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版本鑒定，首先應該明確傳統版本的涵義。從廣義上說，“版本就是同壹部書在編輯、傳抄、版刻、排印、裝幀乃至全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形態的本子”[1](P63)。從狹義上說，版本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鑒定主要包括鑒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偽以及刊刻演變等幾個方面。版本鑒定，以刻本鑒定為主，也包括非刻本鑒定。壹般說來，刻本格式化較強，比較規範，在形式和內容上鑒定的依據都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鈔本，個性化較強，規範性差，鑒定的依據較少，不易把握。刻本鑒定的依據較多，如驗牌記，考刻工，查避諱，看版式，看紙張墨色，看字體，細讀原書序跋等。在這裏，我們只就避諱在古籍版本鑒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簡略的論述。
在中國古代社會，為了維護嚴格的尊卑等級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實行著避諱制度。所謂避諱，“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2](P1)。避諱是我國古代壹種特有的文化現象。其大約始於周，成於秦漢，盛於隋唐，嚴於宋清。避諱的種類大致有三種：第壹種，“國諱”或稱“公諱”，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舉國上下皆必遵行。此種避諱是三類避諱中最主要的壹種。如清聖祖（康熙）名玄燁，“玄”改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書有許多地方本來應該是玄字的，如玄鳥、玄武、玄黃等，都寫成了元。第二種，“家諱”或稱“私諱”，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親名長，“長”改為“修”。《老子》“長短相形”，《淮南子·齊俗訓》引改為“短修相形”。第三種，“聖諱”，是避封建社會被尊為先賢聖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寫作“邱”。避諱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筆、空字或用代稱字詞等。民國以前，人們為了避諱而改變姓名、官名、地名、書名、年號以至經傳之文，屢見不鮮。《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疆起之，使將擊荊。”《正義》曰：“秦號楚為荊者，以莊襄王名子楚，諱之，故言荊也。”《索隱》曰：“荊王負芻也。楚稱荊者，以避莊襄王諱，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際月表》端月註，《索隱》曰：“秦諱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雲端月也。”[3] (P 766)瑯邪臺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鄭樵《通誌二十略》雲：“籍氏避項羽諱，改為席氏；奭氏避漢元帝諱，改為盛氏；莊
氏避漢明帝諱，改為嚴氏；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為賀氏；姬氏避唐明皇諱，改為周氏；淳於氏避唐憲宗諱，改為於氏；等等。”[4]( P 224)由於避諱，造成語言文字上的若幹混亂，給人們閱讀和整理古籍帶來許多麻煩，如漢惠帝名盈，“盈”改為“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將“高下相盈”寫成“高下相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為“理”，或改為“持”或“化”。韓愈《送李願歸盤古序》把“治亂不知”寫成“理亂不知”，李賢把《後漢書·曹褒傳》“治慶氏禮”改成“持慶氏禮”，把《後漢書·王符傳》“治國之日舒以長”改成“化國之日舒以長”。
盡管避諱給我們研讀古籍造成壹定的障礙，但是在古籍版本鑒定方面，它卻有著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壹，利用避諱之例（主要是避國諱），考定書刻的時間斷限，是鑒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據。如“1980年山陰人沈仲濤將運到臺灣的家藏善本捐獻給臺北故宮，臺北故宮為輯《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其中有壹部《文中子》，卷壹至五題《監本音註文中子》，卷六至十題《纂圖音註文中子》，是清潘祖蔭滂喜齋舊藏”[5](P147)。關於這部書的刊刻時間，臺灣故宮博物院的審定頗為精細。“《圖錄》雲：前五卷‘宋諱匡、徵、桓、慎等字缺筆，或易之以諧音之字’。後五卷‘宋諱匡、徵、溝、慎、敦等字缺筆，避諱止於光宗，當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見缺筆。太祖名趙匡胤，所以匡缺末筆。北宋仁宗名趙禎，徵字同音，缺末筆。欽宗名趙桓，故桓缺末筆。南宋高宗名趙構，溝與構同音，所以缺筆。南宋孝宗名趙眘，慎是眘的異體字，所以缺筆。南宋光宗趙惇，敦與惇同音，所以缺筆。從避諱字看，前五卷止於南宋孝宗，後五卷止於南宋光宗，據此可以約略推測出前五卷刻於南宋孝宗時，後五卷刻於南宋光宗時。又如，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三十四《答盧學士書》：“讀閣下所校《太玄經》雲：‘向借得壹舊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監司幹辦公事張寔校勘’。大昕案：宋時寄祿官分左右，唯東都元佑、南渡紹興至乾道為然，蓋以進士出身者為左，任子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趙構）嫌名，始改勾當公事為幹辦公事，此結銜有‘幹辦’字，則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當’字多易為幹當，此南渡史臣追改，非當時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稱字詞也是避諱的方法之壹，代稱字詞在宋版書中用的比較多，壹般用“禦名”、“今上禦名”或“太上禦名”等字樣代稱。《四部叢刊》影印嘉興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黃先生文集，其中在“構”字處註了“太上禦名”，“構”是避宋高宗趙構的諱，“太上皇”是下壹代皇帝對上壹代皇帝避諱，由此可以推知它應該為宋孝宗趙眘時期的版本。
