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原指同人類利益有關的學問，有別於在中世紀教會中占統治地位的神學。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 範文 ，希望妳們喜歡。
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範文篇壹人文社會科學的前沿陣地
1、先秦 哲學 研究
首先，通過出土 文獻 的研究，對先秦思想史上的許多觀念進行了新的詮釋探討。
“性與天道”的 問題 。此問題屬儒家的“形而上”思想，傳世的先秦儒家文獻雖有之，但為孔子所“罕言”，壹般認為至宋明 理學 才把這壹問題突出出來。但郭店楚簡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論述的就是“性與天道”。因此，學界對此問題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認識。
“性與情”的關系。郭店楚簡中的“性與天道”思想重視“情”，《上博簡(壹)》將《性自命出》改名為《性情論》。對“情”以及對“樂”之作用的重視，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與 社會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關系，這與宋明理學的重“性”貶“情”有著不同的思想傾向。因此，“理性與情感”遂成為先秦儒學以及宋明理學研究中的壹個重要問題。
儒學與經學的關系。儒家的“六經”體系以前壹般認為至漢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簡中的《六德》和《語叢壹》已將《詩》、《書》、《禮》、《樂》、《易》、《春秋》並列。郭店簡文中頻繁地引《詩》、《書》，有的是引所謂“《古文尚書》”的 內容 ，幾篇文獻與《禮記》(包括《大學》與《中庸》)有密切關系，《上博簡(壹)》中有前所未見的《孔子詩論》，這些都使學界更為重視對先秦儒學與經學關系的重新認識。
儒學與治道的問題。郭店簡《唐虞之道》篇集中論述“禪而不傳”的思想，認為君位的繼承若不是“禪讓”而是“傳子”，則不能“化民”。《上博簡(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張“禪而不傳”，大意是說“至於禹而德衰”，這與孟子所說禪讓與傳子“其義壹也”以及荀子否認“禪讓”說有明顯的不同。因此，對於儒學的民本主義與君主制“家天下”的關系問題，學界已有新的認識。另外，郭店儒家文獻強調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對臣應該“忠敬”，父子關系高於君臣關系，這對於重新認識儒家的“以德治國”思想和君臣關系 理論 也提供了新的認識視角。
其次，近年來壹些出土文獻的發現有可能改寫先秦哲學的學術譜系。
在郭店楚簡中，道家文獻有竹簡本《老子》和《太壹生水》，前者的字數只占傳世本《老子》的2/5，後者為前所未見。儒家文獻有《緇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見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窮達以時》、《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已出四冊，第壹冊有前所未見的《孔子詩論》和見於郭店楚簡的《緇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冊有內容見於《禮記·孔子閑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見的《從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冊有迄今發現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見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冊有前所未見的《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等。這些文獻的成書年代及其與傳世本的關系等問題，學術界的認識不壹，而不同的認識便涉及先秦哲學的學術譜系。
如竹簡本《老子》與帛書本、傳世本《老子》的關系問題，學界形成幾種不同的認識，這就把壹直有爭論的“孔老先後”問題 發展 到壹個新的階段。關於儒、道關系問題的新探討，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簡本《老子》的性質。這些問題 目前 還不可能取得比較壹致的意見，但近期已有多篇關於如何認識竹簡本《老子》的學術綜述，這反映了學界對此問題的關註，可望對這壹問題的認識能有所進展。《上博簡(二)》中的《民之父母》有“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的表述，其內容見於《禮記》的《孔子閑居》，以前認為這是儒家受到道家“無”之本體論 影響 的結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現，使學者們重新考慮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簡的幾篇儒家文獻，學界壹般認為其成書年代在“孔孟之間”，但也有不同觀點。因這些文獻與孔門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禮記》等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學術譜系也是學界需要解決而正在深入探討的問題。
2、秦漢思想史研究
秦漢 時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轉型奠定了此後兩千年 中國 歷史 的格局，因此探討秦漢思想及其歷史地位頗具重要意義。近年來，由於 現代 新儒家的“三期發展說”略過了秦漢，遂使秦漢思想的研究處於相對比較沈寂的狀態。不過，即使在新儒家內部對於秦漢思想的歷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復觀的《兩漢思想史》便給予了兩漢思想以極高的歷史評價。此外，錢穆先生的西漢今古文經學的研究，特別是《劉向歆父子年譜》壹書，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來關於漢代經學的誤解。近年來，在 臺灣 關於歷代經學文獻的研究逐漸盛行，林慶彰曾主持編集了經學的研究資料，同時 組織了多次經學討論會。另外，近年來關於漢代思想整體的研究，臺灣的龔鵬程曾撰有《漢代思潮》壹書。
在大陸，關於漢代經學的研究近年來也被壹些學者所重視。如陳蘇鎮曾就漢代春秋學與漢代 政治 的關系，撰有《漢代春秋學與政治》壹書，著重於探討漢代經學特別是春秋學與漢代政治格局的關系。在漢代經學系統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漢經學源流》壹書，對西漢經學的系統和文獻源流進行細密的考證研究，在此基礎上又擴展為《今古文經學新論》壹書，成為近年來經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漢代思想的顯著特色是對先秦時期諸家思想的整理和綜合，經學便是儒家采納道、法、墨、陰陽等家思想，而融貫成的新的儒家思想體系。同樣，在漢代同時還發生著從其他思想立場出發的綜合融會 工作，《淮南子》壹書便是這種工作的代表，即所謂雜家。對於雜家的研究，壹方面可以將其作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從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漢時期的變化，而另壹方面則可以為我們理解漢代對先秦思想的 總結 和綜合的整體面貌及其氣度，提供經學之外的另壹條路徑。陳靜的《淮南子》研究是漢代雜家研究的最新進展，她的新著《自由與秩序的困惑》壹書填補了漢代雜家特別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晉思想研究
