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的文化求大神幫助

秦漢時期，在我國雲南滇池地區生活著壹個較大的部落，稱為“滇”。滇池地區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居民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亦飼養牲畜，兼營漁獵。滇人手工業發達，尤以青銅冶鑄、金銀器及玉石制作聞名。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在春秋末葉至西漢初年，滇人已進入興盛的青銅器時代。滇池地區青銅文化（簡稱滇文化），以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為代表。1955年至1996年間5次發掘的晉寧石寨山墓地，是中國重要的考古發現之壹，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證實了古代滇國存在的史實。此外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頭遺址，也都是中國重要的考古發現。 在以滇池、撫仙湖、星雲湖等高原湖泊為中心的雲南中部地區，眾多的古代文化遺址星羅棋布。以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為代表的古代文化遺存，就像五彩的珍珠，散落在滇池周圍。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工藝精湛，形制特殊，帶有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在我國青銅文化中有著獨特的地位，閃爍著古滇文化的璀璨光芒。 壹、“滇王之印”與古滇國 1956年，雲南省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在晉寧石寨山進行第二次考古發掘時，發掘20座古墓，其中第6號墓長3.40米，寬2.30米，深2.58米，墓內存放著壹具制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隨葬品有金器、銀器和銅器等***計137件。其中青銅器最為豐富，有古代“記載”國之大事的青銅重器，還有各種人物、屋宇、模型、飾物和貯貝器；有代表墓主尊貴身份的編鐘（壹組6枚）和隨侍銅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劍、戟等；生活用具有銅鏡、爐、釜、熏爐等，數量眾多，種類復雜，顯示了墓主的富有和顯赫身份。當將要清理到棺底時，突然在隨葬物中閃現出壹枚亮錚錚的金印。考古隊長親自將它拾起，拂去塵土，只見上面清晰地刻著四個篆字：“滇王之印”。頃刻之間，發掘工地上爆發了壹片歡呼聲，人們奔走相告：千古傳聞中的神秘古墓被找到了！ 據《漢書》和《華陽國誌》記載，漢代益州郡首府為滇池縣，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晉寧縣。《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漢武帝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國故地設置益州郡，又賜封滇國最高首領為滇王，並賜給滇王王印。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漢武帝寵信。但從公元壹世紀開始，在各種史誌中就再也找不到有關滇國的任何記載，古滇王國從此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長期以來，人們壹直很懷疑古滇國的存在以及《史記》記載的真實性。滇王金印的發現，證明石寨山遺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也證明了《史記》等漢文古籍有關古代滇國的紀事是可靠的。 滇王之印用純金鑄成，重90克，印面邊長2.4厘米見方，通高2厘米；蛇紐，蛇首昂起，蛇身盤曲，背有鱗紋。滇王之印是雲南隸屬中央王朝最早的物證。滇王金印雖是王印，但其印章形制，根據《漢舊儀》當屬列侯的規格，其原因可能是滇王雖被漢王朝封王，但在中央王朝的心目中，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於列侯。這也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滇王和中央王朝的政治關系。 “滇王之印”的出土，證明此墓的墓主是壹代滇王。在考古學上，“滇王之印”可以作為西漢時期“蠻夷”王金印的壹種類型，為今後可能發現的此類印章（如同樣見於史載，但至今仍未發現的“夜郎王印”）提供了進行比較、鑒別的可靠的實物資料，有著重要的考古學價值。“滇王之印”還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是雲南地區隸屬於中央王朝最早的實物證據。從這壹點上說，“滇王之印”不愧是國寶級的文物。 二、滇國重器——青銅貯貝器和銅鼓 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銅器，裏面往往盛放貝殼。此類青銅器在我國其他地區都極為罕見，因此，雲南考古學界給它們定名為“貯貝器”。顧名思義，就是貯藏貝殼的器具。器內貯藏的貝殼，經雲南大學生物系鑒定屬“環紋貨貝”，產於太平洋和印度洋。長期以來，貝殼壹直是雲南各民族的重要貨幣。據唐代樊綽《雲南誌》記載，南詔時期仍使用貝殼貨幣。使用貯貝器來貯藏貝殼，就是滇人象征擁有財富的特有習俗。 按照形制，貯貝器可以分為兩類；壹類是桶狀貯貝器，另壹類是銅鼓或其他容器改裝的貯貝器。 桶狀貯貝器是設計鑄造時就是用來盛放貝殼的，外形似桶。腰部微收，上下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蓋上往往裝飾牛、虎等動物，以牛最普遍。 另壹類貯貝器以銅鼓形貯貝器為代表。這是滇國最重要的禮器。滇國沒有文字，就利用銅鼓平坦的鼓面，雕鑄各種立體的人物、動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動為主，構成了滇國社會生活壹個又壹個生動場景。 滇國還有另壹種國之重器——銅鼓。分別出土於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兩具銅鼓均屬於同壹種類型——石寨山型。