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徽提出計算圓周率的正確方法
劉徽，魏晉時期著名數學家。曹魏末年，他撰成《九章算術註》9卷，提出了計算圓周率的正確方法——割圓術。《九章算術》說“周三徑壹”，即圓周率的近似值為3。劉徽認為這太不精確，指出“周三徑壹”不是圓周率，而是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長與直徑的比值。劉徽發現圓內接多邊形的邊數無限增加時，多邊形周長就無限逼近圓的周長，從而創立割圓術，他說：“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割，則與圓合體而無所失矣。”劉徽從圓內接正六邊形算起，相繼算出正十二邊形、正二十四邊形，直至正九十六邊形的邊長，求出正壹百九十二邊形的面積，得出圓周率為3．14的結論。後來，他又計算出圓內接正三千零七十二邊形的面積，得到了更精確的圓周率，即圓周率為3．1416。劉徽運用了初步的極限概念，並提出了割圓術，這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先進的。
祖沖之
祖沖之（429—500），我國古代傑出的數學家。字文遠。河北涿鹿（今河北淶水縣北）人。西晉末年，祖家從北方南遷。他曾任劉宋南徐州（今江蘇鎮江）刺史從事，婁縣（今江蘇昆山）縣令；蕭齊長水校尉，掌管禁衛軍守衛京城。曾寫過《安邊論》，建議齊明帝“開屯田，廣農殖”。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自然科學方面，尤其是對圓周率數值的精確計算。祖沖之是世界上著名的大科學家。他的彩色大理石雕像鑲嵌在蘇聯莫斯科大學“世界大科學家陳列”的走廊上。
祖沖之最突出的貢獻
祖沖之是大科學家，在數學、天文歷法、機械制造方面都有巨大貢獻。他33歲時提出的“大明歷”，是當時最先進的歷法，糾正了當時通行的“元嘉歷” 的誤差。他重造了指南車，發明了千裏船和水碓磨，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他最突出的貢獻是，在世界上第壹次把圓周率的數值，精確地推算到小數點以後的第七位數字，即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據《隋書·律歷誌》記載：“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壹，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壹億為壹丈， 圓周盈數（過剩近似值）三丈壹尺四寸壹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數（朒，nǜ。朒數，不足近似值）三丈壹尺四寸壹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壹百壹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圓周率
圓周率，是圓的周長同直徑的比率，通常用希臘字母“π”來表示。圓周率應用廣泛，在天文、歷法、機械等各學術領域，只要涉及到圓的問題，都要運用到圓周率。圓周率是永遠除不盡的無窮小數。求圓周率精確的程度，標誌著古代數學水平和科學水平所能達到的程度。
祖沖之計算圓周率精確數值比外國要早壹千年左右
我國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張衡，三國時期的數學家劉徽等，計算圓周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祖沖之繼承前人的成果，把圓周率推算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間，是世界上第壹個把圓周率的數值，準確推算到小數點以後七位數字的傑出數學家。直到15世紀阿拉伯數學家阿爾·卡西才超過他的成果。但是，阿爾·卡西比祖沖之晚了近壹千年。歐洲直到16世紀才由德國人奧托和荷蘭人安托尼茲重新算出這壹數值，他們比祖沖之晚了壹千壹百多年。
祖沖之收集和閱讀了古代大量的天文、數學文獻
在祖沖之以前，我國古代天文和數學方面的文獻主要有：戰國時期楚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後人把這兩部著作合為壹部，叫《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夏小正》是戰國時編成的壹部歷法書，基本上保存了夏歷，即以冬至後二月為正月，比較符合壹年四季的變化，是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歷法。《周髀算經》編寫於公元前1世紀前，《九章算術》西漢成書。《史記》中的天官書，記載了許多天文學現象。此外，秦朝有《顓頊歷》，漢武帝時有《太初歷》《三統歷》，劉洪撰《乾象歷》，張衡著《靈憲》。這些天文歷法數學方面的文獻，對祖沖之很有幫助。
圓周率數值的推算
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摸索出圓周與直徑的比例，大體為三比壹。以後，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對圓周率數值的推算也日益準確。從西漢劉歆到齊梁祖沖之，不少人為推算圓周率數值做出過貢獻。劉歆（？—23），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叔。任中壘校尉，整理文藝群書，對經籍目錄學做出了貢獻。王莽建新政權，歆任國師，後因參與謀殺王莽事件，事敗自殺。通曉天文律歷，著有三統歷譜。劉徽，魏晉時數學家。魏景元四年前後，註九章算術十卷，撰九章重差圖壹卷，創造測望推算的方法。他的主要發明是用割圓木求圓周率，計算圓內接正3072邊形的面積，求得圓周率為3．1416。何承天（370—447），南朝宋天文學家，東海郯人。元嘉時為著作佐郎，撰修宋書，未成而死。他博通經史，精天文律歷，曾上表指出沿用的景初乾象歷法疏漏不當，奏請改歷，稱元嘉歷，對後世歷法影響很大。
賈思勰
賈思勰，我國古代傑出的農學家。山東益都人。在北魏末年當過高陽（今山東淄博市西北）太守。他研究前人有關農業的著作，搜集民謠農諺，訪問有經驗的老農，在實際生產鬥爭中作了細心的觀察和比較，寫出了《齊民要術》壹書。該書是當時中國農業科學的總結，據此書我們得以知道當時農業科學的發達。該書所載，有現在還有用的，有可作為借鑒的。所以，這部書是我國寶貴的科學文化遺產。