魏晉玄學研究自湯用彤先生開辟以來，壹直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中的壹個重要方面。其與佛學之傳入和中國化之關系，其與宋明道學之興起的內在思想史邏輯，都曾是前輩學者反復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來，魏晉玄學研究曾經出現了壹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學通論》壹書，將此前他對正始玄學的研究擴充到整個玄學系統的研究。最近他又 計劃在以前的玄學研究基礎上繼續擴展，完成《魏晉隋唐時期的文化與玄學》壹書。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總結其多年玄學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晉玄學史》，該書兼重玄學的思想系統和歷史發展，是近年來玄學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時期，據日本學者的歷史分期，稱之為中國的近世，或中國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轉型後的中國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基礎，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會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這壹時期的思想史研究，習慣上宋、明連續，這主要是出於將宋明理學作為壹個完整而連續的系統來對待，清代思想史則被視為對宋明理學的反動。
近年來，由於對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經大致打破了僅以宋明理學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範式，因此出現了兩種傾向：壹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這意味著宋學而非僅宋明理學成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發點。這種轉變並不意味著理學或道學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關註於道學興起的歷史動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內聖外王的貫通》、盧國龍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對宋學中幾種不同話語與北宋政治的關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將宋學作為不同政治論綱的思想來看待。李存山關於範仲淹與宋代儒學復興的研究，也是著眼於對宋學興起的動因及對宋學整體和道學之精神實質的理解。在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壹書在大陸出版以後，李存山 發表《宋學與〈宋論〉》壹文，除了對余英時把道學與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聯系的主要觀點給予肯定之外，還對王夫之和余英時有關宋學的某些論說進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連續性得到了重視，錢穆和余英時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著眼於清代思想與道學的內在關聯，把清代的考證學取向作為道學邏輯中對“道問學”的強調來看待，以有別於明代王學的“尊德性”。鑒於宋元明清時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陸已有學者將這壹時期的思想史稱之為近世思想史，如陳來即把其專論此壹時期思想史的論著命名為《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復雜變換之中，堅持道學研究的傳統仍然是主流。陳來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學思想的大著《詮釋與重建———王船山哲學的精神》，重新將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學思想的譜系中來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國翔的《良知學的展開》勾畫了晚明心學的整體圖景，是近年來晚明心學研究的重要著作。馬曉英的顏鈞和泰州學派研究，也填補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來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與道教合流的趨勢，出現了“道學”的提法。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吳光、宮哲兵等學者。同時在道家哲學研究中出現了兩種趨向：壹是西方學者對道家的生態哲學關註很多，試圖從道家思想中發展出壹種壹般的生態哲學;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新道學”，將其作為壹種適應現代社會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統，胡孚琛在《道學通論》等著述中對此有多種論述。關於運用“道學”或“新道學”來描述在現代社會中展開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當，學界仍有爭論。董光璧、陳鼓應、馮達文等都主張運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養生學日漸受到重視。在美國的波士頓成立了養生學中心，德國慕尼黑正在籌辦養生學的國際研討會。與此相聯系，內丹學研究也漸成為國際道教研究的 熱點 ，內丹學中的身心哲學問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同時也出現了“身體哲學”的提法，“可思維的身體”觀取消了身心之間的二元對立，而將身體視作是物質與精神的中間層次。在這些方面，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胡孚琛的研究居於國內外領先水平。
近年來，道家道教研究的壹個基礎工程是編修了《中華道藏》。該項目由中國道教協會、中國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華夏出版社***同發起，隨後又得到了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正式批復，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小組的鼓勵，被列為“十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項目”。2003年，煌煌49冊的《中華道藏》終於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國 的佛學研究從民國時期 現代 學術建立以來即從屬於中國 哲學 史或思想史研究，當然在佛教內部也壹仍舊貫，始終延續了其教義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國佛教復興運動中興起的支那內學院的佛學研究(呂澄先生特稱之為“院學”)，卻不是以上兩種研究框架所能容納涵蓋的，而這種研究卻由於1952年支那內學院的解體而不復存在。無論是支那內學院的所謂“院學”，還是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佛學研究，以及佛教內部的教理教義研究，嚴格說來都與近代歐洲興起而 影響 至日本的佛教學不同。在檢討近期以來的佛學研究時，我們發現隨著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復和 發展 ，學界關於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開。其中的壹個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國建立真正意義上與歐美日本佛教學研究接軌的佛教學研究。當然，在此潮流當中也發生了壹些批評性的意見，即為確定中國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們應該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與這種反思意識配合，中國佛學研究界的壹些青年學者開始關註日本佛教學界80年代以來出現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學內部對於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來重新為我們自身的佛學研究定位。
