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古今學者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壹、“水災”說；二、“遊牧”、“遊農”說，三、“去奢行儉”說，四、“王位紛爭”說。
“水災”說試圖從自然災禍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
但它舉不出壹條過硬的材料來證明水災逼迫商人遷都。
相反，從湯至中丁，傳六代十壹王，至少都亳壹百五十軍，難道這麽長壹段時間河水就役有鬧災嗎？而且從武丁到紂蔔辭多次記載洹水泛濫為害殷都，但殷人並未因此遷都。
為何盤度之後水災不能逼人遷都，而盤庚之前水災卻能逼人遷都呢？另外，南朝的幾個都城全在黃河兩岸，尤其是中丁由亳遷隞和盤庚由奄遷殷，越遷越向河濱，這種現象用“水災”說是無法解釋的。
“遊牧”、“遊農”說試圖從社會生產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
“遊牧”說認為，商人在盤庚遷殷之前還是遷徙無定的遊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有初步的農業，由遊牧經濟轉入農業經濟，因此有了定居傾向。
但商代蔔辭和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商代前期，農業己是最主要的生產部門，所以，此說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
“遊農”說認為，商代的農業是原始的。
其原始性表現為生產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
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來代替笨拙的生產工具開辟原野，把林莽燒平後，在灰土上播種。
他們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壹旦土地的自然力耗盡，便需改換耕地，不得不經常遷徙。
“遊農”經濟是商人都城屢遷的原因所在。
但考古資料證明，鄭州和小屯兩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鐮和石斧都很近似。
這兩地正好壹個代表商代前期，壹個代表商代晚期。
商代農業生產已使用少量青銅器。
目前出土的幾件青銅農具，商代前後期的數量也大體相當。
這說明商代前後期農業生產工具並未發生重大變化，同樣是“笨拙”的。
至於耕作方法，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說》中指出“焚田”是殷人狩獵的壹種方法，根本與農業無關，至於說商人“不懂得施肥”，則與史實不符。
《汜勝之書》說：“湯有旱災，伊尹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甲骨文“尿”字即糞便之“屎”字。
蔔辭中有大量“尿田”的記載，商代初期已知“糞種”，當是可能的。
“遊農”說的論據經不住推敲。
另外，它跟“水災”說壹樣，無法解釋中丁之前和盤庚之後，商都穩定的史實。
所以，“遊農”說也難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儉”說和“王位紛爭”說試圖從社會政治方面去尋求商都屢遷的原因。
“去奢行儉”說認為“抑制奢侈，倡導儉樸，借以緩和階級矛盾，是商都屢遷的原因。
此說多少有點合理成分。
因為《尚書》中《盤庚》三篇是保存下來的商王盤庚遷殷時對臣民的三次演講詞，將遷之時，他曾指責貴族中有貪求財富的亂政官吏；既遷之後，他又告誡官吏：不要積聚財物，光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產業，應該施惠於民，要永遠潔凈妳們那顆和國王壹樣的心。
但是，奢侈是剝削階級的“痼疾”和“通病”。
不僅遷殷之時存在，遷殷之後照樣存在。
為什麽此時奢侈可以促使遷都，而彼時卻不能呢？“去奢行儉”說雖然看到商都屢遷的某些現象，卻未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
所以，它對商都屢遷原因的解釋缺乏說服力。
“王位紛爭”說，根據《史記·殷本紀》：“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的記載，註意到從中丁至陽甲正好九王，先秦典籍中“幾世”即指“幾王”，這“九世之亂”與商都屢遷，在時間上如此若合符契，決非偶然巧合，它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客觀原因。
這個推斷，可以在《尚書·盤庚》中篇裏找到證據。
盤庚追述先王遷都原因時說：“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孔疏》認為“大虐”的具體含義是：“上雲‘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很明顯，“大虐”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就是指以王位紛爭為中心的“九世之亂”。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政治上的動亂和紛爭，給人民帶來無窮災禍，先王並不懷戀他們手造的基業，為人民的利益來遷徙。
那麽，王位紛爭所引起的社會動亂，為什麽必須用遷都的辦法來解決呢？因為“九世之亂”的直接後果是商王權威削弱和貴族勢力膨脹。
貴族勢力膨脹，表現在經濟上，是聚斂財富；表現在政治上，是弒君篡位。
鬥爭的雙方，為了贏得勝利，必須借助天時、地利與人和。
天時，是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而且是彼此***享的。
人和，要靠主觀努力去爭取。
惟獨地利，誰占有它，就屬於誰。
很明顯，既然貴族的勢力能夠膨脹起來，並足以威脅王權，那麽，貴族壹定占有地利。
殷商時期雖然已進入青銅時代，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仍舊很低。
在那種社會發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
通過遷都來改變貴族地利的優勢，從而削減貴族的實力，是商王的戰略措施。
這應是促使商都屢遷的主觀原因。
證之《尚書·盤庚》篇，正是這樣。
盤庚遷殷幾乎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來自貴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隸。
貴族用浮言來煽動民心，而盤庚則抓住“天命”和“先王”兩面大旗，口口聲聲鼓吹為人民打算來爭取民心。
在當時，“天命”和“先王”無疑是有威力的，使盤庚得以遷殷。
將遷之時，盤庚發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就是說，有奸詐邪惡，不聽話的人，我就把他們斬盡殺絕，不讓這孬種遺留在新邑蔓延滋長。
可見盤庚企圖通過遷都打擊貴族。
既遷之後，盤庚重申：“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與商王血緣的遠近，造罪就處死，立功便封賞；並宣稱自己有權“制乃短長之命”。
這說明通過遷都，鎮壓了異己，商王權威上升了。
“九世之亂”的教訓是深刻的。
為了避免歷史重演，王位繼承制發生變化。
商王繼統法分三期：第壹期大丁至祖丁以兄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紂傳嫡長子。
盤庚處於由第壹期向第二期轉變階段。
遷殷後商王繼統法出現以弟為直系並終於轉變為傳子的新情況。
嫡長子繼承制的確立，減少王位紛爭，王室內部穩定下來，所以導致遷殷後二百七十三年沒有再徙都城。
“王位紛爭”說對商代前期都城屢遷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