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征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先驅、開創人。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 ，打破綱監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敘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壹部近代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著。1910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壹部中國教育史著作。 柳詒征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 ，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征透過許多著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柳詒征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為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 《學衡》 雜誌、《國風》半月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現代儒學宗師
柳詒征是現代儒學宗師。作為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 、《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壹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征發表論著，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壹大責任也”。以柳詒征為南雍雙柱之壹的南京大學，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為後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歷史哲學家
柳詒征是壹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
圖書館學家
柳詒征是壹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著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壹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教育家
作為教育家，柳詒征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 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最多”。弟子如繆鳳林、張其昀、宗白華、茅以升、陳方恪、陳訓慈、範希曾、鄭鶴聲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並不編 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壹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幹參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並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搜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壹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壹生受用不盡”；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鉆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著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征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恒”。
書法家
柳氏初學唐碑，以顏、柳為基礎，既而學趙、董，純是帖學館閣路數。1901年後學北碑，經張謇而受張裕釗的影響，又與張小樓相切磋。1908年後入兩江師範學堂任教習，又受到李瑞清的啟迪，臨寫北碑突飛猛進。篆、隸、真、行、草各體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書漢、魏二朝碑版，尤擅寫經石峪、顏真卿。
編輯本段史學觀點
著名學者柳詒征是壹位地道的實證主義者。柳氏史學之魂，乃是政治實用主義。就史學流派而言，民國史學有求真與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屬致用壹系。就史學淵源而言，柳氏史學實為晚清國粹派史學的邏輯延伸。就經學與史學的互動而言，柳氏史學可視為其經學立場在史學領域的展開。這種展開，從史學的立場看，就是所謂“史術通貫經術”，亦即以“史”來表現他的根本理念。所謂“史”，乃“學術”之代詞。而“經”則是他所謂“政治”、所謂“實用”、所謂“禮”的對應語。 近代史家壹般都信奉進化史觀，柳先生卻不大相信，提過許多質疑，作過諸多批判。柳還不大相信歷史運動的因果聯系。柳詒征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統，層次清楚，邏輯井然，形成壹個相互銜接的系統。
論孔子
他認為，中國兩個最大的學問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學問均從史學產生出來。孔子不是經學家，而是史學家。老子與孔子所講的“道”，就是“從歷史上看出人類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規律。所以，理學與道學均來自史學。又說，孔子學說貫穿中國全部歷史，此前之史則賴孔子得流傳。認識孔子，就掌握了讀史之綱。他還認為，清代乾嘉諸儒獨到之學實為史學而非經學。柳對清代考據學整體評價不高，對漢學有所批評，對宋代文化評價甚高，均與陳壹致，但陳認為清人以經學見長，幾乎無史學，則其史學內含實與柳氏殊異。柳的經學與史學相互交融，陳則相互分別，故產生上述殊異。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經學立場。將柳詒征的上述言論置諸章太炎、劉師培、鄧實諸家中，可謂水乳交融，難加區分。
史德論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顯得特別濃重。所謂“道德”，包含熱愛國家、尊重傳統、崇尚氣節、端正人格、勤奮工作、壹絲不茍等豐富內涵，但核心是“養心術使底於粹”，從而促進民族國家的利益，出發點是現實政治。他曾說：“吾之人本主義，即合全國為壹道德之團體者。”與此相適應，《國史要義》專列《史德》篇，修正劉知幾、章學誠、梁啟超等人的“史德”論，按以己意，重新申說，力圖“兼本末、包內外，合道德文章而壹之”，與政治實用主義相配合，形成壹套獨特觀點。就文章寫作角度看，他從史德方面提出過壹些規範，如文無溢美、不為諱飾、不為曲筆之類，但更註重的，還是從道德角度對人進行規範，最終把史學理論轉化為壹種促進民族發展的道德哲學與倫理學。
他認為道德是壹種正義感。觀察歷史，應以這種正義感為準繩。在他看來，依道德準則衡量歷代王朝的正統性無可非議。他壹反近代新史學家的觀念，令人驚奇地對向來遭受批判的傳統“正閏觀”持肯定態度。這種肯定完全是從現實政治出發的。就是說，只有肯定持有正義的王朝的正統性，才能使現實中不具有正義性的野心家不敢輕舉妄動，所謂“使亂臣賊子懼”。 在柳的史德論中，歷史、史家、道德實形成壹個交互為用的循環。歷史（即儒家經書）是培養人類道德修養的源泉。史家帶著道德感去寫史，又通過撰史活動增進自身及社會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觀，實已擴展到現實政治，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徑（有賴於史）與作用，拓寬了“史德論”的領域，而且並不認為“史學致用”是不德。
史學功能論
由於信奉史學中心論，柳自然會把歷史說成無所不能，這是他史學功能論的特點。1925年，在《學衡》發表《歷史之知識》，著重闡述史學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歷史能提供人類以往活動的經歷與經驗，供現代人參考、應用。“研究歷史的最後目的，就在乎應用。”“我所希望於研究歷史的人，並不在乎成為考據家或歷史家，而在乎自己應用。”壹針見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實用主義思想。
柳氏的史學功能思想貫穿著他的基本史學觀念和史學目的思想。無論史學功能多麽完備，也要看運用者的心術，所以他又說：“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啟亂飾奸。”這樣，史學功能思想就又與史德論結合起來了。
歷史研究法
柳氏認為，中國古代雖無歷史研究法之名，但三傳之於《春秋》，各有師說，以解析《春秋》之義法，準此而言，則世之有歷史研究法莫先於中國。從此觀念出發，他把歷史研究法劃分為兩個方面：讀史之法與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對文字學方法、統計學方法、校勘與考據方法發表過精辟見解，都貫穿著“以史為根本”、不希望借口科學方法來幹擾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學中心論，比較有特點，也都無懈可擊。而且，他雖精於校勘考據之學，但不主張唯考據是能，則又是政治實用主義使然。 讀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術性比較強的方法，而且主要是壹個實踐經驗問題，可以見仁見智。實際上，它同樣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學觀念。他主張讀原著，反對只讀教科書，就表明了他對新式教科書的態度（這也是章太炎的態度）。讀原著還有讀經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學莫先於讀經。”柳在讀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價值的觀點是：讀史須求得圓通。
編輯本段主要著作
柳詒征壹生發表論文50余篇，專著多種。其中《中國文化史》70余萬言，引用資料自六經、諸子、廿五史、歷代名家著述、國外漢學家論著及近代雜誌、報紙、統計報道等達600余種。 《中國文化史》
《國史要義》
《東亞各國史》
《印度史》
《南洋群島史》
《國學圖書館小史》
《中國版本概論》
《劬堂題跋》 柳詒征史學論文集
《中國教育史》
《柳詒徵說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商業史》
《商業道德》
《中國財政史》
《柳翼謀文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
《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編輯本段為學守則
柳詒征自訂“為學守則”三綱十八目 壹保身：遏嗜欲、省思慮、平怨怒、節飲食、謹言語、懲偷惰。 柳詒征題字
二修德：事親孝、與人忠、立誌堅、律己嚴、執事敬、處境淡。 三勤學：讀經書、考史事、講理學、習國政、作詩文、究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