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根澤，字雨亭，1900年出生於河北深縣壹個貧苦農民家庭。因為交不起學費，先後在小學、中學、河北省立師範學校斷斷續續讀了8年書，卻沒有獲得過畢業文憑。羅先生1925年考入河北大學國文系，只讀了兩年，就於1927年秋季考取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先後師從梁啟超、陳寅恪主修“諸子科”。又於1928年秋季考取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師從馮友蘭、黃子通，主修“中國哲學”。羅先生1929年6月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和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由於他畢業於兩所名校研究院所，在求學期間又發表過壹些學術論文，有壹定名聲，遂於當年秋季被聘為河南中山大學教授。此後，羅先生便壹直在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河北大學、中國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安徽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北聯合大學等高校任教。1940年1月，羅先生由陜入川，住在重慶北碚柏溪，任教於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之後便壹直在中央大學及後來的南京大學任教，開設過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諸子概論、國學概要、中國學術史等課程。1960年1月7日，羅先生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於3月30日晚不幸逝世，享年61歲。
羅先生在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求學期間，主要研究諸子學，其《孟子評傳》是他就讀清華研究院的畢業論文，193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管子探源》是他就讀燕大研究所的畢業論文，193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他在《諸子續考》的序中說：“我在壹九三二年，編有《諸子叢考》壹書，承顧頡剛先生的好意，列為《古史辨》第四冊。”該書於1933年3月由北平樸社出版。後來他又編了《諸子續考》，被顧頡剛先生列為《古史辨》第六冊，由開明書店於1938年出版。羅先生在《諸子考索·歷代學者考證老子年代的總成績·跋》中提到了該書出版與發行的具體情況：“這篇文章本來是《古史辨》第六冊《諸子續考》的序文。全書在壹九三七年印訖，因抗日軍興，延到壹九四GA996年才出版。”羅先生在諸子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基本上都收在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的《諸子考索》壹書中。中國古書在作者與形成年代方面普遍存在著問題，子書尤為突出。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顧頡剛、錢玄同等人興起了壹場疑古辨偽運動，從1926年至1941年編輯出版了七集《古史編》。其中諸子學方面的辨偽任務是由羅根澤先生承擔和組織的，他在諸子學的研究方面，也因而取得了突出成就。
羅先生1929年秋季任教於河南大學，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他在《樂府文學史·自序》中說：“十八年的秋天，我答應了河南中山大學之聘，講授中國文學史及其他的功課。生平有壹種怪脾氣，不好吃不勞而獲的‘現成飯’，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國藩的話：‘凡菜蔬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也。’”當時雖然已經有了不少中國文學史教材，他還是決定親自編寫講義，並計劃最終寫出壹部高質量的中國文學史。為此，他打算先撰著《中國文學史類編》，包括歌謠、樂府、詞、戲曲、小說、詩、賦、駢散文等八種。1931年1月，由北平文化學社出版的《樂府文學史》就是其中的第二種。這是我國第壹部研究樂府這壹文體發展史的專著，曾多次重印過，還被東方出版社列入《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於2012年9月再版過。後來，他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計劃有了調整。他在《我怎樣研究中國文學史》壹文中說：關於《中國文學史類編》，“已寫了幾類，但除樂府壹類已經出版，無法撤銷，其余都不欲遽然問世。現在我的著手處又縮到比分類更小的單篇論文”。他寫的四十二篇論文，收在《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5年出版，2009年還再版過，大致反映了他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成就。