《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是我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壹部農書。全書92篇，分為10卷，約11萬字，包括農藝、園藝（蔬菜和果樹的栽培）、林木、畜牧（家禽、家畜的飼養）、養魚和農產品制造（如釀造、食品加工）及其他農業、手工業等；其中，農藝和園藝占了重要篇幅。從西周以來，我國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已經獲得的知識和技術，在該書中都做了總結性的敘述。在農作物的栽培和種植方面，《齊民要術》強調“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書中記載了主要農作物粟、黍、稷的播種日期，介紹了怎樣選種、浸種和給水稻催芽技術，以及輪作和套種的經驗。該書在強調因地、因時制宜的同時，對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術（耕、鋤等）也十分重視，提出要經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適量水分，增強土壤肥力，要利用農作物吸收養料的不同，進行作物的輪作、間作、混作和套作。應當指出，該書中提出了綠肥輪作的方法。當時歐洲還廣泛實行輪換休耕的耕作方法，直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歐洲人在農業上才實行綠肥輪作制。在蔬菜栽培方面，認為應高度利用土地，生產上要糞大水勤。在果樹種植方面，詳細介紹了嫁接法。在家畜飼養方面，註意餵料和餵水。該書中還詳細介紹了二十多種造酒的方法。該書引用有關著作156種，在我國農學史和世界農學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酈道元
酈道元（？—527），北魏範陽涿縣（今河北涿州市）人。為禦史中尉，後任關右大使。雍州刺史蕭寶寅反，被執遇害。性好學，註意地理學。搜集大量地理、歷史材料，引用地方流傳的神話和傳說，寫成了《水經註》壹書。
《水經》
《水經》，我國古代地理名著，漢朝桑欽著。書中記述我國137條河流水道，系統地以水道為綱，記述其源流和流經地方，確立了因水證地的方法。
《水經註》
《水經註》，我國古代地理學名著，40卷。酈道元為《水經》作註而成。該書中水道增加到1250條，註文20倍於原書，引用書目多達四百多種，大大豐富了《水經》的內容。《水經註》系統描述了黃河、長江、淮河等主要水系的源流脈絡、古今變遷及水利開發。並以水道為綱，記載沿河所經地區山陵、原隰、水文、氣候、土壤、植被等自然現象，以及城邑、關津的建置沿革、興衰過程，還有有關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神話傳說等等，幾乎包括所有歷史地理的內容。在輾轉抄錄流傳中，《水經註》的經文與註文出現許多混淆與舛誤。清朝乾嘉學者對《水經註》進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如全祖望著《全校水經註》，趙壹清著《水經註釋》，戴震校《水經註》。近代楊守敬、熊會貞又著《水經註疏》，註明酈註征引故實，詳述酈註所敘水道的遷流，訂正全、趙、戴諸家校釋，是壹部有關《水經註》的很好的參考書。
《水經註》對三峽兩岸猿聲的描寫
譯成白話為：空曠的山谷裏傳來猿叫的聲音，那樣哀婉，久久不絕。打魚的人唱歌道：巴東三峽巫峽最長，猿叫三聲就使人淚沾衣裳。
圖畫說明
古代骨算籌
這是1971年陜西千陽縣出土的西漢骨質算籌，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算籌。算籌是我國最早的計算工具，早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當時除了骨質算籌外，還有木質、鐵質、銅質等各種材料。人們計算時用算籌擺成橫式、縱式兩種。橫式表示十位、千位、十萬位……縱式表示個位、百位、萬位……依次類推，縱橫相間，便能表示各種數字。如果遇到“零”則不擺算籌，讓這位數字空著，圖中右側的算籌表示的數字是1976。算籌在我國古代使用了近二千年，逐步被珠算所代替
（壹）概說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古代有名的亂世。為總結治亂興衰的歷史經驗,自唐代以降許多史家和學者傾註精力對這壹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資料進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較大的著述當首推《資治通鑒》。在這部編年體史書中,魏晉南北朝400年間的歷史大事不僅被梳理得井井有條,而且司馬光還通過“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對壹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資治通鑒》之外,考察或涉及這段歷史的著作還有宋人沈括《夢溪筆談》、洪邁《容齋隨筆》、程大昌《演繁露》、陸遊《老學庵筆記》、王應麟《困學紀聞》、葉適《習學記言》,明人李贄《藏書》、《續藏書》等。明末清初學者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系統地分析、批判了這壹歷史時期統治者的成敗得失。清代乾嘉學派是傳統史學研究的高峰。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劄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許多條目涉及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紀之前,歷代學者對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成績,但總體看來皆囿於循環史觀,基本的路數不過是著史、考史和評史而已。中國的新史學在19—20世紀之交開始萌動。壹批學者受到西方傳來的各種進化史觀、發展史觀的影響,註意擺脫舊史學研究的羈絆而逐漸步入壹個新的天地。整個20世紀,中國史學家不再甘心於整理國故,而是力圖通過分析史料去尋找隱藏在歷史表象背後的動因、聯系和帶有某種規律性的認識。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開嶄新的壹頁。20世紀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為限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壹個時期可分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兩個階段。後壹個時期可分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個階段。
20世紀初的30年,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舊史學向新史學過渡的色彩。粗略統計,1901—19年發表的魏晉南北朝史論文不足90篇,著作僅為10余種,而且大部分論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當陳舊,基本脫傳統史學的窠臼。當然,這壹時期也有壹些篇目是運用新史觀進行開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啟超在1902年曾文,論述中國自戰國至清專制政治不斷強化,“中間惟六朝時代,頗有貴族階級”,“實吾中國數千年來社會壹現象也”。然而經過分析,他認為總體上看“六朝時代,可謂之有貴族,而不可謂之有貴族政治。其於專制政之進化,毫無損也”①。這壹觀點至今仍頗具啟發意義。此外,湯用彤《竺道生與涅?學》(《國學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學語言歷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魯迅《魏晉風度及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貞《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史學年報1929年第7期》、劉?藜《晉惠帝時代之漢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學雜誌》1929年第7期)、桑鎬《漢魏之際尚與時代背景》(《中央大學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別從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動以及士風變遷角度對魏晉南北朝社會進行了考察,給人以耳目壹新之感。