其特征是：制作精美，紋飾繁縟，鼓面有太陽紋，暈圈，裝飾翔鷺。鼓身分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裝飾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紋。銅鼓原系統治權力的象征，並作為祭祀、賞賜、進貢的重器。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認為擊鼓可通神靈。因此，銅鼓是祭祀中必備之物。兩漢以後，銅鼓除了用作重器外，還用於號召部眾進行戰爭、傳信集眾、婚喪喜慶、歌舞娛樂等方面。銅鼓是滇國貴族的重要樂器，正如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說：“玉螺壹吹椎髻聳，銅鼓千擊紋身踴”。總之，銅鼓已滲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之深，由此可見。時至今日，我國壯、侗、水、苗、瑤、仡佬、布依、佤等少數民族還相當珍愛銅鼓。 三、“牛虎銅案”與滇人獨特的審美觀念 江川歷史悠久,是古滇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蜚聲海內外的李家山古墓群已出土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青銅文物4000具，分兵器、樂器、裝飾五大類。其中“牛虎銅案”堪稱天下無雙的國之瑰寶。 “牛虎銅案”1972年出土於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器為古代祭祀時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長76厘米，重17公斤。形體為壹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後腿間有橫梁連接，以橢圓盤口狀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內立壹小牛。牛後部壹圓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後胯。此案中之大牛頸部肌肉豐滿，兩巨角前伸，給人壹種頭重尾輕的感覺，但其尾部鑄有壹虎，壹種後墜力使案身恢復平衡。大牛腹下橫置的小牛增強了案身的穩定性。在藝術風格上，充分利用對比、反襯、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態、心理、動作刻畫得惟妙惟肖。老牛馴良無私，小牛單純可愛，猛虎兇惡殘暴，構成壹種極具震撼力的悲劇色彩，反映了滇人獨特的藝術審美風格。全案構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穩，生動形象，風格寫實，具有滇人青銅器的獨特風格，充分體現了藝術審美和實用功能的完美結合，是雲南我國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在古代滇族的青銅飾物中，多有表現猛獸格鬥或群咬的激烈情景。在描繪動物題材的扣飾中尤以刻畫虎豹兇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銅器上，刻畫虎豹者也很常見。如有的青銅器常飾以虎豹紋，有的將器耳鑄成虎形，有的銅器刻畫飼虎形象，也有的在銅器上雕鑄蟠蛇立虎的銅柱圖像作為奴隸主權威的標誌等等，足以表明滇人將虎豹作為勇猛威武的象征而受到崇敬。這種敬畏虎豹之風，古代其他少數民族中也有例證。 古代滇族青銅動物造型藝術的特點是：主題鮮明，構思奇巧，層次分明，熱情奔放，概括而不膩味。以寫實為主，又帶有壹定的誇張色彩，在強調動物外部特征時，又註意內心世界的刻畫，從而達到形神俱備的境界。 四、從古文物看滇人的生活 經過相關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綜合分析，學術界已經確認，“滇”人分布在滇池及其周圍地區，屬“西南夷”諸部落中“耕田有邑聚”的壹類，他們的文化遺存，代表雲南青銅文化發展的最高階段。 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青銅器展示了壹幅生動的古代先民生產生活畫卷。其中又以貯貝器反映最為生動全面。著名的青銅器有石寨山殺人祭祀貯貝器、納貢貯貝器、紡織貯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銅案等。殺人祭祀貯貝器上，銅柱上捆綁著壹個赤身的奴隸，立於兩側的奴隸腳上戴著枷鎖，主祭的奴隸主梳著發髻端坐中央，壹幅血淋淋的殺人場面展現在人們面前。疊鼓形戰爭場面蓋銅貯貝器表現的是激烈的戰爭場面，可能是當時滇人和洱海區域的“昆明人”作戰的場景。殺人祭銅鼓場面蓋銅貯貝器表現當時滇人舉行“祈年”儀式，通過殺人祭祀，以求得農業豐收。紡織場面銅貯貝器的器蓋上鑄有銅俑18人，均為女性，中間壹人為女奴隸主，在監督女奴隸從事紡織勞動，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當時的生產圖景。貯貝器反映的生產生活內容非常廣泛，有戰爭、獻俘、紡織、納貢、狩獵、放牧、鬥牛、樂舞等場面，是我國奴隸制社會研究不可多得的實物材料。 滇國青銅器中直接表現牛的題材最多。這反映了在以農業為主的滇族社會中，畜牧經濟仍占重要地位。牛馬不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還是當時衡量財富的壹種標誌。 經過研究可知，這些精美的青銅器制造已經掌握了合適的銅錫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兵器摻錫約20%，硬度較大，不易彎曲折斷；裝飾品約10%，硬度較小，便於打造成各種形狀的裝飾物。並知道用分範合鑄的辦法塑造人物、動物及壯觀的場面，制範工藝及澆鑄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璀璨的滇文化，是雲南各民族先民在歷史長河中的偉大創造。它就像壹顆耀眼的明珠，在歷史的塵埃中沈睡了兩千多年。今天，抹去塵埃的它再次發出奪目的光芒，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增添了絢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