羅根澤復於1932年春季到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為羅根澤《兩宋文學批評史》寫的《序》談到了其中的原因：“當時他治諸子之學，已有所成就。不久我因有事不能再兼清華的文學批評史課，就邀他接我的課。雨亭當時有難色，謙讓不肯去。我說治壹門學問有成就的，治別壹門也決無問題。這話固然說得偏壹些，但對雨亭來講，我想還是很合適的。於是，雨亭開始教文學批評史的課。果然，雨亭不但能勝任，而且比了他的諸子之學有更大的成就。”商務印書館將羅根澤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收入《中國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於2015年出版，其中包括第壹篇周秦文學批評史、第二篇兩漢文學批評史、第三篇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第四篇隋唐文學批評史、第五篇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第六篇兩宋文學批評史，基本上反映了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領域的學術成就。
羅根澤在《諸子叢考舊序》中說：“壹位朋友問我：妳時而弄弄文學，時而弄弄哲學，又時而弄弄考據學，到底要做什麽學問？”羅先生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最後體察出自己的短處和長處：自己沒有己見，因之缺乏創造力，不能創造哲學，亦不能創造文學，但亦唯其沒有己見，因亦沒有偏見，最適於做忠實的、客觀的整理工作”。羅先生畢生從事中國學術思想史、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研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與整理資料。
關於如何收集與整理資料，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中說：“清顧炎武謂著書譬猶鑄幣，宜開采山銅，不宜充鑄舊錢。”後來，他在《樂府文學史·自序》中對此作了更全面的闡述：“清初考據學大家顧亭林曾經用著很巧妙的比喻，說當世學者治學的取材，有開山采銅、利用廢銅兩種。什麽是開山采銅？就是披荊棘、斬草萊的到原料書裏找材料，譬如作文學史便在各種文學書裏找材料。什麽是利用廢銅？就是東鈔西鈔的割裂各種組織書裏的材料，譬如作文學史在各種文學史書裏找材料。我以為作壹種學問，不當很偷巧的僅采用利用廢銅的辦法；因為如此換湯不換藥的搗花樣，任妳的辦法弄得怎樣巧妙，也必致於陳陳相因的沒有新材料，沒有新發現，沒有新貢獻。不過很有價值的整理出來的東西，我們也不必很呆氣的不看，致使現成的有價值的新說忽略過去。所以我的計劃是：首要開山采銅，次要利用廢銅。”
羅根澤在藏書建設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中談道：“故都多公私藏書，余亦量力購求，止詩話壹類，已積得四五百種，手稿秘笈，絡繹縹緗，閑窗籀讀，以為快樂。”“其有公私珍藏，不能割讓，或割讓而索價太昂，則傭人繕寫，亦積得數十冊。”“又以詩話盛於宋，而宋人詩話泰半亡佚，與內子曼漪，從《苕溪漁隱叢話》《詩話總龜》《詩林廣記》及諸家筆記中，輯出數十冊，顏曰《兩宋詩話輯校》。”羅根澤故居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北苑校門左側。有的學長到他家去過，見到客廳四壁全是立地頂天的書架，放滿了書。他的豐富而珍貴的藏書逝世後全都捐贈給了當時的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室了。本文借《羅根澤開山采銅》為題，想探討壹下羅先生在收集、鑒別、運用資料方面的若幹特點。
收集資料求全求新。收集資料求全是他的追求，羅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雲：“今茲所作，不敢以壹家言自詭，搜覽務全，銓敘務公。”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壹） 於1934年出版後，《眾誌月刊》1934年第2卷第3期有書評稱：“羅先生之於本書，在材料上之供給，可謂博矣，大矣，詳盡而至於無以復加，學者執此壹書，則可必觀魏晉以前各家論文之概況，實材料之寶藏，文評之秘府。”郭紹虞為其《兩宋文學批評史》所寫《序》也說：“雨亭之書，以材料豐富著稱，他不是先有公式然後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壹些人人習知的材料，稍加組織就算成書的。他必須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後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結論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
