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的出現和使用大約始於春秋戰國時期，《說文解字》釋“印”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傳世印文最早的有戰國時“上師之印”。在印章出現後很長壹段時間內，印章只是作為權利的象征和取信的實物，隨著社會發展，印章的功能不斷增加，而用於藏書是其多種功能中最具文化特色的壹種。
藏書印是鈐印在圖書上的，能夠體現藏書所有關系或表達特定的思想內容。古代藏書家多有印，因其制作形式、蘊含內容、價值作用等十分豐富，成為藏書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內容。關於古代藏書印起源，近代學者葉德輝說：“吾嘗憶及古人藏書印記，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為不達而已。”（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藏書家印記之語》，廣陵書社2007年版）味其語，似乎是說私家藏書印始於唐代，而事實上，早在東晉時期，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畫上加蓋印記，唐代學者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諸好事家印，有東晉仆射‘周顗’印，古小雌字。”（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其中的“古小雌字”，指的是用唐以前的古體字所作的白文。現存最早的藏印為敦煌寫本《雜阿皮曇心經》上的“永興郡印”，永興郡為南齊郁林王蕭昭業隆昌元年（494）所設，因此此印當為南齊時代之物。到了唐代，私家藏書普遍使用印章，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載，其高祖張嘉貞藏印為“河東張氏”，曾祖張延賞藏印為“烏石侯瑞”。（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詩人皮日休《魯望戲題書印囊奉和次韻》詩雲：“金篆方圓壹寸余，可憐銀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將心印，印破人間萬卷書。”（《全唐詩》卷六百壹十五，中華書局1960年版）可知這方印使用頻率非常高。更有尋常人家“偶獲圖書，便即印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反映出唐代藏書家用印已經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了。
宋代私家藏書蔚為大觀，藏書印使用也超越前代，大多數藏書家習慣在藏書上加蓋印章，以取信於人。宋人藏書印在形制和內容上都遠超唐人。宣和年間（1122年前後），文士鈐章用印於書畫藏品風行壹時，受此影響，藏書家開始鐫刻鈐印自己的藏書印，宋室南渡後，此風仍不衰，主要有名號印、室名堂號印、紀事印、鑒賞印、校讀印、箴語印、詩文印、紀年印等。明清時期，私家藏書風氣更盛，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書印遂成了藏書家必備的征信之物，每位藏書家幾乎都有幾方乃至十幾方、上百方印，每得好書，把玩欣賞或閱讀之余，必鈐印書上，成為那時的時尚。
葉德輝在《藏書十得·印記》中說：“藏書必有印記，宋本《孔子家語》以有東坡折角玉印，其書遂價重連城。晉家明文莊公菉竹堂藏書，每抄有書，鈐以歷官關防，至今收藏家資以考證。”（葉德輝：《葉德輝書話》，李慶西標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葉德輝所強調的正是藏書印的價值。
古代私家藏書印內容多樣，部分印語體現出特定時期的藏書風尚和藏書家的藏書思想，是研究古代歷史文獻承繼傳播、藏書事業發展變化以及藏書文學的主要依據之壹，亦可資古代篆刻藝術史的研究。晚清蘇州學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所記古代藏書家的藏書印最多，這是因為葉昌熾本人尤好金石學，他先後撰著《語石》和《邠州石室錄》等，與金石學關系至密的印章學，自然也在其研究範圍之內。此外，今人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體例上最類葉書，於藏書印記載亦多。今略述二書所載藏書印文化內涵。
宋元之際著名書畫家趙孟書齋名“松雪齋”，他對書籍非常愛護，諄諄告誡子弟謹為保守，不少藏書流傳至今，如所收藏的宋刻本《漢書》《後漢書》壹直為明清藏書家所稱羨。趙孟藏書最大的特點是喜歡鈐蓋名氏印和閑章，所用印章成為判斷宋元刻本的重要標誌之壹，其常用印章有“趙”字方圓二印，還有“松雪齋”“趙孟印”“趙氏子昂”“大雅”“水晶宮道人”“天水郡圖書印”等。關於“水晶宮道人”之印的來歷，《藏書紀事詩》記載說：“孟以湖州四面皆水，自號水晶宮道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二《趙孟文敏》引《天祿琳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趙孟是文學和書法大家，傳世的史料文獻頗多，故其生平比較清晰。但是，在其眾多的別號、別署中，“水晶宮道人”或“水精宮道人”，爭議頗多。雖壹字之差，但是涉及鑒定趙孟書畫真偽的問題。許慎《說文解字》說：“晶，精光也。”