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問》是屈原的代表作，全詩373句，1560字，多為四言，兼有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偶有八言，起伏跌宕，錯落有致。在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作品裏，《天問》是壹篇非常獨特的詩篇。這是因為，該作品乃是壹種空前絕後的文學形式，全文自始至終，完全以問句構成，作者或壹句壹問，或兩句壹問，或四句壹問，壹口氣對天、對地、對自然、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提出173個問題，層層設問，用提問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念和價值取向，情理交融，聲情並茂，宛若夢筆生花，令人讀來興趣盎然，絕無枯燥之感。因此，清代學者劉獻庭在《離騷經講錄》中贊其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
關於《天問》題名的含義，大多數人都同意王逸的觀點，天問就是問天，由於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古人相信，天乃萬物之總名，亦是統理萬物之主宰。因此，問天也就是問自然問社會問萬事萬物。
或許，天問也可以指代天發問，創造萬物的天，對自己創造出來的事物產生了懷疑，因此屈原要代天提出問題。其實，大自然盡管五彩繽紛千奇百怪，但是它並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思考中的人。也就是說，真正產生疑問的是屈原自己，是屈原對自己原來的知識體系提出了問難、質疑和責問。顯然，這是壹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自問，其關鍵在於，屈原不是僅僅要提出問題和尋求答案，而是要從根本上對原命題進行詰問、懷疑和否定。從這個角度來說，對待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問題，是不能夠像柳宗元的《天對》那樣簡單地壹對壹的回答的。
從文章的形式上來說，《天問》以提出問題為作品字句的主要結構，並不是憑空或偶然出現的，而是在我國民間詩歌中的對歌、提問題、考知識、鬥智慧的基礎上集中提煉形成的。眾所周知，我國大量的民間歌舞，諸如北方的《小放牛》、南方的《劉三姐》，經常采用問答形式來傳播知識、傳遞感情。其中有壹些民間歌曲，例如《盤花歌》、《問根生》，幾乎從頭到尾都是在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
《盤花歌》，布依族民間歌曲，通常以四季、十二月為序，青年男女以花寓情，內容以花為核心，相互盤問種花的過程和經驗，涉及各種生產、生活知識，流行在貴州惠水壹帶。苗族民間歌曲，借花盤問，或以花比喻對方，兩句為壹段，三段成壹首，流行在貴州望謨壹帶。
《問根生》，土家族巫師在儺壇、祀神儀式上所唱的宗教歌曲，流行於貴州銅仁地區。表演形式為巫師彼此相互問答，壹唱眾和，內容涉及伏羲、五嶽、六十甲子、十二月花、儺爺儺娘的來歷，沖儺還願等根生內容，以及各種神祗、法器、服飾、道具、生產技術、生活知識、歷史典故，均是互相盤根問底的主題，因此又稱《盤歌》。顯然，出身於巴族（後裔即土家族）巫師的屈原，對此應當是耳熟能詳的。
至於屈原撰寫《天問》的靈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辭章句》裏有壹段繪聲繪色的描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仿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 ，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 ，及古賢聖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於是屈原“因書其壁，呵而問之”，遂成《天問》。
或即倍譎、背譎、背穴，原指日暈、日冕、日珥的形狀，引申為形狀詭異奇特。《呂氏春秋·明理》：“其日有鬥蝕，有倍譎，有暈珥。”高誘註：“倍譎、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譎。”我國對日冕的觀測，已見於公元前14世紀的甲骨蔔辭中。
有趣的是，王逸稱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雲雲，言外之意是屈原過去並不知道楚國有廟堂，廟堂裏有壁畫。顯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於楚國望族，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因此，這就從另壹個側面進壹步證明了筆者的觀點，即屈原實際上是出身於楚國的少數民族巴族，只有這樣他才會被楚國廟堂壁畫的內容所震驚，並產生壹系列的問題，從而撰寫出千古奇文《天問》來。
那麽，楚國廟堂裏真的有壁畫嗎？答案是肯定的。人類開始繪畫的歷史目前已經追溯到數萬年前，我們有理由相信，凡是能夠畫上圖案的材質，當初人們都曾經嘗試過，並由此而形成了種類繁多的繪畫品種。例如人體畫、服飾畫、陶器畫、木器畫、石器畫、金屬器畫、皮畫、帛畫、紙畫（畫面尺寸相對較小），以及巖畫、地畫和壁畫（畫面尺寸相對比較大）。
壹般來說，古代繪畫內容，壹是為了宗教或巫術目的，二是為了記述歷史，三是為了傳播知識。例如，我國畬族有壹種古老的歌舞，名叫功德舞，亦稱祭祖舞。每年農歷正月初八祭祖，每三年舉族大祭祖，以及喪葬儀式，都要由年長者主持，請師公（巫師）和祭祖者（喪葬儀式為八人），在祖先畫像前，唱祭祀歌，跳表現祖先功德的舞蹈，眾人隨之***舞。祖先畫像又稱祖圖，通常為長卷式，繪畫內容為本民族起源與遷徙的傳說。
我國巖畫分布地域非常廣，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內蒙古的陰山巖畫，寧夏的桌子山巖畫和賀蘭山巖畫，江蘇連雲港的將軍崖巖畫，以及西北地區（新疆、甘肅、青海）巖畫、西南地區（西藏、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巖畫和福建臺灣巖畫，此外牡丹江亦發現有巖畫。多少令人有些奇怪的是，在文明發達甚早的中原地區（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陜西省、山西省、山東省、安徽省、湖北省）的太行山、呂梁山、秦嶺、熊耳山、伏牛山、泰山、大巴山、荊山、大別山等山脈卻幾乎不見有過什麽樣的巖畫（吉林、遼寧、湖南、江西、浙江、廣東、海南亦未發現巖畫）。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這裏的人們很早就發展了地畫、壁畫等藝術形式，因此也就不需要在巖壁上繪畫了。
