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體詩的形式是極其自由的，除了必須用韻外，凡近體詩需要遵守的格律，在古體詩中都不受約束。又從唐人的古體詩中，可以看到當時使用律句的技巧已日趨成熟；因而在古體詩中也已出現了用平仄交錯方式寫的詩句，並且有時還使用對偶句子，這些都是與近體詩出現以前的古體詩有所不同的地方。
唐朝開國初期格律詩的形式確立以後，後代詩人在寫格律詩的同時，仍然沒有放棄古詩形式的運用。他們繼承了從《詩經》出現以來各個時期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不但寫作技巧更見純熟，而且詩歌內容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的面也比過去廣泛。如李白《行路難》、杜甫《垂老別》、高適《燕歌行》、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白居易《賣炭翁》、韓愈《山石》、李賀《夢天》等。
唐王朝建立後，作為壹代“英主”的唐太宗及其元勛重臣，都十分明確地表示要革除齊、梁的浮靡文風，反對“釋實求華，以人從欲”（李世民《帝京篇·序》）。的詩歌創作，提倡歌頌太平，贊美寰宇壹統的雅正之音，同時也倡導建功立業、匡世濟時的積極用世精神。對辭彩宏麗、英華秀發的六朝詩人，也不是壹概否定，因而既重抒情，又重文采，這對唐代詩歌的發展無疑有重大影響。高宗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四傑”登上詩壇，他們以自己的詩歌創作推動唐詩的發展。他們提倡詩歌應有“剛健”之氣，批評無“骨氣”的浮艷詩風。?稍後，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等詩人繼起。主張詩歌應回歸風雅興寄傳統，大力弘揚“漢魏風骨”。五、七言律詩及五言排律等詩歌體式，在初唐時經過不少詩人的創作實踐，到李嶠、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等人手中才完成定型，永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