從文字學來說，“精”與“晶”並非通假字，不過，“水晶”與“水精”倒是可以通用。水晶亦稱水玉，東晉郭璞註《山海經》雲：“水玉，今水精也。”水玉還是玻璃的別稱。《本草綱目·金石部》：“（玻璃）本作頗黎；頗黎，國名也。其瑩如水，其堅如玉，故名水玉，與水精同名。”趙孟《題苕溪絕句》中有雲：“我居溪上塵不到，便當家在青玻璃。”故“水晶宮道人”亦可寫作“水精宮道人”，似無疑義。但在書畫鑒藏史上，究竟是“水晶宮”？還是“水精宮”？壹直喋辯不休，至今猶聚訟未息。曾有學者和鑒定家認為，凡署款或鈐印“水晶宮道人”者皆偽。但是，在傳世的古代書畫中，偽贗之作要遠遠多於真跡，前人的鑒定結論未必可信。（萬君超《水精宮道人漫筆》，《翰墨真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藏書紀事詩》的記載，雖不能給史上這樁筆墨聚訟做出裁斷，但至少為後人研究提供壹種佐證。
明末清初江蘇常熟藏書家黃翼壹生性好古銅瓷器及宋元版書，搜訪把玩，視如美人好友，樂此不疲。黃氏愛用藏書印，常用的有“黃子習讀書記”“印溪黃子習氏藏書記”等。此外，還有壹方比較特殊，曰“有明黃翼收藏”，鈐在宋本《林和靖詩》卷首，圜朱記。卷尾跋稱該書為“戊子夏”收購而來。關於這方藏書印中的文字，葉昌熾解釋說：“戊子為順治五年（1648）。子羽國變後，杜門不出，此跋僅題戊子，而無紀元，圖記冠以‘有明’二字，蓋猶有故國故君之思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黃翼聖子羽》“昌熾案”）其時雖在清朝，但是身為明遺民，黃翼通過藏印隱含故國之思，因懼怕清初殘虐的文字獄，而只好隱晦如此。
藏書印是藏書文化的重要表現之壹，因而印文內容對藏書事實多有反映，可以藉此研究藏書家的藏書喜好及情趣。如清代居住在陽湖（今常州）的漢軍鑲黃旗藏書家楊繼振收藏甚富，主要是金石和圖書，自稱藏書有數十萬卷之多，皆卷帙精整，標識分明。其藏書樓名較多，有“石箏館”“蘇齋”“雪蕉館”“星風堂”等，至清末，因貧困潦倒，相繼將藏書出售，葉昌熾曾得零散本數種。楊氏酷愛藏書印，印文主要有“石經廠”“古燕楊氏星風堂鑒藏”“承壽雙碑之館”“宏農楊氏世家”“又雲”“繼振”等。其中壹枚為長方印，文曰：
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難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壹二傳，其不散佚殆盡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雲：“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靜幾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吳興數語，愛惜臻至，可雲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並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六《楊繼振幼雲》“昌熾案”）
全印195個字，不啻壹篇小品文，堪稱巨印。在這篇印文中，楊氏自述藏書因由，並引用了趙孟（文敏）的藏書箴言，敷衍愛書情狀，諄諄告誡，用心良苦。
清代秀水（浙江嘉興）學者、藏書家朱彜尊精於金石文史，遊大江南北，所到之處無不搜剔考證。曾先後收購李延昰、項元汴藏書，又到曹溶、徐乾學等家借抄，所藏益富，自稱擁書8萬卷。朱氏藏書處曰“曝書亭”“古藤書屋”“潛采堂”等。所用藏書印有“購此書，頗不易，願子孫，勿輕棄”“梅會裏朱氏”“潛采堂藏書”“七品官耳”“我生之年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在橘莊十四日癸酋時”“秀水朱彜尊錫鬯氏”“南書房鏑史記”“南書房舊講官”“小長蘆釣魚師”“得之有道傳之無愧”“別業在小長蘆之南轂山之東東西峽石大小橫山之北”等。其中壹方尤為獨特——“七品官耳”，關於此印來歷，朱氏自述說：“予中年好抄書，通籍以後，見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坐是為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朱彜尊錫鬯》引《曝書亭集·鵲華山人詩序》）因為偷抄史館藏書而丟官，可為藏書壹癡，但是朱氏並不後悔，“七品官耳”，壹語道破心中重書輕官之意，十分難得。朱氏還撰《書櫝銘》稱：“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恒產。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遍讀也。銘曰：‘奪我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四《朱彜尊錫鬯》引《曝書亭集·書櫝銘》）同樣灑脫。
晚清近代藏書家葉德輝有壹印曰：“長沙葉氏郋園藏書處曰麗廔，藏金石處曰周情、孔思室，藏泉處曰歸貸齋，著書處曰觀古堂。”（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卷七《葉德輝煥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印文交代自家四個藏書室的不同功能：藏書、藏金石、藏古幣和藏著述，葉氏果真如此富有？非也，此為葉氏以藏書印表明壹心向古，從事學術之心態。歷史上，葉德輝學問很大，歷仕三朝，骨子裏反對維新，反對社會變革，所以對這方印章要辯證看待。