其文學史論著亦復如此，如《南朝樂府中的故事與作者》八《碧玉歌》談到《樂府詩集》卷四十五引《樂苑》雲：“《碧玉》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以寵愛之甚，所以歌之。”羅先生為了求真起見，“在揮扇如雨的溽暑天氣，遍翻了壹次《宋書》和《南史》，只落得壹個‘踏遍鐵鞋無覓處’。其實，哪有宋汝南王”。作者悉心研究了“碧玉”這壹意象的演變過程，最後小結道：“壹個小家碧玉，能為晉汝南王的侍妾，能為晉孫綽的情人，能為梁武帝的宮妓，又能‘來嫁江南王’，最奇者還能為無法尋找的宋汝南王的妾，真是靈異的女子，怪不得他們都要為之‘情顛倒’了。”這壹研究成果能給人以多方面的啟示，如要踏破鐵鞋地去尋找材料，如壹些傳說是層累地造成的，如碧玉是作為壹個出身卑微而又非常美麗的女子的意象而被寫入詩歌中的等等。
再就是求新。主張開山采銅，搜覽務全，勢必導致在資料收集與運用上求新。郭紹虞於《兩宋文學批評史》之《序》復雲：“他搜羅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詩詞中的片言只語，筆記中的零楮碎劄，無不仔細搜羅，甚至佛道二氏之書也加瀏覽，即如本書中采及智圓的文論，就是我所沒有註意到的。當文學批評史這門學問正在草創的時候，這部分工作是萬萬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這樣勤，在篳路藍縷之中，作披沙揀金之舉，這功績是不能抹煞的。”
羅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中，曾談及他收集到不少新材料，其中“最珍貴者，有明刊本宋人蔡傳《吟窗雜錄》、明人胡文煥《詩法統宗》。二書皆詩學叢書，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詩格詩句圖甚多，得以分述於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後之文學批評，頓然炳蔚”。舉個例子說吧，晚唐五代詩格類圖書之所以盛行，與當時科舉考試評卷死扣應試詩賦格律密切相關，羅先生於《詩格》（上）雲：“明宗長興元年六月赦中書門下細覽詳復新進士所試新文，中書門下所詳復者，更極盡瑣屑挑剔之能事，可算最有趣味的壹段史料，各種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史，尚少註意，急照錄於下，以饗讀者：‘李飛賦內三處犯韻，李毅壹處犯韻，兼詩內錯書青字為清字，並以詞翰可嘉，望特恕此誤。今後舉人詞賦，屬對並須要切，或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
羅根澤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論著，在收集資料方面也是刻意求新的。如他在《絕句三源》三《名稱的源於聯句》中說：“絕句的名稱不是緣於截取律詩，那麽因何得名呢？去年，李嘉言先生寄示所著《金碧文論》稿本。中有壹篇論絕句出於聯句。我認為就名稱而言，絕句確是出於聯句；我也有這種意見。李先生的文章，我沒有抄錄，他的證據我也不能記憶。”羅先生依舊采取開山采銅的方法，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輯錄的七言聯句與五言聯句壹網打盡，從中發現了不少新材料，通過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壹首四句，得到與人聯吟，就名為‘聯句’；也是壹首四句，得不到與人聯吟，就名以與聯句相反的‘斷句’或‘絕句’。”還引用了《南史》卷七十二中宋明帝批評詩人吳邁遠的話：“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並指出：“宋明帝以聯絕並稱，而絕句命名的基於未得聯吟，也益可得到證明。”
鑒別資料求真。羅先生在史料的作者及寫作時代的考證方面成就卓著，最突出的當然是《諸子考索》。譬如過去壹般都認為老子要早於孔子與墨子，羅先生在《歷代學者考證老子年代的總成績·跋》中說：“文中希望老子的年代問題能得到大體的解決，好據作他方面的研究，總算實現了。在這以後，它不再是各家寫專文爭論的問題，而是在各種史書上，壹般的都排在孔、墨之後，不再排在孔、墨之前。”如之後出版的侯外廬的《古代思想學術史》、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楊榮國的《中國古代思想史》等均置老子於孔子、墨子之後。
羅先生在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中，也非常註意資料的辨偽與斷代工作。如《南朝樂府中的故事與作者》壹文的主要任務，就是將附會南朝樂府民歌的故事與作者予以剝離。關於南朝樂府民歌《子夜歌》的作者，《宋書·樂誌》雲：“《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哥子夜。”此說頗流行。羅先生認為那位創作《子夜歌》名叫子夜的女子系子虛烏有，依據就在歌謠中，有首《子夜變歌》雲：“人傳歡負情，我自未嘗見。三更開門去，始知子夜變。”羅先生分析道：“‘始知子夜變’，當然應當解為才知道妳在夜裏變了心了，不能曲解為所歡名子夜者變了心。因為歌詠歡子在夜裏變心，所以後人名之為《子夜歌》。而好附會者也便抓著了‘子夜’二字，說‘《子夜哥》者，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至‘鬼哥子夜’，當然更是毫無根據的附會。”
