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昌明、極盛的時代――漢朝

在儒學作為漢帝國支配思想確立的過程中，與之有密切關系的經學也迅速發展起來。漢代是經學昌明、極盛的時代。欲了解漢代的學術思想，對經學之探討不可或缺。欲探討經學，與經學幾乎同時存在、甚至在有學理上有牽連的讖緯之學，自然也應該受到關註，盡管它常被斥為虛妄。> >　“經”早先是諸子百家均可用來稱謂某種綱領性學說或文獻的通稱，後則特用於學派尊崇的、以為代表的儒家所編書籍的專稱。將這些特定的著作稱為“經”，可能始於漢代。漢代的“經”，有《詩》、《書》、《禮》、《易》、《春秋》，亦即通常所言“五經”，算上《樂》則為“六經”，據說它們是由孔子編訂並傳授的。歷代基於特定需要，“經”目也有所改變，趨勢是“經”的領域逐漸擴張：約東漢時，去《樂》而升格《論語》、《孝經》，始有“七經”之名；，將“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梁傳》），連同《易》、《詩》、《書》，合稱“九經”；，在唐“九經”基礎上，增《孝經》、《爾雅》、《論語》、《》，而有所謂的“十三經”之提法。對這些“經典”的闡發、議論，大體上都可視之為“經學”。與包含較廣泛的儒學相比，“經學”的範疇要狹窄許多。> >　秦置博士官，多至70人，諸子百家，包括儒家在內，都可立為博士。博士掌通古今，備顧問，議禮論政，教授弟子。焚書坑儒後，博士、諸生受到打擊，官學衰微。漢初，高祖以叔孫通為博士，博士制度方不絕如縷；因受政治及戰亂之害，學術深受影響，“時獨有壹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蔔，未有它書”（《漢書·劉歆傳》）。惠帝至文景時，文化政策放寬，學術漸趨復蘇，博士數量也有所增加，《詩》、《春秋》已列其中。如壹樣，此時的博士也並不限於儒家，如公孫臣以言“五德始終”召拜博士；博士的作用不過是備員待問而已，不受當世重視。建元五年（前136），武帝增《書》、《禮》、《易》，合文景時之兩家，故有五經博士，經學在朝廷中更加齊備；次年，竇太後去世，丞相田將不治五經的太常博士壹律罷黜，排斥黃老刑名百家之言於官學外，並優禮延攬文學、儒者數百人。> >　太常中經學博士完備：由於經學師承不同，壹經多置數家博士，各家屢有分合興廢。武帝時，除《詩》有齊、魯、韓外，其余四經各有壹家博士，《書》為歐陽、《易》為田何、《禮》為後氏、《春秋》為公羊；至宣帝時，《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勝、夏侯建（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禮》有後氏，《春秋》有公羊、梁，有十二博士；光武帝時，《書》、《詩》三家各保持不變，《易》三家而增京氏，《禮》有戴德、戴勝（大小戴），《春秋》廢梁而並立公羊嚴、顏二氏，***有14家博士。博士的任務是誦讀、教授、解釋儒家經典。博士有弟子，武帝時博士弟子50人，成帝時至3　000人，順帝時達30　000人之多。博士即經師，經師以其所承受師說為師法，其有“章句”者別立為家法；“家法”系壹家之學，壹經之所以分立數家博士，從根本上說是源自“家法”不同。漢代“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後漢書·鄭玄傳》），由師法衍出家法，家法又各分專家。> >　漢代儒學復興及經學發展的同時，搜集、整理典籍之熱潮彌漫朝野。武帝時，朝廷建藏書之策，置寫書官抄寫書籍，集中有大量的圖書。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漢書·景十三王傳》）。成帝時，命陳農訪求天下遺書，又命劉向等人校讎諸書：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類書，任宏校兵書，尹鹹校數術（占蔔之書），李柱國校方技（醫藥之書）。書於竹帛之典籍，受焚書、戰亂等影響，難免錯亂失序、文字訛衍，故有“校讎”。每壹書校畢，都由劉向條成篇目，寫出提要。劉向去世後，劉歆承繼父業，完成這壹工作，並成《七略》壹書。是書分《輯略》（諸書總要）、《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著錄圖書13　000余卷。《七略》作為我國第壹部目錄書，今雖不存；精髓卻保存於《漢書·藝文誌》，流傳至今。> >　劉歆在校書過程中，發現不同的經書底本，經今、古文之爭浮現。漢代太常所置經學博士，皆為今文經：經書最初由老儒口授，以當時通行隸書寫成。古文經是由秦以前的古文書寫，系先秦寫本舊書。古文經在漢代的發現有多次，如武帝時在魯國曲阜（今山東曲阜）的淹中裏發現的《禮古經》，宣帝時河內郡（治今河南武陟）壹民間女子拆除老屋時發現的古書，包括《易》、《禮》、《春秋》等。最重要的發現是以下兩次：壹是河間獻王劉德搜集的書中，所得先秦古文舊書尤多，有《周官》（《周禮》）、《禮記》、《禮》、《尚書》等；《周官》、《禮記》為其獨有，《尚書》、《禮》亦見於孔壁遺書；他還將喜好的《左傳》、《毛詩》（通常視為古文經）立為河間國博士。