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回到更舊的世界裏去，向線裝書中，向荒廢的池閣、向斷碣殘碑中去找朋友，他們會比這個世界中的朋友叫我懂得更多的東西。在夕陽荒草的叢中，我讀著那殘缺的碑文，僅僅只有幾個字，我讀來讀去，比讀壹首最美的詩句還感動。————張充和
“兒時的合肥、少女時期的蘇州、中學時期的上海、養病時期的青島、避難時期的昆明、抗戰時期的重慶、北平時期的姻緣、美國的後半生”。張充和壹生的人生路徑代表了她不同時期的人生選擇和境遇。
1913年5月17，張充和出生於上海，祖籍合肥，是淮軍主將、兩廣總督署直隸總督張樹聲的曾孫女，教育家張冀牗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老幺。
充和出生時，母親陸英已經生了三個女兒，第四胎雖是個男孩但壹出生就夭折了。舊時代重男輕女，張充和出生前大家都希望她是男孩。
張家在合肥的壹位遠親甚至派了兩名女仆送去金銀作賀禮，其中包括壹把金鎖，預備當男孩降生時，戴在他脖子上，保佑這個即將誕生的張氏家族繼承人長命百歲。
但充和出生的那天兩名女仆帶著賀禮壹聲不吭地回去了，母親也很失望。張充和出生8個月後被過繼給叔祖母，成為她的養孫女。
寡居多年、膝下無子女的叔祖母李識修收養了充和，從蘇州帶她到合肥老家撫養，識修淡薄寧靜，耽詩書，諳佛典，樂善好施，給予充和很好的栽培和教育。
張充和： “四歲時，外面來的客人們問我說： ‘妳是誰生的？ ’ 我總是答壹聲：‘ 祖母。’ 他們總是大笑壹陣，我只是莫名其妙地望著他們，心裏說：‘ 這有什麽好笑？ 難道妳們不是祖母生的，還是從天上落下來的？’ 我壹直不曉得祖母而外還有什麽更親的人。”
養祖母識修對充和溺愛有加，自任啟蒙老師。張充和天資聰穎，悟性甚高，4歲會背詩，6歲識字，能誦《三字經》、《千字文》。家塾授課每日早上8點到下午5點，中間壹小時午餐。除重大節日外，每10天放假半天。
充和稍長，養祖母花重金延請吳昌碩的高足、考古學家朱謨欽為塾師，還另請舉人左先生專教她吟詩填詞。
朱先生第壹堂課就交給充和壹篇《項羽本紀》，讓她用紅筆斷句。此後，充和跟著朱先生寫字，念四書五經，讀唐詩宋詞。
朱先生教學得法，自選教材，還適時地講解同音字、同義詞、語法等內容。平時只要充和閱讀古籍時圈點句讀，不講解，只答疑。朱先生認為，“書讀百遍，其意自見;點斷句讀，其義自明”。
充和如是10年，閉門苦讀《史記》、《漢書》、《左傳》、《詩經》等典籍。充和晚年壹直銘感這兩位恩師為她奠定了國學的功底。
張充和： “書房窗外兩棵梧桐樹那樣高，秋深了，梧桐子時而落了下來。 我在讀《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王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雖有此，不樂也。’——先生，我要小便去。先生允許了，我便壹溜煙地跑了出去， 滿院的梧桐子，我拾了許多，袋袋裏滿了，又裝些在套褲筒裏，在外面打了壹個轉，又回到書房裏去，先生給我瞞過去了。 ”
充和的童年被深鎖閨閣，玩伴只有仆人家的孩子，她記得壹個叫大寶的小男孩比她小，平時與他打打鬧鬧，十分開心。稍大後的某年春節，他向她拜年時，竟然向她磕起頭來，這令她很傷心。充和對書房外的現代新世界知之甚少，某日朱先生正在教她《論語》，合肥的上空突然出現了幾架飛機，充和還以為是斷了線的風箏……
張充和回憶：“我們家兄弟姐妹都講蘇州國語，我講的是合肥國語。我的祖母學問很好，會寫詩，我從小受她的熏陶。我換過好幾個老師，都不記得十歲以前的老師了。”