求真除考證文獻作者的真偽與寫作時代問題外，於前人對文獻的理解有誤會、疏漏之處，他也作了糾正。如《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第十壹章《佛經翻譯論》引用的第壹條材料《法句經序》作於三國時期，卻被收錄於《全唐文》，羅先生考證道：“《全唐文》的編者董浩等大概誤認此文為唐人所作，所以載入《全唐文》卷九百八十六，而以黃武為吳大帝年號，由是在下邊註壹‘疑’字。實則此文既載於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其著作時代必在梁前，文中既標有黃武三年，當然是黃武時期的作品。《出三藏記集》說‘未詳作者’，序中稱從維祗難受此五百偈本，當然與維祗難同時。《高僧傳》卷壹《維祗難傳》‘以黃武三年，與同伴竺律炎，來至武昌。’（李證剛先生告知），與序文相合，知作者確是吳大帝時人。就翻譯論言，也應當先發現翻譯的困難，然後才提出翻譯的方法，此文正說翻譯之難，應當是最早的翻譯論。放在唐代，實在不類，置之三國，極為恰當。”再如《樂府文學史》第二章《兩漢之樂府》於《善哉行》雲：“《樂府詩集》卷三十六曰：‘此篇諸集所出，不入《樂誌》。’然《宋書·樂誌》載之，知郭氏（茂倩）此言不確。”
閱讀資料求細。羅根澤在閱讀資料方面，力求細致入微。如在《絕句三源》二《六朝的絕句》中談到《玉臺新詠》卷十收錄《古絕句四首》，這些詩作於漢、魏間，第壹首首句為“槁砧今何在”。羅根澤分析道：“漢、魏間的‘槁砧今何在’沒有題目，齊、梁間的著錄家無以名之，以其性質為絕句，時間甚古，遂名為‘古絕句’。所以由《玉臺新詠》的載有《古絕句四首》，可以證明齊、梁——最低梁時已有絕句的名稱。但不能據謂漢、魏間已有絕句的名稱，不過據知漢、魏間已有四句壹首的與後世絕句相類的詩歌而已。”可謂鞭辟入裏。
再如《樂府詩集》卷四十五引《古今樂錄》說：“《桃葉歌》者，晉王子晉之所作也。桃葉，子晉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但是，在羅根澤看來《桃葉歌》首句“桃葉映紅花”與“桃葉復桃葉”，不過是民歌中的起興句，並分析道：“以‘桃葉’為王子敬之妾，本出於著錄樂府者之誤信傳說，王子敬當然也想不到他有這樣壹段天外飛來的艷福艷史，給他作傳的人當然也不知道，所以沒有敘及；直至吳兆宜作《玉臺新詠註》，桃葉之為子敬妾，才有史傳可稽。他說：‘《晉書》：王獻之，字子敬，娶郗曇女，後離婚，尚新安公主。桃葉，其妾也。’自此有史可稽。”“不錯，自‘王獻之’至‘尚新安公主’確見於《晉書》，但‘桃葉，其妾也’，則出於吳兆宜的手筆了。”若非細加辨析，而誤信吳兆宜的話，那麽《桃葉歌》的作者問題，將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在撰寫論著時，選擇資料求精。收集資料不患多，而患在運用資料時駕馭無術，故收集資料求全，而選擇資料必須求精，羅根澤總是註意選擇那些最重要、最原始、最能說明問題的資料寫入論著中。如《樂府文學史》第五章《隋唐樂府》談到隋文帝與隋煬帝對待南朝樂府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羅先生引《隋書·音樂誌》雲：“高祖（文帝）受命維新，八州同貫，制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開皇二年（582），齊顏之推上言：‘禮樂崩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子目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耶？’”僅壹兩條材料，就將隋文帝對南朝樂府的態度極其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再如羅根澤在《絕句三源》三《名稱的源於聯句》中提出壹個新穎的觀點：“這時的五言聯句，與後世的聯句不同，與後世的倡和詩卻相仿，因此聯句者不壹定在同壹地點，也不壹定在同壹時間。”接著作者舉例分析道：“如謝朓與江革等阻雪聯句，題目上標有‘遙贈和’三字。謝朓還途臨渚連句，四句下註有‘府君遙和’四字，更足以證明其性質與方式，都略同於後世的倡和詩。然則五言聯句與七言聯句雖同名聯句，但七言聯句聯吟者合為壹首詩，五言聯句聯吟者各為壹首詩。”應當說羅先生所舉例證既原始，又很能說明問題。
羅先生愛作比較研究，用作比較研究的資料也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十分恰當。如《樂府文學史》第二章《兩漢之樂府》嘗引《樂府詩集》卷三十九《艷歌何嘗行》，因詩長茲僅錄開頭八句：“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裏壹反顧，六裏壹裴回。”此詩原出《宋書·樂誌》。復引《玉臺新詠》卷壹《雙白鵠》，亦錄前八句：“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裏壹反顧，六裏壹徘徊。”羅先生分析道：“由此知此首《白鵠行》，先為語句不齊之歌，至徐陵選《玉臺》時則漸變為純粹五言矣。由此知樂府歌行，多社會產物，先有雛形，然後叠經修改，成功現在之況。由此知其中通篇五言之歌，每非原為五言，而為五言盛行之後，漸次修改而成者。”作者通過對所選擇的兩首樂府詩作比較研究，從而總結出文學發展史上壹個具有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
羅根澤在收集、鑒別、閱讀與運用資料方面可圈可點之處頗多，我談了點粗淺的學習體會，以就教於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