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壹直是典範之作，在這壹典範的影響下，佛教學界形成以史學意識為主的佛教史學研究。這壹史學意識在建國後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方法結合，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佛教研究，並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佛教史》壹書。90年代以後，參與該書撰寫的專家都紛紛轉入更為精深的 歷史 研究，開展出眾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禪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繼文和楊曾文分別撰寫了兩部禪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禪宗史和華嚴宗史研究也頗具代表性。最近，龔雋和徐文明的禪宗史研究是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來，唯識宗和天臺宗研究逐漸興盛，湧現出許多有價值的專著。在唯識學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徐紹強、程恭讓、張誌強、魏德東、周貴華等學者。天臺學方面則以張風雷、李四龍為代表。值得關註的是，方廣锠的藏外 文獻 和佛教經錄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礎，且為編撰新的佛藏準備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幾部佛教研究專著，系統闡述了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史範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來，對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為 熱點，在這方面有篳路藍縷之功的是樓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將學界的註意力引向了近現代佛教，太虛、歐陽竟無以及章太炎、梁啟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讓的歐陽竟無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諸多研究當中，還出現了壹種強調佛教與中國思想史脈絡之間有機關聯的研究傾向，這壹傾向力圖將佛教研究與中國思想史研究結合起來，使佛教研究成為透視中國思想史的壹個視角。張誌強 目前 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二十世紀佛學思潮與中國思想的現代轉換”便是這壹方向上的努力，並且已完成和 發表了《哲學、史學與量論》壹文。
7、近現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現代思想史研究中，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頗為顯著。方克立主持的國家重點課題“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開創了使現代新儒家研究成為顯學的新局面。在這方面，鄭家棟出版了《現代新儒學概論》等多種專著，其他如黃克劍的《掙紮中的儒學：論海峽彼岸的新儒學思想》、方克立的《現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陳來的《人文主義的視界》、顏炳罡的《當代新儒學引論》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圖對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的“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齊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張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誌明著《賀麟新儒學思想研究》，呂希晨和陳瑩著《張君勱思想研究》等，以及 專題研究系列的陳少明著《儒學的現代轉折》、韓強著《現代新儒學心性思想研究》、武東生著《現代新儒家人生哲學研究》、李毅著《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新儒學》、趙德誌著《現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施忠連著《現代新儒學在美國》、盧升法著《佛學與現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現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漢大學召開了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研討會，與會的壹百多位中外學者圍繞會議主題“儒學、當代
新儒學與當代世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此次會議標誌著當代新儒學研究進入壹個新階段。
在對以新儒家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義研究之外，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研究也是近現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和中國化，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西、馬”互動中的主導地位，進行了深入、系統的闡述。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張利民在自由主義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研究方面開始較早，積累深厚，在國內學界具有壹定的影響力。李存山對於儒家思想的近現代轉型，特別是對於張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論思想，也有比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學召開第五屆馬克思主義哲學論壇，會議主題之壹是“中西馬”對話與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張岱年、馮契的哲學思想在馬哲論壇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他們的思想在京滬兩地也曾舉行專題會議進行研討。
8、中國哲學學科發展趨勢