在我國，地畫和壁畫（包括墻壁、天花板）是兩種相當古老的繪畫形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先夏時期（通常所謂的新石器時代）。我國地畫首次發現於1982年10月，當時考古工作者在甘肅省秦安王營大地灣文化遺址發掘中，在壹處房屋居住面上方發現壹幅用碳黑顏料繪制的地畫，畫面範圍東西長1·2米，南北寬1·1米，圖案為舞人和陳牲，現存畫面有兩個人物像，畫像人物高約33厘米、寬約14厘米，狀似壹男壹女翩翩起舞，繪畫時間距今已有5000多。陜西省綏德小官道龍山文化遺址（距今4000多年前），壹座半地穴式房屋後室的中央部位的地面上，也發現壹幅黑紅色裝飾畫，現存的橢圓形圖飾，東西寬1·3米，南北長1·5米。此外，我國先民還創造有地面擺塑畫，用貝殼或石塊擺塑成動物、人物或星座等圖案，例如著名的河南省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墓葬裏出土有貝殼擺塑成的龍虎圖案畫、虎背臥鹿畫、龍頭蜘蛛畫、人騎龍背畫，它們也可以歸入地面畫。
我國壁畫最早見於5000多年前的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遺址，在出土的墻壁殘塊表面繪有幾何形紋圖案畫，系赭紅間黃白色交錯三角形圖案。遺憾的是，由於我國古代建築絕大多數都是土木結構，難以持久存在；因此，隨著古代建築物的坍塌，建築物內的壁畫也隨之煙消雲散，了無蹤跡。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古人不曾在廟堂裏、墓室內廣泛地繪制過壁畫。
丁晏在《天問箋·自序》中指出：“何以知其呵壁也？壁之有畫，漢世猶然。漢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圖》，皆有先賢畫像。武梁祠堂有伏戲、祝誦、夏桀諸人像。”事實上，許多典籍都記載有古代壁畫，《漢書·霍光傳》提到周公負成王圖，《漢書·成帝紀》記有：“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註：“畫堂畫九子母。”《漢書·敘傳》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文選》載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雲：“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
《太平廣記》卷210引《王子年拾遺記》：“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噴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成規度。方寸內有五嶽四讀，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惟恐飛去。”這是目前能夠見到的，有關繪制壁畫的有名有姓的畫家的最早記錄。
有必要指出的是，《天問》的內容與《山海經》有許多相近相合的地方。《山海經》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和周代的《海內五經》合輯而成的，相傳《山海經》原本有圖，如其不謬，那麽《山海經圖》也有可能曾經被繪制在上述歷史朝代的廟堂墻壁上（常見的說法是，山海經圖被鑄造在九鼎上）。
屈原創作《天問》長詩的時間，沒有留下記載。從作品內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來看，當在創作《離騷》、《九歌》、《招魂》之後。這是因為，《天問》既沒有像《離騷》那樣娓娓道來，也沒有像《九歌》那樣全身心的敬天娛神，而是對天意對人事咄咄發問；顯然，當詩人有了《天問》所傳達的精神和認識之後，是不可能再寫出《離騷》和《九歌》那樣的作品的。
同理，《天問》是作者在人生命運發生巨大轉折時產生的巨大疑問，而《九章》諸篇則大多是作者已經遭受人生重大打擊後的情感記錄，因此《天問》也只能作於《九章》之前。
由於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閭大夫的時間，是楚懷王在位或活著的時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擊，則發生在楚頃襄王新就位至楚懷王客死秦國之際。據此，我們有理由推論，在楚懷王被扣留秦國直至客死秦國期間，在如何對待楚懷王的問題上，屈原與頃襄王、令尹子蘭產生了尖銳的分歧。屈原在為楚懷王主持完招魂儀式後，懷著悲痛和疑惑的復雜心情，再壹次進入楚國廟堂，面對廟堂裏的壁畫，結合自己親身經歷目睹的社會現實，終於開始對天命有所懷疑和質疑，對自己曾經接受的知識體系產生疑問和困惑，並由此壹發不可收拾，滿腹疑惑壹股腦傾瀉出來，從而壹氣呵成寫出千古名篇《天問》來。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記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那麽，令尹子蘭究竟是“聞之”什麽事情會“大怒”呢？頃襄王又因何“怒而”壹定要放逐屈原呢？壹般來說，屈原雖然與頃襄王、令尹子蘭存在政見分歧，但是屈原並不對他們的權力構成威脅，沒有必要非將屈原驅逐出國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鑒於此，我們有理由認為令尹子蘭“聞之”的不是別的什麽事情，而正是《天問》壹詩。當子蘭讀到屈原的《天問》時，對其不敬天的言詞大為震怒，於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頃襄王面前進壹步讒陷屈原，並促使頃襄王決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簡單，懷疑天命、質疑天的絕對權威，指責歷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為對頃襄王的懷疑和質疑，這是頃襄王絕不能容忍的。
《天問》的內容及其結構和層次，可以分為三大部分：
第壹部分是對自然結構提出問題，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計112句，69個問題。首先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和日月星辰運行發問（44句，27問），接下來對大地結構和鯀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發問（68句，42問）。
