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主張學術要有關當世之務，反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弊病，提倡漢學。他們反對宋明理學對《六經》的主觀主義的解釋，主張從小學入手，以求訓詁名物的真義。他們主張經世致用，是從抗清的立場出發的。但是，隨著清政權的鞏固，清政府壹面大興文字獄，加強思想鉗制，壹面提倡整理考訂古典文獻，以轉移人們反清鬥爭的目標。在這背景下，顧炎武等人所提倡的研究現實社會問題已不可能，而他們重視考據的治學方法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很快就成為壹種風氣。稍後於顧、黃的閻若璩、胡渭諸家的著作，樹立了考據的範例。胡渭精於經義，尤精輿地之學，他所著的《禹貢錐指》和《易圖明辨》，在辨別古書真偽和提倡疑古精神等方面，都有壹定的貢獻。閻若璩更是壹位著名的考據學家，他深於經史，亦精於地理。他沈潛三十年，著《尚書古文疏證》壹書，用比較嚴謹的考據方法，證明古文尚書是東晉人偽造的。從閻若璩、胡渭開始，逐漸形成壹種脫離社會現實、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這種學風，到乾隆、嘉慶時期更加盛行起來，形成考據學派，稱乾嘉學派。
學者嘗以為清代考據學之興盛緣於清初的文字獄政策。例如孟森說：「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壹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註於經學，畢註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明清史講義》）。蕭壹山說：「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在異族的鈐制政策下，不甘心作無恥的應聲蟲，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黨，自由研究學問，也怕橫攖文網，那還有甚麽辦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紙堆裏去鉆了。」（《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