二是武帝末魯恭王在拆毀孔子舊宅時，從墻壁中發現《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春秋》等；魯恭王所得之書後由孔安國獻於朝廷，因“巫蠱之禍”發生而未立於學官。古文經雖未立於學官，但民間傳習之風並未止絕。> >　劉歆在校書中發現《春秋左氏傳》，並以之來解釋《春秋》，“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漢書·劉歆傳》）；據他自述，還發現有《禮》（《逸禮》）、《尚書》（《古文尚書》），這兩種書即是由孔安國獻於朝廷的孔壁遺書。在劉歆看來，今文經是秦火、禁書劫余，殘缺在所難免；古文經系先秦寫本舊書，更接近儒學的本來面目。古文經或可增補現有經傳之殘缺，如《古文尚書》較之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多16篇，《逸禮》較之高堂生所傳《禮經》（《儀禮》）多39篇；或可校補現有經傳之脫簡，如用《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的今文《尚書》，知今文經中《酒誥》脫簡壹、《召誥》脫簡二；或較現有今文經傳更為可信，如《左傳》與《公羊》、《梁》之別在於，《左傳》系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親見之作，余者則系孔子弟子再三傳聞之作，前者無疑是信而有徵。他建議朝廷將《左傳》、《逸禮》、《古文尚書》及傳習於民間的《毛詩》立於學官。> >　劉歆的建議受到五經博士反對，雙方為此展開激烈辯論。劉歆指斥太常博士“因陋就寡”，“保殘守缺”，“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漢書·劉歆傳》）。劉歆的強烈措辭引起諸儒怨恨。時任光祿大夫的名儒龔勝，因此上疏哀帝請辭；儒者出身的執政大臣師丹亦大怒，彈劾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漢書·劉歆傳》）。哀帝原本留心於劉歆新說，但礙於朝臣的激烈反對，無法袒護劉歆。劉歆為自保而主動申請離京任職，經今、古經之首次論爭無結果而罷。> >　此後，經學中出現今文、古文兩個流派，各持不同底本，各有不同經解。當政時，劉歆為其得力助手。為托古改制之需，王莽為《古文尚書》、《毛詩》、《逸禮》等古文經立博士，古文經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或有後人據此提出古文經系劉歆協助王莽篡漢而偽造之說，但從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來看，偽造說並不可信，雖然古文經確實為劉歆、王莽所利用。> >　王莽敗亡後，古文經也受池魚之殃。東漢初，就是否為古文經《左傳》、《費氏易》立博士問題，朝廷再次爆發激烈爭論。當時，古文經學家陳元、鄭興、杜林等人俱為學者所宗，古文經學已有較大發展且影響也在不斷擴大，尚書令韓歆因此請奏光武帝而欲立《左傳》等於學官。光武帝令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集議，今文經學博士範升堅決反對，與韓歆等人反復辯難，結果不歡而散。> >　會後，範升上書陳述反對理由：如立《左傳》、《費氏易》，其他學派也將爭立；《左傳》、《費氏易》師承不明，自身多有乖異、可疑之處；指出《左傳》之失數十事。陳元聽聞此事，詣闕上疏，駁斥範升等人：對《左傳》指責，系將纖微之誤誇大為巨謬，肆意詆毀，掩其弘美，不足憑信；結合漢代立經博士的事實，為立《左傳》於學官張目。範升、陳元反復駁難十余次，光武帝終立《左傳》於學官。“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嘩，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後漢書·陳元傳》），《左傳》旋立即廢。第二次經今、古文之爭，表面上古文經再次失利，但其影響卻是有增無減：不僅相信古文經學的人漸增，手握權柄的官僚甚至是帝王，也漸傾向古文。> >　經今、古文之爭雖繼續，但爭論多在學者間展開，且不像前兩次那樣激烈。爭論的焦點在《春秋》三傳。章帝時，古文經學代表人物賈逵，與今文經學代表人物李育，就《左傳》與《公羊》、《梁》之優劣高下，展開爭論。賈逵特意渲染《左傳》的君父之義，還援引圖讖之說推尊《左傳》，諂媚喜好《古文尚書》、《左傳》的章帝。針對今、古文經學者在《春秋》三傳爭論中多引圖讖而不據理體之弊，李育曾著《難左氏義》，分列41事，論證《左傳》“不得聖人深意”；白虎觀會議上，李育以《公羊》駁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後漢書·儒林傳》）。桓、靈之時，今文經學大師何休傾註17年心血，撰成“公羊學”集成之作《春秋公羊解詁》，宣傳“公羊學”完整傳承孔子學說，以維護其權威地位，貶抑《左傳》、《梁》；針對何休及其論著，經學大師鄭玄發表壹系列反駁之作，由於他精通“三傳”之義，對各家長短了然於胸，所論切中要害，以至於何休感嘆說，“康成（鄭玄字）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後漢書·鄭玄傳》）今文經的衰落已成定勢，古文經彰顯而成為主流。