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據著名書畫家、鑒賞家謝稚柳記敘：清光緒年間，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壹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經。抄經人把點旱煙的芨芨草似蘆葦插進墻壁的裂縫裏，發現壁內深不可止，用旱煙桿敲壁，似有空聲。王道士用鐝頭刨開墻壁，發現有壹小門，又刨開泥封的門，是壹間復室，約丈余見方，內堆積有許多白布包裹，每壹包都包著經卷，整整齊齊，白布包下鋪著經幡、繡像等等。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這些文物的價值。他拿了些經卷、畫像送給敦煌縣知事汪宗瀚。汪是識貨的，但他僅僅把這些東西當做鑒賞的古董、官場結交的禮品。1902年，甘肅學政葉昌熾從汪那裏看到幾卷古書，幾幡畫像，葉昌熾知道這批文物的價值，就建議當時的藩臺衙門把這些文物運到省城保管。藩臺衙門算了算，把這些古物從敦煌裝車運到省城，至少得花費幾千兩銀子，太不值得，沒有采納這個建議。但公事總得敷衍壹下，於是藩臺衙門給敦煌縣衙下了壹道公文“經卷佛像，妥為封存”。縣衙接到公文，又下了壹道公文給王道士，責成王道士“妥為封存”。歷史開了壹個殘酷的玩笑，壹大批稀世瑰寶的命運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滿清政府的各級官吏卻對此無動於衷。
王道士當然不會“妥為封存”，他帶了壹箱經卷到酒泉，呈送給安肅道道臺滿人廷棟。但廷棟不識貨，以為這些繕本經卷的書法還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隨便送人。恰巧，嘉峪關稅務司有個比利時人任滿回國，向廷棟辭行，廷棟送他幾本繕本書，還告訴他是敦煌石窟發現的古書。比利時人路過新疆時，又把這些古書分贈給新疆的長康將軍和道臺。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發現就這樣傳播開了。
二
自1840年鴉片戰爭英帝國主義者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之後，西方的所謂學者、傳教士、考古學家、探險家紛紛深入到中國腹地，打著傳教布道、測繪地圖、勘察地質、調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無忌憚地無孔不入，瘋狂掠奪我國大量的珍貴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在劫難逃。
我國著名學者鄭振鐸1956年訪問蘇聯時，在列寧格勒參觀了冬宮博物館，並到東方研究所閱其所發現敦煌卷子多至萬卷，甚為興奮。
這上萬卷的漢文古抄本，壹定會有驚人的發現。他“已經發現了兩卷‘維摩詰變文’，又看到了‘劉知遠諸宮調’……，皆是早欲見之，今始償願者……”鄭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天上午，續看敦煌卷子。***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們事先挑選出來的；未被挑選的，不知還有什麽‘寶物’在內。就這幾百卷東西內，已有不少十分驚人的……。”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收藏著約12000件敦煌藏經洞遺書，是1905年10月俄國人奧布魯切夫和1914年奧登堡從敦煌竊去的。奧布魯切夫在敦煌如何竊走經卷的，如今已無人知道，其實他是第壹個到達藏經洞的西方盜寶者，早於英國的斯坦因二年。當後來另壹個俄國人奧登堡到達敦煌時，藏經洞內遺書已所剩無幾，奧登堡在向王道士收買的同時，還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購，得到不少精品。具體情況，奧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記中作了記錄。這份記錄現藏原蘇聯科學院檔案館。倘能公諸於世，或許能告訴人們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竊取遺書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濟和斯希尼到我國西北甘肅壹帶調查地理。洛克濟到了敦煌，莫高窟無與倫比的精美壁畫和塑像使他嘆為觀止。莫高窟留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後，在1902年德國漢堡召開的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他做的關於敦煌佛教藝術的報告，對莫高窟的壁畫、雕塑的精致、美麗的價值推崇備至。他的“熱烈的敘述”使得在座的壹人垂涎三尺，心馳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個匈牙利人，但卻在英國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邊地擔任總視學，後來又轉入印度的考古學調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準備後，兩次到了我國新疆，當他從比利時人那裏知道敦煌發現遺書，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趕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學者，雖然看不懂漢文，但他雇了翻譯湘陰人蔣資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記》裏說：“從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燈光中，我的眼前忽然為之開朗。經卷緊緊地壹層層地亂堆在地上，高達10英尺左右。據後來的測度，將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約有9英尺見方……”除了繕本卷子之外，還有“用無色堅韌的畫布作包袱的壹個大包裹，打開之後，全是古畫”、“顏色調和，鮮艷如新”。他不露聲色地暗暗觀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對這些寶貴的經卷和藝術品毫不在乎，很為“驚異輕松”，他想“到了這壹步，熱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過”，果然，“這種節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對於遺物的漠視因此似乎更為堅定壹點”。
