故能“泰山不移”。
如果讀者加以註意，我舉的壹百六十余例《考證》，大多采用王氏釋“終風且暴”的方法。
上文說過，每個詞都有獨屬自己而區別於其他詞的獨壹無二的標誌。但是“櫻桃好吃樹難栽”，以王念孫的“最博最精”與嘔心瀝血，其《讀書雜誌》還須在八十多歲才刊出，則古人及近人要模仿王氏的“審句例”而成此皇皇巨著，幾乎不可能。當年楊伯峻先生撰作《論語譯註》時，是不具備這壹條件的；但今日已是E時代，利用電腦及其軟件，海量例句，轉瞬即到眼前——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已經成為可能。即便如此，工作量仍如此浩大！
是的，搜尋例句的工作量大大減少了，但例句還須壹個個辨析。筆者從2004年春著手研究，到2016年春出版，十二年冷板凳就這樣坐過去了！如果不借助電腦及其軟件，則不知需要多少年！
曾經有人看了我的書稿說，妳的壹百多例考證除少數之外，都只是論證以往註釋《論語》各家孰正孰誤，而沒有獨出機杼，提出新解，這是創新性嚴重不足！
對此我不敢茍同。我們考釋古代詞句，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了正確理解書中詞句的原意。假如能夠確證以往各家解釋中，有壹家的解釋符合當時語言的實際，那麽就意味著其他各家的解釋壹定不對；同時，也就意味著如果試圖獨辟蹊徑作出新解，也壹定會失敗。上文所說正確結論壹般只有壹個，就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古代註家（尤其是漢晉的早期註家）的結論中往往總有壹個是符合當時語言實際的，因而無需推翻眾解，獨出機杼。
上文提到了科學研究的可重復可驗證原理，而這壹原理正是建立在正確結論的排他性、唯壹性基礎之上的。這原來不成其為問題，本該如此嘛！但對於以十位學者十種結論為常態的人來說，妳缺乏石破天驚的結論，而僅僅論證以往各家孰正孰誤，就是缺乏創新。對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