20世紀30—40年代,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進入壹個全面繁榮的階段。20年間所發表的論文約為600篇,著作80余種,涉及的課題十分廣泛:既有政治史、軍事史,又有經濟史、財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學術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幹種斷代史、專題史的著作陸續問世,極大地提升了這壹時期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整體水平。以出版先後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商務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晉的自然主義》(商務出版社,1935年)、範壽康《魏晉之清談》(商務出版社,1934年)、陳嘯江《三國經濟史》(中山大學,1936年)、陶希聖、武仙卿《南北朝經濟史》(商務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門第》(金陵大學,1943年)、賀昌群《魏晉思想初論》(商務出版社,1946年)等。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是壹部110萬字的宏篇巨著。該書分前後兩個部分。前壹部分突出各時期的重要政治鬥爭,敘述兩晉南北朝政治的發展演變,屬政治史。後壹部分分別論列這壹時期的民族分布及構成、社會組織、社會等級、農工商業、衣食住行、社會風俗、政治制度、學術宗教,屬專題史。呂書不但以史料豐富稱著,而且不乏精辟見解(開明書店,1948年)。作為史學大師,陳寅恪對推動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他極為重視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從習見的史料出發,以小見大,提出並解決了前人認識所不能及的問題。《天師道與濱海地區之關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記旁證》(《清華學報》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發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雖然是講唐代各種制度的,但是都將淵源追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商務出版社,1945年)。不過,陳寅恪“不重視社會經濟的作用,較少探索這方面的問題”(田余慶:《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後顧與前瞻》,《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第392頁)。從1933年起,陶希聖主編的《食貨》雜誌刊登了大量有關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與陳寅恪的研究工作互為補充。代表性的論文有武仙卿《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晉南北朝田租與戶調對立的稅法》(1937年第2期),何茲全《三國時的農村經濟的破壞與復興》(1935年第2期)、《三國時期國家的三種領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領戶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遠《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國時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陳嘯江《三國時代的人口移動》(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聖經濟史觀的影響,全漢升在《中古自然經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長文中,系統地論述了這壹時期社會經濟的總體面貌。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界湧現了壹大批成就卓越的學者,如周壹良、谷霽光、薩孟武、嚴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們活躍於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各個領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壹良《南朝境內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領民酋長與六州都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華學報》1949年第12期),谷霽光《六朝門閥》(《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1937年第7期),嚴耕望《元魏北鎮制度考略》(《現代學報》1947年第8期)、《魏晉南朝地方政府屬佐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薩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會》(《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兩晉的中央官制》(《新認識》1943年第4期),李源澄《兩晉南朝之軍戶及補兵》(《史學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統制諸夏與諸夷》(《責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漢末魏晉思想之轉變》(《真理雜誌》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國文化研究匯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說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紀後半葉是中國大陸的史學工作者自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並不斷探索史學研究新理論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領域的學者,在繼承我國原有優秀學術傳統和借鑒西方現代史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不斷提出新的課題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在社會經濟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會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就,對於漢魏以降的經濟變動、社會性質、政治特點、民族關系和文化構成等多個方面都有更為深刻和全面的認識。