充和與祖母生活在壹座古宅中，與詩書為伴，她在緬懷自己雙桐書室的壹篇文章中回憶，從臥室到書房，要走過壹條長巷： “我只嫌那長巷太短了點，壹步分做兩步走，走得非常不自然，眼睛裏還包含壹眶欲滴不敢下的淚水。 我比壹切孩子都寂寞。 ” 孤寂透頂的充和往往會面對書房高墻上的裂縫發呆，，她說： “我好像有許多不能告訴人家的悲哀藏在那縫裏面。 ”
書房的樓上就是張家的藏書閣，這裏的藏書有十三經、二十四史，有宋元劇本、明清小說，還有上百塊笨重的木板，那是《古文辭類纂》十五卷的珍貴雕版。充和曾經根據《紅樓夢》裏的筵席菜單，編成了壹份《紅樓夢食譜》。
少女充和在騎馬，需要早晨四點半起床去騎，兜壹圈回來太陽剛好升起來，人和馬都出了壹身汗，老板娘打水給充和洗臉，老板把馬牽到沙堆裏打滾
充和回憶： “小時候，我可以去樓上書室隨便翻閱書籍。 不管我找什麽戲曲小說來看，祖母從不加阻撓 ，其實作品裏十之八九都有艷史，香艷的場面和對話比比皆是。 我讀的第壹部長篇是《桃花扇》，接著讀了《牡丹亭》和壹些古典小說。 我很愛讀這些作品，但不知道這些劇是可以唱的，直到回到蘇州，父親帶我去戲園看昆曲，我才發現許多曲本我都讀過。 我常在很長的戲裏壹下就認出我讀過的壹幕，或在壹個唱段裏認出我熟悉的詞句。 這種熟悉的、似曾相識的感覺引我入了昆曲的門。 ”
在《雕落》中，張充和寫道： “我愛最新的各種小玩具，可是更愛古老壹點的，新的只能叫人有壹個新奇，或者僅僅就只有壹個新奇而已。 ”
1930年養祖母辭世，16歲的充和回到蘇州，在父親創辦的樂益女校上學。
在樂益女校中她並不習慣，歷史、國文課上的知識她早已熟知，而數學、生物她壹竅不通，英語學得很快。
三位姐姐從小在城市長大，有著新派女子的“時代範兒”，她們會外語，看電影，衣著摩登，懂得白話，知道胡適，說著流行的話語。這新世界對她來說是陌生的，姐弟們結伴郊遊、騎自行車、賽球，充和不懂玩球規則，只能當個守門員。
在那個進步的中國人都在向西方國家探索學習時，她覺得孤獨： “我的這個世界上的朋友全是簇嶄新的超時代人物，我的那個世界的朋友全是上了銅綠的破碎的殷商鐘鼎。 ” 她寫道： “日常生活習慣，壹切都是新，壹切都可算是不落時代的後，這種生活，簡直叫人膩了。 於是就會夢想壹點古人的生活，憑吊壹些舊家庭院。 ”
父親張冀牖是昆曲迷，請來壹位專業人士給他的女兒們教昆曲。
二姐張允和把這段早年往事記錄了下來：“ 那天是除夕……他（父親）說，如果我們不玩骨牌、趕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師學昆曲， 等到可以上臺唱戲了，就給我們做漂亮衣服。過了兩天，他就為我們請來了老師，從此每星期我們都在爸爸書房裏學唱昆曲。”
四姐妹成立了幔亭曲社，充和常與大姐元和在《驚夢》中唱對手戲。大姐元和特別喜歡登臺表演，充和說： “她們喜歡登臺表演，面對觀眾，我卻習慣不受打擾，做自己的事。 ” 在蘇州拙政園居住時，充和常常壹個人夜晚在蘭舟上唱昆曲。
汪曾祺在回憶西南聯大的往事時，也提到過充和不愛紮堆的特點。他寫道： “有壹個人，沒有跟我們壹起拍過曲子，也沒有參加過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卻在曲社中產生很大的影響。 ”
張充和：“我學曲學得很晚，小時候讀的是家裏的私學，十六歲才正式進學堂，進的就是我父親在蘇州辦的‘樂益女中’。 那時候我的幾個姐姐都上大學去了，家中女孩子就剩下我，我就開始跟著學校的昆曲課聽昆曲、學昆曲 。那時候我父親的學校是開昆曲課的，壹個星期上幾次課，有專門的老師教，幾個學生壹起學 ，慢慢就覺得不夠了，父親便單獨給我請老師。 我的昆曲老師姓沈，名叫沈傳芷，我喚他沈先生、沈老師，是昆曲界‘傳’字輩的名角兒…… 這位沈老師什麽都會，小生、冠生、正旦、花旦、小旦的戲，他都會唱，就是不唱老生。他教我的時候，其實還不到三十歲。 那時候，家裏請了笛師，聽曲唱曲，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 ”