> >　漢代經今、古文之爭以“古學遂明”終結，但此時的“古學”與古文經之本來面目已有不同。以許慎、鄭玄為例，就可略知大概矣。> >　許慎是東漢中期古文經學家，針對穿鑿附會、曲解經文之弊，他編撰《說文解字》壹書，收錄小篆及其他古文九千余字，逐字註釋其形體音義。從文字來源上，《說文》引古文經本為據；在字義解釋上，則破經今、古文學界限，引今文經說者亦不在少。這無疑具有指向意義。> >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既學《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經，也學《左氏春秋》、《古文尚書》等古文經，有經今、古文學兼修之實，故能沖破今古文經學藩籬，左右采獲，取其所長，遍註群經：註《易》用費氏古文；註《尚書》用古文，兼采今、古文；箋《詩》以《毛詩》為主，參以齊、魯、韓三家；註《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註內疊出古文，從古文則註內疊出今文；註《孝經》多今文說；《周禮》有古文無今文，《禮記》亦無今古文之分，其註自不必論。“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鄭玄傳》）。> >　如果說文字差異是經今、古文之爭表象的話，或者說古文經是否立於學官為表象的話，雙方在經義理解等方面的差異則是實質性的；當然，這種實質性差異在學術思想上的表現，較之漢代會更為突出。壹般來說，今文經多講義理、重微言大義，以《春秋公羊傳》為主，尊孔子為“素王”（不居天子之位而有其德），以托古為名而行改制之實，視孔子為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古文經側重章句訓詁，重《周禮》、《左氏春秋傳》，尊孔子為先師，並將在儒學系統中的地位置於孔子之上，視孔子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學者，亦即古代文化的保存者。不過，就漢代經今、古文爭立學官來看，雙方實際上並非全基於學術考慮。立於學官，不僅可正式傳承本派學說，也關系到學派弟子的權益：博士弟子有免除徭役、賦稅之權，學成考試合格後，還可按等第錄用為官。夏侯勝壹語道破此中道理，“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漢書·夏侯勝傳》）。經學發展既與“祿利之路”（《漢書·儒林傳》）相關，故是否立學官、置博士，也就不僅僅是學術問題了。> >　與經今、古並存的是讖緯之學。讖是神秘預言，“詭為隱語，預決吉兇”。讖常附有圖，故又稱圖讖。讖的產生年代很早。如時，方士盧生獻圖書，寫有“亡秦者，胡也”；秦二世時，“陳勝王”的魚腹丹書，等等，都是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隱語。緯相對於“經”而得名，“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四庫全書總目》），是依托孔子的解經之書。“緯”出現的年代似較“讖”為晚。漢代以五經為外學，以“七緯”為內學，儒生兼習經學、讖緯。> >　所謂七緯，是指《易》、《書》、《詩》、《禮》、《春秋》及《樂》、《孝經》的緯，每經之緯的數量不盡同，且緯的名稱也相當奇特。譬如，《易》緯有六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孝經》有緯兩篇：《援神契》、《鉤命決》。早先讖、緯有別，西漢末年以來，兩者多混淆並稱，緯中也含有讖的內容（數量約占今天殘存全部緯書之半），講符命、預言，大行於世。讖緯言語難解，內容駁雜，或解經、述史，或涉天文、歷數、地理；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為思想基幹，據天象、五行等占驗吉兇或預言，易為人穿鑿附會，多被斥為荒誕不經。魏晉以來，歷代禁毀圖讖，由於讖、緯間雜，緯書也受影響，隋代後大都亡佚。現今所見緯書較完備的輯本，是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輯之《緯書集成》。> >　西漢末至東漢壹代，讖緯之學在學術、政治領域有相當的影響力。> >　就學術而言，讖緯特別是緯書，與今文經學關系尤為密切，或可視為經學之壹部分。讖緯中或是直接引用經文，加以闡發，緯以附經、解經；或是經說略而讖緯詳，經受益於緯，緯以補經、證經。清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說道：“（緯中）多漢儒說經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緯》，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壹出《書緯》，夏以十三月為正雲雲出《樂緯》；後世解經，不能不引。