1949—1966年是中國大陸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進展的階段。這壹階段,幾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編撰的通史相繼出版。諸家通史都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狀況進行了綜合研究,並對這壹時期的社會性質提出不同認識。與此同時,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經成就卓著的學者,也紛紛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為指導修訂或者重新撰寫著作和論文,為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開辟了新風。其中,斷代史的著作有何茲全《魏晉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犖《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經濟史著作有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賀昌群《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韓國磐《北朝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李亞農《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三聯書店,1962年)、《烏桓與鮮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學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3冊(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華書局,1955年)則分屬於研究魏晉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聯書店,1955年)、《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三聯書店,1959年)和周壹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是兩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結晶。唐書側重於社會經濟,兼論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問題;周書則重點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專題。粗略統計,17年間***發表魏晉南北朝史論文約1400多篇。大多數作者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對魏晉南北朝史的重大問題進行了重新梳理,在門閥制度、土地制度、階級結構、農民戰爭、民族矛盾和沖突以及歷史人物評價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這壹時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壹些問題,特別是1957年以後學術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極左的和“以論代史”的空頭文章越來越多,直到“文革”中演變成以“影射史學”為特征的幫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還有壹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論文中約有1100多篇是論述人物的,而僅評價三國時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關於評價曹操的文章約為350篇,占了壹半以上;評價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壹。各類課題的選擇也不均衡,除評述人物的文章占據了絕大部分之外,論述政治鬥爭、農民起義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會結構、經濟問題的文章不過80篇,關於軍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為討論官渡之戰和淝水之戰內容的,而涉及民族關系的文章只有15篇。
從1966年開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斷了史學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這壹階段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樣遭受重創,基本陷於停頓狀態。1978年以後,實事求是的學風重新確立,中國大陸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進入了壹個新的全面繁榮階段。這壹階段,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特點是:各種規模的學會和研究機構陸續成立;壹些重大課題在原有的學術積累基礎上不斷地向縱深發展;新的研究領域得到開拓;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相繼出版;尤為可喜的是,壹大批中青年學者構成了研究隊伍的主力軍,個別佼佼者已經成為學科帶頭人。1984年,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在四川成立,到20世紀末已召開過6屆年會。相繼成立的還有六朝史學會、北朝史學會以及諸葛亮研究會等。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武漢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四川大學、鄭州大學等單位還設立了專門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壽彜總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開創了新綜合體的通史撰述方式。