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類書，就是采摭群書，輯錄各門類或某壹門類的資料，隨類相從而加以編排，以便於尋檢、征引的壹種工具書。
“類書”的體裁頗為特殊，《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小序提到：“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四庫提要只是沿襲《隋書經籍誌》的舊慣，將類書歸入子部。也就是，“類書”不是經書也非史書，不是子書也非集書。
古人把著作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類書“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序》），不能算著作。何為類書？類書與四部是什麽關系？千百年來，眾說紛紜，縱觀之，不外乎以下幾種認識取向。壹為同壹關系：如唐李延壽、魏征《隋書·經籍誌》將類書歸子部雜家類；二為並列關系：宋鄭樵《通誌》，不用以往經、史、子、集四部舊的分類法，將古今書籍區別為十二類，類書為其中壹類；明胡應麟主張把類書排除在“四部”之外，和佛經、道經，偽古書等別為壹類；後晉《舊唐書·經籍誌》把類書從子部雜家中分出，另標“類事”壹類，歐陽修等《新唐書·藝文誌》沿襲下來，至宋人編《崇文總目》改作“類書”沿用至今。三為附屬關系：如明林世勤認為經、史、子、集都有類書，他以《五經通義》、《九經補韻》為經部類書，以《通典》、《會要》等為史部類書；以《白氏六貼》、《初學記》、《藝文類聚》等為子部類書；以《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等為集部類書；清章學誠主張按類書的不同內容分別附於經、史、子、集之後，如《文獻通考》之類，他認為應附於史部之後。
上述認識傾向引出諸多置疑與學術爭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胡應麟的分法是“無所取義，徒事紛更”；清張之洞編《書目答問》認為“類書實非子”，“叢書最便學者，為其壹部之中可該群籍，搜殘存佚，為功尤巨，欲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於四部，故別為類”，將類書和叢書分別附子部和集部之後。英國學者以《永樂大典》為例，認為類書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1980年發表的《類書簡說》指出“林世勤和章學誠的分類，反映出從前壹般文士對於類書缺乏明確的概念”，並稱道鄭、胡氏而貶林、章氏的觀點，均沒有說清道理。《大學圖書館學報》2002年第4期發表《類書的類型與歸類》，雖也註意到類書的工具性，卻沒有給類書下壹個明確的定義。更遺憾的是作者在論述中也混淆了類書歸部之爭與對類書進行分類的議題，使類書的研究陷入誤區。
《類書簡說》批評林世勤所列的書目除《白孔六帖》等外，都不是類書，說“究竟什麽叫類書大家卻還沒有給他下個科學的定義。所以同屬壹書，此以為是類書，彼以為非類書，互相乖異，說法不壹”。接著舉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鄧嗣禹所編《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把類書分為十門（類事門、典故門、博物門、典制門、姓名門、稗編門、同異門、鑒戒門、蒙求門、常識門）為例，認為這樣分法避免了歸入四部之爭，而且細別門類，也比較清楚，卻又自相矛盾，認為“分類過多，即難於周密；取材太泛，則義界不明”，為使類書的概念明確，特點顯著，主張將類書概括為兩大類：（壹）匯編各種材料的壹般類書，這是類書的正宗；（二）只輯壹類內容的專門類書，此為類書的別體。
22年後《類書的類型與分類》壹文重蹈舊轍：
該文明確肯定明代林世勤對類書的處理，卻不自覺地混淆了歸部之爭與類書的劃分，跑題更遠。作者用大量的文字列舉歷代書目中的類書類型，感嘆著錄駁雜，錯誤、不全面；並突出介紹了《燕京大學圖書館目錄初稿·類書之部》對類書的分類；重點推出了自己的主張，將類書區分為三種類型：類事類書、類文類書、事文並舉類書。作者立即感到了困惑：“由以上列舉類書類型可以看出，類書的內容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按類書內容特征去區分類書類型，是壹件不勝其煩的事，如果細細去清查古代的典籍，譬如佛藏、道藏、農學、醫學——我們還會發現更多的不同類書。”
