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方面﹐見到《毛詩關睢序》殘頁﹐晉人寫本《三國誌》臧洪及吳主權傳殘頁。又見記有趙王倫與張華事跡的殘頁﹐當為東晉某家所修晉史之抄本。
高昌王國時期的文書以中國所藏為多﹐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大谷文書中也有若幹件。中國所藏個別文書用永康年號﹐知是闞氏王朝﹔大量文書屬於朝。史籍記載高昌的行政﹑賦稅制度和郡城的設置﹐在文書中大體得到證實﹐而且補充了不少史籍記載的缺略﹐糾正了壹些錯誤。大量朝公文書反映的典制﹐可以看到中原政制的強大影響﹐同時還可見到上承漢制﹑下啟唐制的十六國以至北朝典制在本地區演變的過程。在賦稅方面﹐可以見到自漢朝以來直至南北朝制度的影響﹐但也有其本地區的特點。 高昌王國私文書中﹐租佃契約有較大的數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與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約關系的發展﹐某些官府機構的土地也采取這種方式經營。土地﹑房屋買賣契約亦有若幹件。在朝晚期還出現了“指節印”在契約上的運用。從買賣契及私人遺囑中﹐我們還見到壹種可以買賣﹑繼承的“作人”。文書中反映這時期寺院及其經濟活動的發展﹐在使用奴婢﹑雇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貸剝削等方面﹐均無異於世俗地主。經濟生活中﹐銀錢鑄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壹個特點。
朝延昌八年(568)寫本帶註《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殘卷﹐多是今已失傳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寫經題記中﹐可以看到有蕭道成具銜的《普門品》寫經殘卷。這時還出現有道教符箓。這都表明高昌雖稱王建國﹐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內地保持緊密的聯系。
唐代公﹑私文書不僅數量最多﹐內容也最豐富。就目前所知﹐流散於日本﹑英國﹑蘇聯﹑德國及其他各國的文書中﹐絕大部分屬於唐代。唐平氏高昌後﹐將行之於內地的壹套政治﹑經濟﹑軍事制度亦實施於本地區。因而大批官文書不僅使我們得以了解本地區的歷史﹐幫助我們了解史籍記載的真實含義﹐而且補充了李唐壹代文獻記載的缺漏。大量的籍帳文書﹐包括手實﹑戶等簿﹑貌閱文書﹑戶籍﹑點籍樣(見彩圖西州都督府屯田文書 新疆吐魯番出土 )﹑籍坊(庫)牒﹑諸鄉戶口帳等﹐是研究唐代籍帳制度﹑階級關系以及田制﹑賦役制度的重要依據。各類田制文書﹐如勘田﹑欠田﹑給田﹑退田﹑請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占有的原始資料。文書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關文書是研究差科﹑色役﹑雜徭制度的寶貴資料。
唐在西州先後建立前庭﹑天山﹑岸頭﹑蒲昌四個折沖府﹐文書中有府兵名籍﹑衛士資裝簿﹑領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還有征發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軍的記載。各處要道﹐還設置了鎮﹑戍﹑守捉﹑烽﹑鋪等軍事機構。許多文書還反映了為維護統壹所進行的戰爭﹐垂拱年間的汜德達告身澄清了文獻中關於安西四鎮設置含混不清的狀況。文書反映鎮﹑戍之類軍事機構屯田的情況﹐有關白澗屯納糧帳反映了屯田的組織與管理方式。 長行坊文書及其他館驛文書﹐反映了交通組織管理情況﹕各種館驛的分布﹐運輸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糧供給。我們不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蹤﹐也見到漢﹑胡商人和行旅的來往。
大量私文書中的各類契券﹐形式較前代更為嚴謹。“指節印記”的普遍施用﹐五人聯保的出現﹐都是為了增強契券的可靠性。文書中屬於土地買賣的契券雖未見到﹐但借貸等券揭示了地主﹑債主通過高利貸掠奪土地的情況。此外﹐還有互換佃種的契券。大量辭﹑啟反映了勞動人民備受官吏﹑地主﹑高利貸者的剝削壓迫﹐是研究階級關系﹑賦役剝削的重要資料。文書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還有壹種依附者叫“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