1933年，三姐兆和與沈從文在北京結婚，張充和去參加婚禮後就留在了北京。
家裏人勸她考北京大學，於是她就到北大旁聽。當時北大入學考試要考國文、史地、數學和英文。 充和在16歲前根本就不知道什麽叫幾何、代數，她幹脆放棄，把復習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 第二年臨考那天，家人為她備好圓規、三角尺等作圖工具。她說“沒用”，因為她連題目都看不懂。
充和數學得了零分，但國文考了滿分，尤其是作文《我的中學生活》寫得文采飛揚，受到閱卷老師的激賞(充和後來說，作文是她面壁虛構的)。試務委員會資深評委(有人指為胡適，他時為中文系主任)希望錄取這名優異生，然而錄取規則明文規定，凡有壹科為零分者不予錄取。試務委員會愛才心切，“破格錄取”了她，當年北大國文系僅錄取了倆個女生。
當時北京報紙在大學新聞欄報道此事，不過說該生名“張旋”——那是充和有意用的假名，連她的中學文憑也是假的，是弟弟宗和托在寧夏當中學校長的朋友幫忙出具的。
張充和回憶： “我考大學時，算學考零分，國文考滿分，糊裏糊塗就進去了，算學零分，但國文系堅持要我。 我怕考不取，沒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張旋’這個名字。 最好玩的是，胡適那時候是系主任，他說：‘張旋，妳的算學不大好！要好好補！’都考進來了，還怎麽補呀？那時候學文科的進了大學就再不用學數學，胡適那是向我打官腔呢！”
在北京大學國文系，張充和聽過胡適講文學史和哲學史：“他講得不錯的，深入淺出。”她也聽過錢穆講中國通史。“俞平伯、聞壹多都是我的老師。還有沈兼士，沈尹默的弟弟。”那年代北大中文系名師濟濟，張充和受益良多。
在北大就讀期間，充和淘氣可愛，喜歡戴壹頂小紅帽，也因此獲得了“小紅帽”的稱呼。
有壹次張充和跑進照相館，特意拍了壹張歪斜著腦袋、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的俏皮照片。後來充和拿這張照片到學校遊泳館去辦理遊泳證，場館的辦證員不允，說壹個眼睛閉上的。張充和很快地打斷了對方： “什麽話，我壹向是喜歡睜壹只眼、閉壹只眼看這人世的。 假如來者是壹位獨眼龍，難道妳就剝奪了人家遊泳的權利？ ”
1933年，23歲的卞之琳夏天在北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秋天認識了來北大中文系念書的張充和，內向拘謹的卞之琳開始天天給張充和寫信寫詩。
因為張充和，卞之琳的詩歌創作有了很大的轉變，開始寫情詩。當初聞壹多先生曾經當面誇他在年輕人中間不寫情詩，他自己也說壹向怕寫私生活， “正如我面對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會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激情，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觸及內心的痛癢處，越是不想寫詩來抒發。事實上我當時逐漸擴大了的私人交遊中，在這方面也沒有感到過這種觸動。 ”但是後來，在1933年初秋，例外也來了。
據說卞之琳寫的《斷章》是給充和寫的：