其二，通過對避諱（主要是避國諱）的考查可以鑒定古籍版本的真偽以及刊刻演變等情況。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偽問題普遍存在，對避諱（主要是避國諱）的考察是鑒別此問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壹。“《編珠》，舊題隋杜公瞻撰，首載大業七年公瞻自序。《四庫提要》雲：‘隋煬帝諱‘廣’，故‘廣川’改‘長河’，‘《廣雅》’改‘《博雅》’。而此書《桂林水》條下引《廣州山川記》，《治雞水》條下引《廣州記》，《柏心桂》條下引伏滔《北征記》稱‘廣陵縣’，《城南門三條路》條下引班固《兩都賦》‘披三條之廣路’。隋高祖之父諱‘宗’，故《隋書》‘忠節’改‘誠節’。而此書《斬馬劍》條下引《漢書》王莽斬董忠事。’又該書引及《樂府解題》，《樂府解題》宋《崇文總目》及郭茂倩《樂府詩集》始見記載，其書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見。明《文淵閣書目》、《內閣書目》均不著錄，《永樂大典》采摭極廣，亦不見征引。”[5](P263)可見，此書為後人依托杜公瞻之名偽撰，非隋版書無疑。之所以推斷《編珠》為偽固然以其書所引之文為作者身後之文且該書在後世大型書目中均未見記載為重要依據，但《編珠》在避諱上的漏洞也不失為有力的內證。又如《元經》，舊題隋王通撰，是部編年史，起自晉太熙元年，止於隋開皇九年。唐高祖李淵之父諱“虎”，因此《晉書》“神虎門”作“神獸門”，而《元經》也於寧康三年將“神虎門”寫作“神獸門”；又隋文帝諱“堅”，《元經》於周大定元年不避“堅”諱，直書“楊堅輔政”。《四庫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編年類雲：“寧康三年書‘神虎門’為‘神獸門’，則顯襲《晉書》，更無所置辨。且於周大定元年直書‘楊堅輔政’，通生隋世，雖妄以聖人自居，亦何敢於悖亂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紀聞》、陳師道《後山叢談》、邵博《聞見後錄》均載有阮逸曾以《元經》書稿示蘇洵壹事。綜考《元經》在避諱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記載，可斷此書為阮逸偽撰。另外，通過對避諱的考查也可以鑒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變。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三《東家雜記》條：“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趙構）嫌名。間有不缺筆者，元初修改之葉，辨宋板者當以此決之。”[8] (P355)又卷十三《論語註疏正德本》條雲：“首葉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諱，旁加圈識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諱不全之字，識出令其補完耳。若明刻前代書籍，則未見此式，必是修補元板也。[8] (P 340-341)
總的來說，避國諱於古籍版本的鑒定有重要的作用。收錄並熟記周以來歷代帝王，特別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號、名諱及相應的諱字、諱例對於古籍版本的鑒定大有裨益。當然，其它種類的避諱也很重要，如避家諱，即避家族內部祖上的諱。蘇軾的祖父名序，蘇洵蘇軾自己寫文章或
為人作序時從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敘”，因此，當我們看到壹些古文本應寫成“序”的，卻寫成“引”或“敘”時，我們就可據此大致推斷這可能是北宋時的版本。對於其它種類的避諱在版本鑒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贅敘。
最後，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盡管查避諱是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古代避諱的情形是相當復雜的。如古避諱中有“翌代仍諱”，“數朝同諱”，“舊諱新諱”，“前史避諱之文後史沿襲未改”等情況，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書年代時，就不能簡單地根據諱字妄下斷語。《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宋槧本》條雲：“予向見宋槧本，有避‘亶’字，註‘從從旦’於下，未審其故。頃見嶽倦翁《愧郯錄》有壹條雲：‘紹興文書令，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單字者三，哲宗初名傭。孝宗舊名瑗，又名瑋。皆著令改避。唯欽宗舊諱二字，壹則從亠從回從旦，壹則從火從亙，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於欽宗舊諱。但倦翁著此書在嘉定甲寅，其時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舊諱，宋人則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據此來斷定版本的刊刻時代。另外，後世翻刻本照刻諱字，後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書商在諱字上的作偽等情況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體的版本鑒定過程中：壹方面，要註意識辨，防止判斷失誤；另壹方面，除了運用查避諱的方法以外，要盡量綜合運用驗牌記，考刻工，看版式，看紙張墨色，看字體，細讀原書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鑒定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