上述議論均未抓住類書的特征，類書固然有匯編與專題之分，但“正宗”“別體”之說毫無道理，分類“義界不明”。類書類型與分類實質都是分類，只是劃分的級別不壹樣，不必別出心裁。更糟糕的是兩篇論述均回避了歸部之爭，步入歧途。
筆者認為：歸部是概念內涵的爭議，為本質屬性之爭，是必須的爭議，有助於構建文獻學理論，學術價值很高；將類書劃分門類，是揭示概念的外延的邏輯方法，是不必要的爭議，因為每壹種屬性都可以作為劃分的標準，標準不壹樣，級別不同，劃分的結果就不同。何況各種類書本身就自成壹類；即使要劃分類型，亦應遵循形式邏輯的劃分規則。分類是壹種邏輯方法，分項只是語言表達方法，依據壹定標準劃分出的子項應為全異關系，而不能為相容關系，交叉關系的概念不能並列使用。 人們習慣於拿類書的似是而非的“模式”來判別類書，事實上約定俗成的類書模式並不存在；這也是互相乖異、說法不壹、爭議不止的原因之壹。類書不僅僅有類事、類文之別；類字（爾雅）、類詞（詞源）、類語（古語精粹）、類書（叢書）都有。在信息傳播飛速發展的網絡時代，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和界定類書的本質屬性及其功用，茲縷述如次。
類書，名詞，其構詞方式為動賓式；類，相似、類同、分類之意，活用作動詞。所謂類書，即同類相似相關材料匯編之文獻信息，以邏輯原理定義，類書就是搜集匯編同類資料，征引、檢索、傳播原著文獻為目的的參考類工具書。類書與著作的關系如圖所示：(略)
筆者認為類書具有三大功能：儲存原始著述以備參考閱覽，提綱契領便於引擎檢索，分門別類便於采用傳播。試以唐人所編類書《藝文類聚》第五十八卷《雜文部》內《紙》為證：
《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典作上方，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董巴記》雲：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故名麻紙，木皮名谷紙，故網紙也。《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之法，非流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張芝筆、古伯紙，及臣黑，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王隱《晉書》曰：陳壽卒，詔下河南，遣史賫紙筆，就壽門下，寫取《國誌》。《渚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紙各壹百。《抱樸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營園田，夜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復有字，人少能讀。《文士傳》曰：楊修為魏武主簿，嘗白事，知必有反復教，豫為答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復，若案此弟連答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以實答。《晉陽秋》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鹹曰：“公壹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語林》曰：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箋紙，悉以氣謝公。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嘆供禦者不之及也。[賦]晉傅鹹《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啟]梁劉孝威《謝賚宮紙啟》曰：臣與謝嘏，俱慚其聖，神之沖梯，實愧魯般之巧；嘏之城壘，特無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勞甚薄；策勛行賞，為渥過隆。雖復業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谷樹，固以慚茲靡滑，謝此鮮光。
