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胡化成佛是怎麽壹回事... 詳細解釋...

釋迦摩尼，初譯浮屠，後來也稱佛陀，均系壹人。既然佛教界普遍認為佛教初傳中國的時間在漢明帝永平十年，則佛陀與老子的關系肯定不會超過這壹時間，即公元67年。據《後漢書。本紀論》曰：“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祀浮屠老子。”桓帝延熹九年（166）方士襄楷上疏曰：“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事據永平十年剛好百年。東漢時浮屠、老子原本是並行的，到了晉惠帝（290—306）時，此事由於壹位道士與壹位朝廷官員的壹番爭論，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昔祖（帛遠，字法祖）平素之日，與祭酒王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目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高僧傳。帛遠傳》）。據《本傳》介紹，使王浮“屢屈”的這位帛遠，是壹位才思絕倫的高僧：“祖才思俊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後在長安建精舍，以講習為業，徒眾有近千人；帛遠是壹位深通佛理的高僧：“祖既博涉多閑，善通梵漢之語”，曾翻譯多部佛經；帛遠是壹位與當時政要關系相當密切的高僧：“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司馬）颙鎮關中，虛心敬重，待以師友之敬，每至閑辰靖夜，輒談講道”。總之，這位帛遠在當時是壹位有影響的人物，帛遠與當時的秦州刺使張輔有矛盾，加上秦州人管蕃的挑撥，最終，導致帛遠被張輔殺害。帛遠《本傳》是這樣敘述帛遠與管蕃之間的恩怨的：“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屈於祖，蕃深銜恥恨，每加讒構。”帛遠壹辯而勝王浮，毀了自己的事業；二辯而勝管蕃，丟了自己的性命，故帛遠不可謂為善辯。帛遠之“辯”，為老子所“棄”之“辯”。晉惠帝時，佛教已經在中國流傳很廣，本土的老子與印度的佛陀到底誰是正統，誰處於附從的地位，成了當時人們的關乎大是大非的問題，帛遠與王浮、管蕃等人辯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帛遠是研究和講授佛教的人，故主張佛陀為正統，老子處於附從的地位；王浮為朝廷官員，故主張老子為正統，佛陀處於附從的地位，主張與其身份恰好相符合。王浮當然辯不過靠賣嘴皮子吃飯的帛遠，王浮身為文官，雖然嘴上工夫不如帛遠，筆下的工夫就不壹定比帛遠差了，於是寫了壹本《老子化胡經》，連西域和印度的佛教都是老子所傳，於是老子成為天下第壹。由於《老子化胡經》已經失傳，近年來在敦煌發現《老子化胡經殘卷》，載於《敦煌資料從編三種》（五）中，雖非原作，由此亦可窺見其原貌：“（老子）十五日，誕生於亳，九龍吐水灌洗其形，化為九井，爾時老君須發皓白，登即能步生蓮花，乃至於九。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而告人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壹切動植眾生，周遍十方。’”關於佛陀，也是老子令尹喜投胎轉世：“我令尹喜，乘彼月精，托蔭而生，號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據此則佛陀為老子弟子或再傳弟子。《老子化胡經》問世後流傳甚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壹時間老子成為佛教的正宗已成定局。老子化胡壹事雖然荒誕滑稽，在中國卻獲得了普遍地認可，連史家也競相引用，《魏書。於闐國傳》曰：“於闐西五裏有比摩寺，雲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在《老子化胡經殘卷》後有《老子化胡經考》曰：“裴松之《三國誌》註《魏略》曰：《西戎傳》曰：‘臨兒國浮屠經雲，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這裏所謂“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者，當指佛教經典中的壹些教義與《老子》中的觀點有相通之處，如漢代牟融在《理惑論》中指出：“淡泊無為，莫尚於佛”（參見《弘明集》），而《老子》主張“無為”；佛教提倡“中道”，簡書《老子》則說：“守中，篤也”；對於戰爭的看法，佛陀與老子的觀點也驚人地壹致，這是東漢時期浮屠與老子並重的原因之壹。

根據《高僧傳》，本來很容易判斷《老子化胡經》為無稽之談，它為什麽還會產生那麽大的影響呢？這裏主要有壹個民族自尊心的問題，要我堂堂中華完全接受夷狄的宗教確實有些困難，老子壹化胡，佛教本來純屬進口，由此變成了出口轉內銷，佛教雖好，終歸中國人領導。這樣壹來，中國人接受佛教無論在感情上和在心理上都不存在問題，這也是佛教在中國化道路上邁出的重要壹步。

老子化胡雖然虛誕，《老子》的胡化卻是真實的。

既已推斷出佛教大概在戰國末期傳入中國，馬王堆帛書《老子》抄寫的年代，據陳鼓應先生的“校閱帛書《老子》的壹點心得”壹文：“帛書《老子》有兩種寫本，現在分別稱為甲本、乙本。甲本字體介於篆書和隸書之間，推算抄寫的年代至晚在漢高祖時期，約為前206至195年間。乙本字體是隸書，抄寫年代可能在惠帝時期，約前194至前180年間”（《老莊新論》，陳鼓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壹版，P94）；則五千言《老子》的定型當在公元前206年之前，這就是說，佛教對於篡改《老子》的影響在時間上是可能的。郭店《老子》出土後，與五千言《老子》相對照，最值得註意之處就是有許多重要思想遭到了篡改，而這些篡改無壹不是受了佛教的影響。

