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議鈔法折》
鴉片戰爭後，因白銀大量外流，形成銀兩短缺，銀貴錢賤，造成財政的嚴重危機，此時任職於戶部的王茂蔭深感憂慮，潛心研究。太平天國起義，財政危機加劇，當時有鑄大錢和無限制發行不兌換紙幣等各種主張，實際都是主張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緩和財政危機。針對這種現象，同樣是為了緩和清政府的財政危機，鹹豐元年（1851）九月，時任陜西道監察禦史的王茂蔭，向鹹豐皇帝上了《條議鈔法折》，提出了他的發行紙幣的主張，被認為是他幣制改革的第壹個方案。
他認為，行鈔（發行紙幣）“不能無弊”，指出行鈔有十弊，但與鑄大錢相比，“兩利取重，兩害取輕”，只是財政極端困難時的壹種“不得已之計”。故紙幣要能流通順利，必須註意和防止無限制發行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這壹弊端，做到“先求無累於民，後求有益於國”，這構成了他的幣制改革主張的出發點。這壹認識較為認真中肯地總結了歷代行鈔的失敗經驗，可以說王茂蔭對於紙幣發行原則的理解已達到較高的水平。基於這樣的認識，王茂蔭的行鈔方案主張可以概括為主要三個方面：
第壹，發行紙幣（行鈔）只應是用來“輔銀”“而非舍銀而從鈔”。紙幣發行後，銀幣並不退出流通，而是數倍於紙幣與紙幣同時流通。
第二，行鈔應該做到“行之以漸，限之以制”、“定數”發行。“否則鈔無定數，則出之不窮，似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賤”。
第三，鈔幣必須能夠兌現。主張朝廷應“準許人民持鈔捐官，或繳納錢糧，或持鈔到銀號兌取現銀，以堅民愛鈔用鈔之心”。
王茂蔭的上述行鈔主張是為了緩和財政危機而提出的，在這壹點上，符合當時清王朝統治者意圖，但其具體主張與清廷意圖又是難以相同的，故在建議提出之初，就遭到了駁議，建議未被采納。雖然1853年5月開始實行發鈔（官票），年底發行“寶鈔”，但由於這些都是不能兌現的，並且數量很大，與王茂蔭的主張建議均是相違背的。但是由於他是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朝廷中第壹個主張發行紙幣的人，建議行鈔的目的又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加之任職戶部多年，1853年11月王茂蔭仍被擢升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王茂蔭雖被升了官，但其建議主張不被采納。1853年5月以來的行鈔措施與之設想又相違背，所以，在升職之後即給朝廷上了《論行大錢折》，反對鑄大錢。
堅決反對“鑄大錢”
道光以來的銀貴錢賤現象，在當時清廷的士大夫集團中產生不少主張鑄大錢的論調，1853年清廷開始實行鑄大錢。針對鑄大錢的論調和鑄大錢所造成的惡果，1853年11月21日，王茂蔭給鹹豐皇帝上了《論行大錢折》。認為：“鈔法以實運虛，雖虛可實；大錢以虛作實，似實而虛。”也就是說，紙幣雖無價值，但若能兌換並且發行量有壹定的“定數”，它就代表壹定的實際價值；而大錢本身雖有壹定的價值，但因它不足值，故而它的面值是虛的。折中還批駁了歷史上的錯誤觀點：國家可以創造或任意決定貨幣價值的觀點，認為“論者又謂：國家定制，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誰敢有違？是誠然矣，然官能定錢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指出了政府雖然規定鑄錢的名義價值，但不能決定它的實際價值。還指出“自來大錢之廢，多由私鑄繁興，物價踴貴”，1854年正月王茂蔭上《再論鑄大錢折》又分析了這壹方面，“若奸人以四兩之銅鑄兩大錢，即抵交壹兩官銀，其虧國將有不可勝計者”，“設奸人日銷以鑄大錢，則民間將無制錢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勝言者”。可惜，王茂蔭的這壹中肯的正確的主張依然沒有得到重視和采納。同年3月鹹豐準添鑄了“當百，當五百，當千”的大錢，結果在流通中造成極大混亂，加之上述發行的不兌現的“寶鈔”，使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再議鈔法折》
鹹豐四年（1854）三月，王茂蔭針對銀票、寶鈔和鑄大錢所造成的劇烈貶值和混亂，給鹹豐皇帝上了《再議鈔法折》。《條議鈔法折》的主要目的是既要有助於解決財政困難，又想避免嚴重的通貨膨脹；那麽，《再議鈔法折》則主要是為制止已經發生的嚴重通貨膨脹。被認為是王茂蔭的第二個貨幣改革方案。
《再議鈔法折》的主要內容包括四項建議：其壹，允許錢鈔兌換現錢；其二，允許銀票兌換現銀；其三，允許各商店用鈔換銀；其四，允許典（當）鋪款項出入搭用鈔幣。前二項是關於持鈔人同國家的關系問題，後二項是在商人同商人，商人與顧客的交換中擴大鈔幣的使用問題。而前二項是整個方案的關鍵部分。從中也可以看出，王茂蔭亦想利用銀號和商人的力量來推行貨幣改革，因為他深深體會到封建官僚機構貪暴腐敗，不能取信於民，而銀號在民間卻有較高的信用，因而產生了借助銀號的信譽和聯系推行貨幣改革措施的想法，產生了發鈔必須有“商人運於其間”的主張。王茂蔭重視商人的作用，既反映了當時商人在社會中已有了不可忽視的力量，也表明他本人同商人和商業活動之間的密切聯系以及對貨幣問題的深刻認識。然而，鹹豐看了《再議鈔法折》後大為不滿，認為王茂蔭所言是貴民而賤官，不以國家政事為重，加上戶部軍機大臣審議結論中也指責王茂蔭是“所論專利商賈而不便於國，殊屬不知大體”，從而導致鹹豐下旨“嚴行申飭”，將王茂蔭調離戶部，任兵部右侍郎。從此，基本上結束了其主理財政貨幣的事務。
難能可貴的是，王茂蔭上述貨幣思想主張，是在西方的貨幣理論和制度還沒有介紹到中國來時所提出的，所以，他的貨幣思想主張被認為是在繼承中國傳統貨幣思想的基礎上，根據他個人對當時中國的狀況的分析、體會而獨立形成的。並且很多觀點的表述是正確的和中肯的，其主張現實中亦是能行得通的。尤其他的敢於堅持觀點、遇事敢言、持正不阿、關心國計民生的精神是值得稱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