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利觀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裏仁》），孔子認為，壹般人都有追求財富的強烈欲望。“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述而》)，在孔子看來，無論是君子與小人在內的壹切人的求富欲望，只要他們求富有道，不違背“義”的道德規範，追求財富就是合理的經濟行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這是孔子的義利觀，也是他對獲不義之財者的蔑視。
為了區分求利的合理性與非合理性，孔子提出了“義”，正所謂“君子義以為上”(《陽貨》)。在義利關系上，應當遵循先義後利、重義輕利的原則。孔子認為：取利必須合乎義，這是理論原則，若將這個原則付諸於社會實踐，必須有壹個可以依循的準則，即“禮”，所謂“禮，天之經，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在義與禮的關系上，他把禮看作是“義”的制度化，是實現“義”的標準，將三者統壹起來，總結義、利、禮三者的關系，孔子提出“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的觀點(《左傳》成公二年)，孔子的義利觀是他舊的傳統思想在經濟思想中的集中反映。
物質生產觀 在生產上，孔子不提倡士人、君子直接從事生產勞動，認為生產勞動是小人的事。他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裏仁》)。另壹方面，孔子又極其重視發展生產，提出先富後教的富民觀點。孟子繼承和發揮了這壹觀點，他指出民如貧困不堪，“仰不足以事父母”，荀子提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這些說法與孔子的富民思想是壹脈相承的。
對於實現富民的途徑，孔子提出兩個方面：第壹是保證和鼓勵直接生產者發展生產，他主張“使民以時”(《學而》)，要求統治者不濫用民力，及時保證農時的需要，不影響生產。這種主張是以統治階級為出發點的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當時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第二是減輕統治階級的剝削，采取節用薄斂等惠民措施。孔子對冉有說，“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壹年》)，反映出孔子主張薄斂的態度。富民思想是孔子經濟思想中具有時代特點的新思想，也是他的仁政思想在經濟方面的體現，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分配和流通觀 在生產資料的分配上，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季氏》)，要求按等級地位占有土地，臣民各安其分，不相侵奪，以保證統治階級內部穩定和諧。這種分配思想並非主張平均主義，但為後世儒家引伸為分配關系上的均等主張。孔子的“均無貧”思想(《季氏》)，為後世要求改變貧富懸殊狀況提供了理論依據。
孔子對分配問題說的較多的是關於足食、租賦、濟眾等生活資料的分配和再分配問題。他提出了“足食”(《顏淵》)、“所重民食喪祭”的觀點，認為百姓富足，乃是國家富足、政權穩定的前提。同時，孔子極力主張輕賦薄斂的政策，“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實行西周時代的勞動地租。孔子極力倡導統治階級要“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壹年》)，目的是使“近者說，遠者來”(《子路》)。他的“濟眾”(《雍也》)思想，同樣是為了鞏固統治秩序而提出的。
對於流通領域的問題，孔子說得甚少。他傾向於自由通商政策，反對魯大夫臧文仲置六關以征稅的方法，主張開禁利民。
消費觀 孔子節用克儉的消費思想，是繼承發展了西周以來的傳統消費觀。
對於個人消費，孔子是等級消費論者。他認為，貧者要“貧無怨”、“貧而樂”，安貧樂貧；富者要“富而無驕”(《憲問》)、“富而好禮”(《學而》)。無論貧者與富者，能夠做到人人知足，上下相安。他贊揚顏回“壹簞食，壹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做到安貧樂貧。“奢則不孫，儉則固”(《述而》)，孔子雖主張人人從儉，但不合於禮制的奢和儉都是不對的。對於國家的財政開支，孔子堅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他提出“節用而愛人”，國家的財政開支如同個人消費支出壹樣，都要有度，即“禮”。“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語?魯語下》)。
孔子的經濟思想，歷經後繼者們的不斷發展和改造，成為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經濟理論的重要源流，對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希望能夠幫到妳·(*^__^*) 望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