第二部分是對社會歷史提出問題，自“禹之力獻功”，至“卒無祿”，***計244句，96個問題。首先從禹的婚姻問起，對夏代的歷史發出壹系列問題（64句，22問），接下來對商代歷史（涉及女媧、堯、舜和吳國的歷史故事）提出壹系列的問題（76句，29問），然後對周代歷史直至春秋戰國若幹事件提出壹系列問題（104句，45問）。
第三部分是尾聲，自“薄暮雷電”，至“忠名彌彰”，***計17句，8個問題，內容主要是聯系自己的遭遇，闡述屈原個人的感慨。
有必要說明的是，從目前的《天問》版本來看，同壹歷史事件或同壹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現在詩篇的不同段落裏，這就表明《天問》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可能發生過錯簡，也可能丟失了壹些文字。為了方便有興趣的讀者深入了解這個問題，作者特意將調整後前後次序的《天問（修訂本）》附錄在後，以供對比查閱。
通過這些問題的提出，我們不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麽樣的問題？而且還能夠了解到他思考問題的深度達到了什麽樣的層次？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困難，也更偉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非常發達和先進，例如中國人最早開始使用火，最先發明養蠶繅絲技術，最先發現磁性現象，最早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察活動，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記錄下來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學技術成果，主要有《尚書·堯典》的天文歷法物候學，《尚書·禹貢》的經濟地理學，《尚書·洪範》的物質結構五行學說，《山海經》的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物產地理學，以及《周易》的數理符號學，等等。
進入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術界的思想異常活躍，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各自新的學說。其中有代表性的學說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質起源學（有生於無），《墨子》進行的光學（小孔成像原理）、機械學研究，《莊子·天下》記載的各派學說（涉及到物質的微觀結構和宏觀結構等多方面的數理邏輯思辨課題，諸如原子論、相對論、運動論、多維空間論等等，可惜各學派學者的原著已經失傳），《計倪子》記載的氣候經濟學（根據木星12年繞太陽壹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變化，提前準備開展相應的經濟貿易活動），以及《屍子》記述的平面幾何、測量學，《列子·湯問》等篇關於天地結構、宇宙萬物、遠方異國的種種思考和憂慮（杞人憂天），等等。
對比之下，屈原在《天問》中提出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問題，與春秋戰國其它學者相比，有著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著現實的價值。
1 、提出了信息傳輸問題：“遂古之初，誰傳道之”？沒有人類的時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傳輸的呢？這個問題今天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2 、提出了認識論的問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維是壹種建立在符號體系上的思維，而符號只能描述具體的有形的事物，難以描述無形的事物，而這正是人類認識宇宙起源的壹個重大障礙。
3 、關於九天，王逸在《楚辭章句》解釋為：“九天，東方昊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不過，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屈原所說的天有九重。
事實上，我國古人很早就產生了天有九層的觀念，但是最早見諸於文字的是《天問》的“圓則九重，孰營度之”、“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這裏涉及到宇宙的空間深度和天上物體彼此之間的距離問題，從視覺直觀的角度來說，古人所說的九重天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九個層次：距離大地最近的是雲霧雷電（我國古代經常把氣象歸入天文現象），然後是月亮，接下來是內行星（水星、金星，它們能夠出現在太陽之前，形成淩日現象，表明它們比太陽近）、太陽、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遙遠的是模糊的星雲。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非常發達，七八千年前就能夠根據四顆恒星判斷四季（堯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經測定出木星12年繞太陽運轉壹周，最早的日食記錄、太陽黑子記錄、哈雷彗星記錄，以及最早的星表（戰國時代甘德、石申編制）都出現在中國。
《天問》涉及的地理知識和地理範圍，也有許多值得註意的內容。其壹，“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這裏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徑與兩極直徑的長短問題，以及大地的曲率問題，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有了大地是球體的觀念。其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這實際上描述的是極地（對我國來說是北極）地區每年有半年時間沒有陽光照射的現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這可能是我國古代有關南半球情況的最早記錄。
