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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的發展史

早在記錄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裏就有簡筆和潦草的字跡,史籍中“屈原屬草槁”、“董仲舒槁書未上”,說明戰國古文和西漢隸書在急速書寫時也非正體。據魏晉人記載,東漢北海敬王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劉睦死前,明帝派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章帝時,齊相杜度善作習字的範本,章帝曾詔令杜度草書奏事。可見公元 1世紀中葉以來,草字已經不盡是出於匆促書寫而是被珍視和仿習的字體了。從近世出土的漢簡可以看到,西漢武帝時字劃省簡的隸書已經通行。到新莽時期,有更多省劃和連筆的字。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簡就已經完全是草書了。但是從周代到新莽時期都不曾把草書列為壹種書體。

《說文解字》成書於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許慎在《敘》裏說“漢興有草書”,是以草書為壹種書體之始。東漢末期,張芝被譽為草聖,其同時以及稍晚的鐘繇等名家輩出,各成流派。當時趙壹有《非草書》之文,蔡邕有類似之議,以維護正體字的地位,這反映出草書已極壹時之盛。漢末直到唐代,草書從帶有隸書筆意的章草發展成韻秀宛轉的今草,以至奔放不羈、氣勢萬千的狂草。

章草起於西漢,盛於東漢,字體具隸書形式,字字區別,不相糾連;歷代對章草的名稱有不同的說解。有見漢末以來《急就章》有草書寫本而說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為無稽。有以章帝愛好草書或曾令用草書作奏章,甚至說章帝創造草書的,都屬臆測。有以章法之章與章程書、章楷的章同義,符合早期草書略存八分筆意,字與字不相牽連,筆畫省變有章法可循的事實,近人多信此說。

今草起於何時,又有漢末張芝和東晉王羲之、王洽兩種說法。從傳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漢簡、漢磚看,在漢末以八分書為正體字的同時,已經出現近似真書的寫法。草書也會隨之變異。略晚於張芝的草書家崔瑗作《草書勢》,對草書有“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絕筆收勢,餘?糾結”、“頭沒尾垂”、“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的描述,可見漢末的草書筆勢流暢,已不拘於章法。書體演變本來沒有截然的劃分。說今草起於張芝是從新體的萌芽看;說今草起於二王,是著眼於典型的形成。唐代以來真書沿襲至今。

草書在唐代出現了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成為完全脫離實用的藝術創作.狂草亦稱大草,筆意奔放,體勢連綿,如唐朝張旭《千文斷碑》、《古詩四道》,懷素僧《自敘帖》等等,孫過庭《書譜》字字區別,不相連接,而筆意活潑、秀媚。“大草”與“小草”相對稱,大草純用草法,難以辨認,張旭、懷素善此,其字壹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清朝馮班《鈍印書要》談學草書法雲:小草學獻之、大草學羲之,狂草學張旭不如學懷素。懷素的草字容易辨認,字跡清瘦見形,字字相連處亦落筆清晰易臨。張旭字形變化繁多,常壹筆數字,隔行之間氣勢不斷,不易辨認,形成壹種獨特的風格,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中提到張旭草書以“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而有動於心,必於草書揮毫發之”,故學張旭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