藏書家用印並非壹枚，壹般都有多枚，眾多藏印更能反映出他們豐富的藏書心態。明代常熟藏書家毛晉建汲古閣廣收天下圖籍，從事刻書和藏書工作，其藏書印眾多，大致有如下幾類：（壹） 鐘愛宋元刻本者，如“宋本”“元本”；（二） 表明藏書所有者，如“玈溪”“弦歌草堂”“仲雍故國人家”“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綆”“毛晉秘篋審定真跡”“毛氏藏書”“東吳毛氏圖書”“汲古閣世寶”；（三） 告誡子孫精心保存，如“子孫永寶”“子孫世昌”“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趙文敏公書卷末雲，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誌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等；（四） 提倡閱讀，如“開卷壹樂”“筆研精良人生壹樂”，等等。（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毛晉子晉》引《東湖叢記》）眾多藏印有助於對毛晉及其汲古閣藏書研究。
古代藏書印文，多明藏書之艱，要後人妥為保守。明代山陰（今浙江紹興）藏書家祁承建藏書樓曰淡生堂，藏書9千多種，10萬多卷，這個規模在當時比天壹閣藏書還多3萬余卷。為了不讓藏書流失，祁氏曾與兒輩訂立《淡生堂藏書約》，並撰寫藏書銘鐫刻於印，文曰：“淡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祁承爾光》）
無獨有偶，清代青浦（今屬上海）藏書家王昶，建藏書室曰“蒲褐山房”，富於藏書。其有壹藏印說：
二萬卷，書可貴。壹千通，金石備。購且藏，劇勞勚。願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遊藝。時整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述庵傳誡。（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五《王昶德甫》引《東湖叢記》）
告誡子孫不可變賣藏書，用語嚴厲，甚至用上了詛咒和恐嚇。縱然藏書家們苦口婆心，但是，自來藏書不過三世，子孫能夠永守者鮮有其人，如祁承死後十幾年，即發生明末戰亂，淡生堂藏書開始散失，入清，藏書樓不復存在。
清代浙江臨海藏書家洪頤煊壹生讀書、為官，性喜聚書，曾廣購嶺南舊本至3萬余卷，碑版彜器多世所罕見，致仕歸裏後，聚書更多，為防子孫不守，刻多枚藏書印，諄諄告誡，有“子子孫孫永為寶”“子孫寶之”“子孫世守”“鬻及借人為不孝”“子孫保之”（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卷三《洪頤煊》）等，用心極為良苦。
當然，《藏書紀事詩》在收集各類用印情況時，也不忘批評史上藏書家亂用藏書印的惡習。如明代秀水（浙江嘉興）藏書家項元汴家資雄厚，收藏大量的法書名畫，建有天籟閣儲之，其藏書印主要有“世濟美堂”“傳家永寶”“神遊心賞”“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但項元汴有個惡習，每得珍貴典籍、書畫，必在上面鈐滿累累的印章，這壹習慣眾人皆知，而不忍卒睹的是，其印章又多出於俗手所制，手法惡劣，粗俗不堪，時人給以“美人黥面”“佛頭著糞”之喻。針對項元汴亂用藏書印壹事，葉昌熾給以詩說：“十斛明珠聘麗人，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莧秋風裏，壹度題詩壹愴神。”（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三《項元汴子京》）語雖尖刻，卻是切中肯綮。
藏書印在藏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它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之壹，借助藏書印，研究者可以了解壹部書的收藏及流傳過程。後人品味前人藏書印，明古人之思，探古人之幽，解古人之情，小中見大，趣味豐饒。而壹部古書，因為有了古人的藏書印，給人以返璞歸真的歷史氣息，當然，壹部古籍往往也因為鈐有古代著名藏書家的印而身價百倍。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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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清奏議》
《皇清奏議》為羅振玉在搜集整理內閣大庫史料的過程中發現，全書68卷，正編64卷、續編4卷，收入了清順治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和嘉慶元年至十年的中央官員及督撫學政等地方高級官員的奏疏，反映了清初至清中葉政局的變動、政治生態的演變、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本次整理以民國二十五年墨緣堂石印本（據羅振玉“內府精寫本”影寫）為底本，國家圖書館藏《皇清奏議》（不分卷）和清華本《皇清名臣奏議》為主要參校本。
《皇清奏議》（全三冊），張小也、蘇亦工等點校，繁體豎排，精裝32開，鳳凰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定價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