斯坦因竊走的遺書***壹萬余卷，還竊走了許多繪畫、刺繡、絹畫，其中有長及丈余、寬到五六尺的唐繡觀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剛經，經卷上有精致的佛像，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畫藝術傑作。斯坦因付給王道士的代價是14塊馬蹄銀。這14塊馬蹄究竟是多少兩銀子呢？據《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上說約合720兩，十六進位制。16個月後，這批中華民族的國寶被陳列在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館。
四
接踵而來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他當時率領壹支探險隊在我國新疆進行考古發掘，當他看到長庚將軍送給他的壹卷佛經是唐代寫本後，便迫不及待地問明來源，於1908年3月趕抵敦煌。伯希和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壹遍。他自己說：“洞中卷本未經余目而棄置者，余敢說絕其無有。”有壹張伯希和盜竊藏經洞遺書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裏，面對堆積如山的經卷，正在蠟燭下壹件件、壹頁頁地翻檢……他在藏經洞裏待了3周，“不單接觸了每壹份文稿，而且還翻閱了每壹張紙片”。他純熟的漢語基礎和中國歷史知識，使他選走藏經洞裏的全部精華。所以，他盜走的經卷是最有價值的。比如有關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盜走了，大約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遺書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保存了古註。比如《論語》，現在讀的只有壹種本子，即何晏註的本子。藏經洞發現了皇侃註的本子，收錄了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被伯希和盜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詡說，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裏幾乎都是最有價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譯而忽略的更珍貴的經卷和語言學、考古學上極有價值的6000多卷寫本和壹些畫卷，裝滿10輛大車，運往巴黎。
五
繼奧布魯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後，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領的探險隊也到過敦煌，成員中有桔瑞超和野村榮三郎，他們從王道士手中騙到500多卷經卷和兩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他為了向中國學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輝煌成果，將隨身帶來的敦煌遺書在北京六國飯店展出。中國學者羅振玉、董康、蔣斧等人聞訊，拜訪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們通報了敦煌藏經洞的情況。據羅振玉記載：“博士指伯希和為言石室尚有卷軸八千軸，但以佛經為多，異日恐他人盡取無遺，盍早日購致京師。”《集蓼編》中國學者這才看到幾卷敦煌遺書，“摩挲贊嘆，扼腕不已”。當時的《順天時報》、天津《大公報》也以“石室藏書出現”為題進行報道，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這才傳遍京城內外。清政府到這時才如夢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經洞被發現的第9個年頭後，清政府學部教育部才發出電令，並撥經費6000兩白銀，令搜買敦煌遺書，敦煌縣存檔的第47號《移文》中記載：“奉學部搜買，敝縣會同學廳傳及紳民，盡其洞中所存者壹律搜買，護解省垣……搜買千佛洞前代寫本經卷解省，領價改修文廟。”1910年三四月間，敦煌縣將第壹批敦煌遺書6004卷裝車啟運。這批劫後的遺書自敦煌運至北京途中，因偷盜而散失無數。當運送遺書的大車抵達北京時，新疆巡撫何彥升字秋輦之子何震彜字暢威竟將大車接到自己家中，約其嶽父李盛鐸字本齋和劉廷琛、方爾謙等人，挑選遺書，取其精好者藏匿下來，而將較長的經卷，壹拆為二三充不足之數。根據李氏及家人以後出售的卷子目錄，看出李盛鐸當時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彜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將經卷大都作為禮物饋贈了親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個未知數。現藏東京的壹部分卷子，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的150余卷經卷，就是何、李當年私下藏掖下來的。對於這種明火執仗的偷竊行為，學部侍郎寶熙上章參奏。因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總之，這批敦煌遺書在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卷數比敦煌起運時還多，變成8697卷。1929年，京師圖書館將卷移交北平圖書館時，則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數而言，現在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已近萬卷，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遺書的三大圖書館之壹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經卷之後，1944年，常書鴻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外的地方又發現了經卷殘片。1944年8月30日，他們在莫高窟中寺後面的壹座小廟移動三尊清末價值不高的塑像時，由於塑像裏面的木棒埋在土臺基座下很深，所以無法移走。因此只好毀掉塑像，拆毀後發現，塑像裏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蘆葦，而是寫有經卷的殘片。常書鴻和考古學家夏鼐、敦煌學專家向達等人壹起進行鑒定，***發現經文66件，殘片32片。這是繼藏經洞發現以來的又壹次重大發現。拆毀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經洞發現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見這些寫經不是藏經洞裏的經卷。從紙質和字體上看，是六朝的遺品。這說明在莫高窟藏經洞之外，也有發現寫經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後壹定會發現新的藏經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