中國哲學(史)學科是壹個以基礎研究為主的、作為哲學 理論 研究壹個分支的學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謂“內在理路”的發展 規律 之外，它還要面對 時代 的現實 問題 而進行反思，不斷地與時俱進。隨著我國 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我國 經濟 實力的日益提升，“構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 科學 發展觀”、“以鄰為善”和“和諧世界”等發展戰略的提出，以及面對全球化給人類造成的壹些全球問題，如何使中國哲學研究更多地 聯系現實問題，弘揚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優秀傳統，以應對時代現實問題的挑戰，使中國不僅成為壹個經濟大國，更成為壹個文化大國，即“德力俱足”、“硬實力”與“軟實力”俱足的國家，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同進步與天人和諧，作出自己的貢獻，此為中國哲學學科發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來，關於文明對話中儒家傳統的作用和地位問題，以及由此展開的關於儒家的“和諧”“民本”思想、儒家與宗教、儒家與生態、儒家與全球倫理等問題的討論，以及2005年學術界舉辦的“中國哲學的現代化與世界化”、“朱子學與和諧社會”、“朱熹思想與現代社會”、“文明的和諧與***同繁榮”、“ 自然 ·和諧·發展———弘揚老子文化”等學術研討會，都昭示了中國哲學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和理論價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復興、文明對話和人類***同進步的現實價值。(2005年郭沂發表的《儒學當代發展的回顧和展望》、張利民發表的《不斷豐富、發展傳統美德內涵》、李存山發表的《“人本”與“民本”》《忠恕之道與世界和平及 環境保護》，都註重闡發了儒學的現實意義。)
時代問題的解答對中國哲學(史)學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嚴格說來，中國哲學是在世界歷史的“軸心時期”發生在中國的“哲學突破”的壹種類型，其後果是產生了與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國文明類型。這種“哲學突破”而形成的文明類型主導了以後中國歷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實際上便是對中國文明類型的因素、原理和觀念的研究，通過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我們不僅要知道中國文明的獨特價值，更要知道這種獨特價值是如何塑造著中國的歷史、安頓著中國人的生命、 組織著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的。因此，通過對中國哲學的精神、結構和原理及其歷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的內在價值及其歷史邏輯，以應對今天中國的文化處境，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哲學研究需要不斷地回溯到軸心時代。因此，先秦、秦漢的哲學研究壹直是顯學，其重要性由於近年出土文獻的發現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後仍然會繼續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熱點。
其次，中國文化從先秦諸子到漢初的“獨尊儒術”，此後形成儒道互補和儒、釋、道三教並行的基本結構。這種基本結構不僅貫穿中國的歷史，而且影響中國的現在與未來。因此，對於漢代的儒道互補，兩漢經學與魏晉玄學，儒、釋、道三教哲學的研究，以前是、今後也將是中國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對於儒、釋、道三教的關系以及形成這種關系的社會歷史環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對於儒、釋、道三教與____、伊斯蘭教的比較，不僅可以深入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在意蘊，而且有助於探討今後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補”“和而不同”的發展途徑。
第三，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的“儒門淡薄”之後，北宋時期儒學呈現復興之勢，道學或 理學 興起，歷史學家謂之“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陳寅恪語)，現代新儒家稱此為“儒學的第二期發展”。宋元明清哲學作為中國前近代的“近世”哲學，在壹定意義上提供了中國近代哲學所由以出發的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而實現近現代轉型的思想觀念的前提。對於宋代儒學復興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條件，宋明理學與佛道二教的關系，宋明理學的“內聖”與“外王”、道義與功利、道統與政統的關系，宋明理學的理本論、氣本論和心本論等派系的關系，宋元明哲學與清代考據之學(或宋學與漢學)的關系，宋明理學與西方哲學的比較，宋明理學與中國近現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等，這些問題都將可能成為進壹步研究的熱點。
第四，在經歷了“關於中國哲學的合法性”討論之後，對於中國哲學理論的宏觀研究有可能繼續。關於中國哲學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學的比較，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特質，中國哲學的“實質系統”與“形式系統”，以及這壹系統內部的本體論與宇宙論、天人關系、人性論與價值觀、“尊德性”與“道問學”、 政治 哲學、歷史哲學和生態哲學等等，都可能在今後有更深入的研討。
第五，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在近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社會、文化和哲學都處於近現代的轉型之中。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近壹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奮鬥之後，終於衰而不亡、衰而復起，在本世紀之初呈現民族復興之勢。於此形勢下，反思中國 傳統文化 與現代性的關系，回顧中國近現代哲學的發展歷程，檢討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三大思潮之間的關系，探討如何在“中、西、馬”哲學的對話與良性互動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導地位，探討弘揚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使其進壹步中國化的關系，探討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民族復興以及維護世界和平、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價值，這些都將使中國近現代哲學研究呈現新的局面，其學術地位和現實意義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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