妳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妳。
明月裝飾了妳的窗子，妳裝飾了別人的夢。
張充和回憶，自己在進北大之前，就在校園見過卞之琳，又在沈從文家裏碰見過， “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壹見鐘情，至少是有點壹廂情願吧。 那時候，在沈從文家進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時正在編《文學季刊》，我們壹堆年輕人玩在壹起。他並不跟大家壹起玩的，人很不開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拼命給我寫信，至少有過幾百封信吧。”
1935年，在北大上三年級的張充和患肺結核，休學回了蘇州老家。
1936年，卞之琳由於母親病逝回故鄉海門奔喪。事後他專程跑去蘇州探望張充和，在張家住了幾天，張充和盡地主之誼，陪他遊覽了當地的風景名勝。
卞之琳在《雕蟲紀歷·自序》回憶這段姑蘇行，他寫：“不料事隔三年多，我們彼此有緣重逢，就發現這竟是彼此無心或有意***同栽培的壹粒種子，突然萌發，甚至含苞了。 我開始做起好夢，開始私下深切感受這方面的悲歡。隱隱中我又在希望中預感到無望，預感到這還是不會開花結果。仿佛作為雪泥鴻爪，留個紀念，就寫了《無題》等這種詩。” 但事情並不到《無題》詩時期為止， “這番私生活以後還有幾年的折騰長夢” 。
1937年，卞之琳把自己的詩作編成《裝飾集》，手抄壹冊，題獻給張充和……充和也用銀粉為詩人抄錄《斷章》等七首詩作。卞之琳癡情，直到1955年才成家。80代詩人赴美探親，還專程到充和府上拜訪，將他偶然得到的40年前沈尹默為張充和圈改的詩作手稿送上，還寫了篇深情款款的散文《合璧記趣》。
多年後，和朋友兼學生蘇煒談到這段“苦戀”，張充和說： “說苦戀都有點勉強。我完全沒有和他戀過，所以談不上苦與不苦。” 在充和的印象裏，卞之琳屬於“不能惹，壹惹就不得了”的類型。
張充和說：“他（卞之琳）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開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遠搞不清楚他，覺得他啰裏啰嗦的……確實有另外壹些不相幹的壹起玩的人，追求過我，但都不如卞之琳這壹段來得認真，持續的時間長。他的好意我是心領了，但這種事情不能勉強，我自始至終對他都沒有興趣，就看見他在那裏埋頭作詩，妳說我能怎麽辦？”
充和的追求者中，還有壹個不修邊幅的方先生，朋友方雲的哥哥。方先生是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充和早年在北大上大學時，方先生就常找由頭去拜訪她。
充和回憶說：“每次他來，都有意和我壹起吃飯或聊天，但因為太害羞，結果總是壹事無成。 他總是帶著本書，我請他坐，他不坐，請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我的書房裏站著讀書，然後告辭……幾乎不交壹語。 ”
方先生也給充和寫信，不過用的全是甲骨文，充和：“ 他壹寫就是好幾張信紙，我相信壹定寫得很有文采，可是我看不懂。 ”充和稱這位不修邊幅的追求者是“書呆子”，充和離開北平後，方致信沈從文嘆息“ 鳳去臺空 ”。
張充和康復後，《中央日報》的儲安平留英，正缺人手，張充和就到副刊《貢獻》當編輯，寫散文、小品和詩詞，初露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