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詩篇：《我們是少年》。
鄭振鐸祖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1917年夏，靠親友的幫助到北京進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課余讀了不少西方社會學著作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啟蒙教育。不久結識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壹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國》月刊發表了他翻譯的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1920年夏，他和耿濟之***同翻譯了《國際歌》歌詞。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他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壹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周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與封建舊文學作了堅決的鬥爭，並批評了新文學陣營中壹些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壹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俄國文學史略》(1924)是中國這方面第壹本專著，對介紹俄國文學(包括蘇聯文學)起過積極作用。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理論，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及其文學思想，在當時尤為難得。《太戈爾傳》(1925)是中國第壹本介紹、評述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專著。80萬言的《文學大綱》(1927)將中外文學史及其名著合在壹部書中敘述，開闊了文學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紹世界文學歷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面都有過大的影響。
1927年 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壹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裏，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此書圖文並茂、史料豐富、眼界寬闊，充分肯定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壹個時期裏，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組織許多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系統介紹中外古典文學名著，規劃宏偉。雖因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現原計劃，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業的重要成果。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裏,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戰勝利後,他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周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號召作家為人民、為民主而寫作，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壹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面，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壹。1921年6月,他進壹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壹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在文學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壹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編輯本段]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壹個多月。這裏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征集有關的文物，征集到壹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壹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壹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兇。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壹。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壹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範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壹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麽“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壹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壹本文學雜誌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壹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壹期）壹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壹九三壹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壹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壹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壹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壹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裏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壹期）壹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壹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