有趣的是，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唯獨屈原的著作出現了許多與《山海經》相同的內容，例如燭龍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這或許可以表明，自從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之後，只有楚國的大臣才有機會讀到《山海經》。
《天問》涉及的歷史內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價值。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贊成郭沫若的觀點，即凡是《天問》出現的內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實資料。
姜亮夫在《屈原賦校註》、《楚辭今繹講錄》等書中認為，《天問》講夏代歷史二十多條，商代歷史十二三條，周代歷史八九條，尤詳於禹啟夏初；因為楚是夏的後代，夏起自西北，後分兩支，壹支沿黃河東下，至今日西安、鄭州壹帶，即周；另壹支沿漢水南下，是為楚國；屈原心目的舊鄉，即老家是在昆侖；楚國典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失傳後，北儒所記歷史便成了正統。
此言或不無道理，關於楚是夏的後代，可以補充的內容是，鯀死後化為熊，禹治水開山時亦曾化為熊，而楚的先祖則多以“熊”為名，表明他們都是以熊為圖騰的民族部落，並源自黃帝部落聯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說明的是，所謂楚國典籍《三墳》等，原本屬於周王室收藏的歷代典籍，於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攜帶到楚國後，北方學者便沒有機會讀到它們了。此外，姜亮夫對《天問》有關歷史朝代的統計數字，不知有何依據和標準。
當然，我們還可以換壹個角度思考，屈原沒有提出的歷史問題意味著什麽？例如，《天問》裏沒有對炎帝、黃帝、太昊、少昊、顓頊的故事提出問題。顯然，這表明屈原對歷史問題是有所選擇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國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東皇太壹，顓頊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對它們提出疑問，應當是出於尊重的考慮。由於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於巴人家庭，因此不對少昊提出疑問，也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屈原為什麽沒有對炎帝、黃帝的事跡置壹詞發壹問？這多少讓人有些不解。這是因為，屈原已經追問到人類的起源“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並談到了先夏時期的堯、舜、嚳、簡狄、後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侖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黃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裏也沒有提到炎黃二帝（《遠遊》提到軒轅、太昊、炎神，但是《遠遊》並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漢代人所作）。或許，屈原認可的歷史，取自《尚書》，而《尚書》就是以堯、舜時代為歷史的開篇。
我們知道，屈原對歷史問題的關註，其核心的疑問在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壹個君王治理天下，為什麽又要用別人取代他？這個問題的潛臺詞是，楚國君王受命管理楚國這片土地，已經有許多年了，難道現在是皇天要讓別人（秦國）來取代楚王了嗎？
因此，屈原在《天問》的尾聲，盡乎絕望地說：“厥嚴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國的江河日下已經難以挽回了，我對上天還能再要求什麽呢？也就是說，屈原對祭祀巫術在保佑楚國的作用問題上，已經徹底地喪失了信心。
有鑒於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楚頃襄王兄弟在讀到《天問》後，會如此地震怒，壹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後快。這是因為，屈原作為楚國的主祭師（相當於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產生了動搖，顯然會嚴重威脅到楚頃襄王的統治權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繼續擔任三閭大夫之職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巫風甚濃的楚國，首先覺悟到巫術不能挽救楚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巫師出身並長期擔任楚國主祭師的屈原。在這種情況下，屈原撰寫《天問》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發泄個人的疑問，而是為了教育楚國的君臣“悟過改更”，放棄單純依賴巫術的心理，改變任人唯親的現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變法圖強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並沒有得到楚國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獲罪，受到了更殘酷的打擊，屈原被徹底剝奪了參與國政的權力和機會，並被迫長期離開了郢都，從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間的淒風苦雨之途。
說明：本文系《屈原詩歌解讀》的壹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