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素來體弱多病，自從漢高祖入都關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辭多病，閉門不出。隨著劉邦皇位的漸次穩固，張良逐步從“帝者師”退居“帝者賓”的地位，遵循著可有可無、時進時止的處事原則。在漢初劉邦翦滅異姓王的殘酷鬥爭中，張良極少參與謀劃。在西漢皇室的明爭暗鬥中，張良也恪守“疏不間親”的遺訓。 漢十年(公元前197年)，漢王朝上層出現了壹場新的危機。劉邦有改易太子之意。當時劉邦寵愛戚夫人，並察知呂後有異心，有代劉而王的跡象，故欲廢太子孝惠(呂後子)，改立趙王如意(戚夫人子)為國儲。朝野大臣，群起諫爭，但絲毫不能更改劉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將被剝奪，呂後遂求救於“智囊”張良。張良考慮到太子壹位，事關重要，不可輕易更立，大儒叔孫通說得好：“太子天下本，本
張良雕像
壹搖天下振動。”再加上當時天下方定，漢朝統治根基還未穩固，各項制度還正在健全，只有順其現狀，無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穩保江山。基於這個大局，張良遂對呂後說道：口舌難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個白頭發的老人，分別是東園公、甪裏先生、綺裏季和夏黃公）皆八十余，節義清高，不就漢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義“四皓”。太子若卑辭固請“四皓”出山，出入宮廷以“四皓”相隨，皇上必問而知之，知之則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張良言，劉邦問知伴隨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數請不來的隱士，今為太子左右，可見太子羽翼已豐，翅膀亦硬，奈何不得，從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壹事。太子終得嗣位，呂後為此對張良也勛口敬重。 《史記》、《漢書》對張良幫助蕭何籌謀劃策多不記載，但亦無妨張良後期的功績。論功行封時，按級班爵，漢高祖劉邦令張良自擇齊國三萬戶為食邑，張良辭讓，謙請封始與劉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蘇沛縣)，劉邦同意了，故稱張良為留侯。張良辭封的理由是：他韓滅家敗後淪為布衣，布衣得封萬戶、位列侯，應該滿足。看到漢朝政權日益鞏固，國家大事有人籌劃，自己“為韓報仇強秦”的政治目的和“封萬戶、位列侯”的個人目標亦已達到，壹生的宿願基本滿足。再加上身纏病魔，體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韓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慘結局，聯想範蠡、文種興越後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哲理，懼怕既得利益的復失，更害怕韓信等人的命運落到自己身上，張良乃自請告退，摒棄人間萬事，專心修道養精，崇信黃老之學，靜居行氣，欲輕身成仙。但呂後感德張良，勸他毋自苦，張良最後還是聽從了勸告，仍就服人間煙火。 張良的卒年，《史記》記為高後二年，《漢書》記為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此處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