1 篡改老子的主要思想達到神化《老子》的目的

通過郭店簡書《老子》與五千言《老子》對比，可以發現最為顯著的不同在於老子對於儒家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最大的篡改莫過於將老子的觀點改為與儒家思想對立。具體表現為將簡書《老子》中的“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季子。”篡改為“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王（弼）本《老子。第十九章》）篡改後的《老子》文義不通，矛盾顯而易見，以至於明代朱元璋的馬皇後聽了莫名其妙，直斥其妄。《明史》（中華書局標點本）“馬皇後本傳”曰：“壹日，問女史：‘黃老何教也，而竇太後好之？’女史曰：‘清凈無為為本。若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是其教矣。’後曰：‘孝慈即仁義也，豈有絕仁義而為孝慈者哉！’”又簡書《老子》曰：“故大道廢，安有仁義？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混亂，安有正臣？”在這裏，老子的觀點與周禮以及儒家的觀點並不違背，王本《老子。第十八章》則將其篡改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這樣壹改，就將老子的真理改成了荒謬絕倫的觀點，竟然有人將“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註解成：“只有六親不和，才更顯出孝慈；只有國家昏亂，才更顯出忠臣的本色。”這種似是而非的解釋很具有欺騙性，按照這樣的邏輯，則不到“六親不和”、“國家昏亂”不得有“孝慈”和“忠臣”。如果非要等到家庭關系到了“六親不和”的地步，“孝慈”才會出現，那麽寧願註意不讓家庭關系發展到這樣糟糕的地步，而永遠拒絕“孝慈”的出現；如果非要等到“國家昏亂”，“忠臣”才會出現，那麽寧願不讓國家發展到這樣糟糕的地步，而永遠地拒絕“忠臣”的出現。這就好比經營管理學及其培養出來的人才，絕對不是為了企業、事業和公司的倒閉的道理是壹樣的。

郭店簡書《老子》中的思想本來是與夏、商、周的傳統思想是壹致的，與中國的傳統思想並不矛盾，是可解的；經過篡改則不僅與儒家想矛盾，也與夏、商、周的傳統思想想矛盾，變成了完全不可解的謬論。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排斥儒家，方法卻是佛教的。《維摩詰經》：“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彼。”這種通過重重否定使佛經不可解，從而達到渲染和神化佛經的目的，將佛經推到壹種不可知的、神秘的至高境界的做法，其實是佛教最為重要的手法之壹。篡改郭店《老子》使用的也是這種方法，這樣壹來，既達到了反儒家的目的，又把篡改後的《老子》推到了壹種不可知的境地，從而達到了神化《老子》的目的。

2 老子的“無”、“有”與佛教的“空”、“有”

郭店《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生於無。”在萬物的本源的問題上，老子主張兩條腿走路，王弼《老子註》第四十章則將其改為：“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這壹改變則將老子關於萬物本源的問題，變成了壹條腿走路，鋸掉了老子的壹條腿。這種篡改只能追溯到佛教那裏，在中華文明史中則尋覓不到這種篡改的依據：“佛陀的根本思想，是以空為根據的緣起論，以中道為原理的正見實踐論。佛陀的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即是三印法為立場的十二緣起論和四諦論，此乃原始佛教最基本，且最純粹的根本原理，後世的大小乘各宗教義，無壹不自此三原理所開出”（《原始佛教研究》，臺灣大乘文化出版社，張曼濤主編，P69,《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壹如著）。眾所周知，在佛教的“空”、“有”觀中，“空”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到了大乘佛教“空”更是被強調到了極至。《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觀四諦品》中說：“未曾有壹法，不從因緣生，是故壹切法，無不是空者”（龍樹《中頌論》第28頁，金陵刻經處）。從哲學方面來說，佛教的“空”、“有”，大致相當於中國老子的“無”、“有”，佛教中的“空”的理論基本上可以說明和解釋壹切，對於佛教來說，“空”就是壹個大熔爐，可以消化壹切，壹旦進入這個“空”，壹切便失去了支撐點和依據，便可以用佛教的理論來說明和解釋壹切。“有”因為是看得見，摸得著，無此方便。這壹改動，使原本很容易理解的簡書《老子》變得奧妙無窮，連神仙也莫名其妙。通過篡改，簡書《老子》的原義後人已無人知曉，後代人只知道篡改後的五千言《老子》。南朝齊代的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說：“談空空於釋部”，這裏講的是佛教的“空”；南朝梁代的庾信在《連珠》中總結道：“歸老氏，則眾有皆無”，這裏講的是篡改後《老子》的意思。這壹篡改無限地縮小了老子的“無”與佛教的“空”之間的差別，也進而縮小了《老子》與佛教之間的差別，達到了將《老子》神秘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