這段文字列舉了蔡倫造紙的傳說，韋誕、陳壽、葛洪、楊修等人有關紙的故事和傅威、劉孝威的文章，把紙的多種材料集錄在壹起，與互聯網網上的網頁及類似網頁的設置和相關文章的鏈接何等相若。從引題順序看，酷似相關信息數據庫的檢索順序，如《中國法律法規大全》——《WTO法律文件庫》——《反傾銷退稅暫行規則》沒有區別。然而，信息的相關度阻礙了人們的視線。例如：當我們鍵入“關鍵詞”查找相關信息時，顯示器會閃現我們需要的信息網頁。打開它，消費之，繼續點擊類似網頁，或打開附著其後的相關鏈接，也可參考信息，只是我們需要查找的信息內容的相關度的比例多寡。通常有些網站會在信息網頁間用百分比標示。類書也有相關度的問題，這是前輩們產生概念淆亂，似似而非，顧此失彼，說法不壹，不勝其煩的原因之壹。了解了信息相關度的問題，似不應再入迷津。 中國歷代有著不計其數的文獻書籍，它們是文明歷史源遠流長的寫真。在這些浩如煙海的書籍中，有壹顆璀璨的明珠，它就是被稱為中國類書之冠的《太平禦覽》。《太平禦覽》是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三月，由李肪、扈蒙等人纂修的。當時的皇帝是宋太宗趙光義，由於政權較趨穩定，經濟初現繁榮，他為安定民心，點 綴升平，以博崇尚文治之名，曾有官家修書的行動，在《太平禦覽》以後還有《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及他兒子真宗趙桓時期編的《冊府元龜》合稱為“ 宋匯部四大書”其中尤以《太平禦覽》為最早，於太平興國八年（983）成書，歷時六年。初名《太平總類》，因書寫成後，皇帝每天讀三卷，壹年後閱覽完，賜名《太平禦覽》。這是壹部百科知識型的範圍極廣的類書。類書是我國的壹種傳統的工具書，它是把古代書籍中的史實典故，名物制度、詩詞文章、儷詞駢語等資料按句或按段有選擇地摘錄下來，然後分門別類再結合壹起，以便尋檢和征引。類書又分為綜合性的和專科性的，這主要以取材範圍大小而定，《太平禦覽》屬於綜合性類書。這部書為壹千卷，分五十五部，托《周易 .系碎》所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示包羅萬象之意。書中抄引上自古代、下至隋唐五代的經史百家之言，按時代先後排列，先列書名，次錄原文，僅引用書籍就達千余種，其中有漢人傳記壹百種，地方誌二百種，其門類繁多，廣征博引，在類書中堪稱 “空前”，所以被譽為“類書之冠”。更由於《禦覽》中所引錄之書，十之八九已經失傳，所以學 術價值極高，歷來倍受人們珍視。
類書是輯錄各種書籍中的有關資料，分門別類編排而成的工具書，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古代的類書編排方法不很科學，有用分韻、分字等方法編排的。但是此類書很有用處，如可以根據所輯資料查找古代社會事物的原委、典章制度的沿革、文字掌故的興廢，或可用以校補古籍。
歷代編纂的類書，計有六百多種，大多也已散失，2010年左右存世者約有二百種左右。按照取材範圍，大致可以分為綜合性類書和專門性類書兩種。今擇其最主要者分別介紹如下： 古代的類書與經、史、子、集密切相關，工具性、百科性特征十分明顯，絕不是什麽“雜抄”。明林世勤關於類書與經、史、子、集的關系的理解是那個時代的正確認識；唐韓鄂撰類書《歲華紀麗》序言指出“非惟鼓吹於詩風，抑亦條網乎事類”，十分有見地。不難想象，非電子化時代的先輩們治學是多麽認真，對類書是多麽倚重，難怪《類書流別·存佚》統計我國古代編纂類書有壹千壹百多種，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是“罕見現象”，而是“普遍現象”，有其必然性。
類書不是古人的專利，沒有約定俗成的模式 ；隨著時代的進步，認知視野的拓寬，信息載體的變革，類書的內涵和外延也在豐富和延伸。就廣義而言，詞典、叢書、中圖法、相關文獻數據庫等應不應視為類書，不言而喻。狹義類書歷朝歷代並無定論。我們可以將古代的類書理解為非電子化時代的同類信息“數據庫”。必須指出，信息載體（甲、骨、金、石、竹、木、帛、紙、電腦）的變革和“寫入”方式的變化（刻、鏤、書、印、輸入）不能作為區分類書與著作的依據；派生性、集藏性、工具性是類書最根本的屬性，從中我們看到了文化傳播的歷史性變革與鏈接。
有人抱怨“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無論是其價值取向，還是概念範疇及其表達深度，方法都未能超出20世紀前期的水平，不能滿足當代文化的期待，沒有構成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學科”，“不能提供獨特的意義創造，而受到當代文化的冷落”，並開出藥方：“不能再使用前輩們的學術概念和致思取向，必須完成研究語言的現代轉向”，以擺脫古代目錄學的“頹勢”，恢復昔日“學子所重，幾埒國學”的“顯學地位”（《圖書館雜誌》2002年第6期）。筆者拙此議題，與上述言論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