三綱大義，名教所尊，而經無明文，出《禮緯·含文嘉》；馬融註《論語》引之，朱子註亦引之，豈得謂緯書皆邪說乎？”皮錫瑞著、周予同註釋：《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09頁。> >　今文經學集成之作《白虎通》中，頻引緯書，正顯現出緯書對經學的重要性。不僅今文經學重讖緯，古文經學也受其影響。賈逵以《左傳》與讖緯相合，獨可證劉氏為堯之後代，雖為諂媚之舉，但可窺見讖緯波及古文經學壹斑。何休、鄭玄因經今、古文而爭論不休，他們註解儒家經典時，卻不約而同地引用讖緯立說；尤其是鄭玄，在遍註群經之時，還為許多緯書作註（今天殘存緯書佚文約半數為鄭玄所註），在論著中或依緯立說。譬如，對《易》經中“易”字的理解，鄭玄很精辟地說道：“易之為名也，壹言而函三義：簡易壹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即，《易》經的“易”包含“簡易”（囊括宇宙萬物的壹切原理）、“變易”（宇宙萬物隨時都在運動變化）、“不易”（宇宙萬物中相對不變的穩定性）三種意義。鄭玄立論實源於《易緯·乾鑿度》，“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1頁。這無疑切實證明緯書對於經學的意義。> >　就政治而言，因統治者對讖緯的迷信，讖緯之學興盛壹時。哀帝時，夏賀良奏“赤 *** 之讖”，公開宣稱漢家歷運中衰而應再受命，其說不僅得到壹批朝臣儒士的***鳴，連哀帝也在這壹風潮裹脅之下，有改元、易號、稱“陳聖劉太平皇帝”（《漢書·哀帝紀》）之舉。王莽在攝政、代漢、立新朝時，大量利用、偽造讖緯，如“安漢公（王）莽為皇帝”、“攝皇帝當為真”（《漢書·王莽傳》）等，為篡漢、立新的合法性、神聖性進行輿論造勢。諸多反對王莽的勢力，也借助讖緯以達到其政治目的。劉秀起兵、稱帝，即與“劉秀當為天子”（《後漢書·光武帝紀》）的讖語有關；割據河西地區的竇融在決意歸附劉秀時，也是以此認定劉秀為真命天子。> >　“代漢者當高”的讖語，是好符命的公孫述稱帝巴蜀的依據，他認為自己名字中“述”有“路途”意，與“”相應；立國洛陽的光武帝為此千裏致書，以破其說，“代漢者當高，君豈高之身邪？”（《後漢書·公孫述傳》）因社會上已形成讖緯崇拜之風，加之部分讖緯確實又有所應驗，故自光武帝以來，東漢統治者極為推崇讖緯，頒行詔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讖緯。中元元年（56），光武帝“宣布圖讖於天下”。此舉壹方面使圖讖合法化，用政治權力維護圖讖的地位；壹方面使圖讖成為定本，杜絕繼續造作圖讖之舉。上行下效之風蔓延，“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以至於賈逵引圖讖為《左傳》爭立學官，曹褒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漢禮（未行用）。> >　在讖緯流行時，也有反對讖緯者，如尹敏、桓譚、鄭興、王充、等。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劉秀認為是“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後漢書·桓譚傳》），他叩頭謝罪許久方得幸免；光武帝因郊祀事而詢於鄭興，“吾欲以讖斷之，何如？”鄭興回答“臣不為讖”而惹怒劉秀，“卿之不為讖，非之邪？”（《後漢書·鄭興傳》）鄭興為此謝罪，但因不善讖而終不受重用。> >　對讖緯思想進行系統、哲學批判的是王充。王充（27~約97），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曾在太學受業，師事大儒班彪，家貧無書，常在洛陽書肆中閱讀，遂博覽百家之言。他撰有《論衡》壹書。他以道家“天道自然無為”之說立論，說天地萬物皆為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他反對天人感應說，說“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論衡·譴告》）。針對今文經學及讖緯所提倡的“災異論”、“符瑞說”，王充以“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論衡·治期》）加以反駁：“災異論”者依據的日食、水旱、寒暑等，是自然界本身變化產生的必然現象，與人事無關；“符瑞說”不過是儒者“欲以表明王之治”，但“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論衡·指瑞》）？這些論述在壹定程度上戳穿了今文經學及讖緯之學的理論依據。此外，他還對儒家經典、甚至孔子等，也敢於提出懷疑、大膽批判。由於是書“違詭於俗”（《論衡·自紀》），在當時社會中並無影響，直至東漢末年才流傳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