該書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過序說、綜述、典誌和傳記四個部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這壹階段出版的斷代史和綜合研究專著,代表作有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人民出版社,1983年)、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以及簡修煒《六朝史稿》(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論文集有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茲全《讀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鄭欣《魏晉南北朝史探索》(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周壹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1993年)、谷霽光《谷霽光史學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98年)、黎虎《魏晉南北朝史論》(學苑出版社,1999年)等。經濟史方面的著作有韓國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紹侯《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與階級關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茲全主編《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余鵬飛《三國經濟史》(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專著主要有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嚴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陳仲安等《漢唐職官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汪征魯《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黃惠賢《中國政治制度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漢唐外交制度史》(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1985年)、周偉洲《漢趙國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蔣福亞《前秦史》(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陳連慶《秦漢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晉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學》(齊魯書社,1987年)、孔繁《魏晉玄談》(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曉毅《中國文化的清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萬繩楠《魏晉南北朝文化史》(黃山書社,1992年)、陳戍國《魏晉南北朝禮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權才《魏晉南北朝隋唐經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劉振東《中國儒學史·魏晉南北朝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湯壹介《郭象與魏晉玄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編《中國文化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中***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中華書局,1982年)、郭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湯壹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許抗生《三國兩晉玄佛道簡論》(齊魯書社,1991年)。社會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齊濤《魏晉隋唐鄉村社會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編《中國社會通史·秦漢魏晉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侯旭東《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劉長東《晉唐彌陀凈土信仰研究》(巴蜀書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於全國許多學報、學刊上的論文也是1978年以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不完全統計,從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發表的論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後每年遞增,僅2000年壹年所發表的論文就約為280篇。以上這些著作和論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20世紀後半葉,港臺地區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壹定的進展。僅以《魏晉南北朝史》為名的斷代史就有數部出版,作者分別是勞幹(臺北中華文化出版委員會,1955年)、林瑞翰(臺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傑(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鄒紀方(臺北長橋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發根《永嘉亂後北方的豪族》(臺北學術著作獎助會,1964年)、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北學術著作獎助會,1966年)、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