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怪小說的內容很龐雜，大致可分為三類，炫耀地理博物的瑣聞如東方朔 《神異經》等；記述正史以外的歷史傳聞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漢武故事》等；講說鬼神怪異的迷信故事如東晉幹寶《搜神記》等。誌怪小說對唐代傳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誌怪小說，指漢魏六朝時期帶有神怪色彩的小說，它們多數來源於巫和方士的奇談怪論。
漢代以後，道教和佛教逐漸盛行，鬼神迷信的說教廣為流布，所以誌怪的書特別多。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誌怪“命名的。如祖臺之的《誌怪》、曹毗的《誌怪》 、孔約的《孔氏誌怪》等。（”誌怪“壹詞出於《莊子·逍遙遊》：”齊諧者，誌怪者也。“）現代作家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裏就專門列了《六朝之鬼神誌怪》上下篇。 六朝誌怪小說誌怪小說可以舉幹寶的《搜神記》作為代表。現存20卷，是明朝人重新輯集的殘本，還混入了壹些可疑的篇章。該書收集了許多晉朝以前的神怪故事，成為壹部匯編性質的小說集。其中壹些優美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如《董永》、 《三王墓》 、 《韓憑妻》等，長期在民間流傳，有的還曾編成戲曲和白話小說。
誌怪小說比較完整的還有相傳是陶淵明作的《搜神後記》 、王嘉的《拾遺記》、劉敬叔的《異苑》、吳均的《續奇諧記》等。其他的書大部分都散失了，只有壹部分佚文收集在《古小說鉤沈》裏。
不過，當時人並不把它當作小說來寫，如幹寶《搜神記序》說，他寫書的目的是用來”發明神道之不誣“，就是說在他看來神是實有的。所以，當時人把這類誌怪書當作歷史著作。現在把誌怪雜傳稱作小說，壹方面是參照了宋朝以來書目的分類法，另壹方面，也是從中國小說發展的歷史源流來看的。因為正是從六朝的鬼神誌怪裏，孕育出了唐代的傳奇小說（唐代傳奇當然還受了史傳文學的影響），如《古鏡記》 、 《枕中記》 、 《柳毅傳》等就是誌怪故事的新發展，而唐代傳奇才是中國小說發展成熟的標誌。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誌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這裏指出魏晉南北朝誌怪小說興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間巫風、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態度，是將怪異傳說視為事實來記載。作為壹個基本的概括，魯迅的總結是正確的。但也要註意到，誌怪小說的來源和實際面貌比較復雜。著重於宣揚神道，還是傾心於怪異事跡，以及小說中表現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間的區別還是很大。
現存誌怪小說中，有署名漢人之作，主要有題為班固作的《漢武帝故事》、 《漢武帝內傳》 ，題為郭憲作的《洞冥記》 。 以前研究者多認為出於六朝人的偽托，但近來也有提出不同意見的，對此尚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書中暫存疑。三種都是講有關武帝的神仙怪異故事，其中《內傳》敘西王母下降武帝宮中之事，篇幅頗長，文辭華麗而鋪張。年代確定的誌怪書，當以題名曹丕作的《列異傳》最早。現此書已亡，在幾種類書中有引錄。其中”宋定伯賣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時，夜行逢鬼，便詐稱自己也是鬼，壹路同行，巧妙地消釋了鬼對他的疑惑，並騙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後他把鬼強行背到市場上，鬼化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變化，賣得壹千五百錢。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頗能反映中國民間的壹種心理，便是造出鬼來嚇人，又想出法來騙鬼，俗雲”糊弄鬼“即是。另外《談生》敘壹書生與壹美麗女鬼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觀的禁約，終於分離，留下壹子。這故事優美動人，後代還有新的演變。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懲罰，這是各國民間傳說中最常見的母題，由此可以見到人類的壹種普遍心態。
古代小說魏晉誌怪小說中，《搜神記》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壹種。作者幹寶（？—336），字令升，新蔡（今屬河南）人，是兩晉之際的史學名家，著有《晉紀》，時稱良史。又好陰陽術數、神仙鬼怪。《搜神記》序中，自稱作此書是為”發明神道之不誣“，同時亦有保存遺聞和供人”遊心寓目“即賞玩娛樂的意思。此書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輯錄而成，現為二十卷，四百多則，其中偶有誤輯。
《搜神記》的內容，壹是”承於前載“，但並不都是照舊抄錄，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訪近世之事“，出於作者手筆。其中大部分只是簡略記錄各種神仙、方術、靈異等事跡。也有不少故事情節比較完整，在虛幻的形態中反映了人們的現實關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價值的，是壹些優秀的傳說故事。如《李寄斬蛇》、《韓憑夫婦》、 《東海孝婦》 、《幹將莫邪》、《董永》、《吳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對後代文學有較大影響。
《東海孝婦》敘壹孝婦為冤獄所殺，精誠感天，死時頸血依其誓言緣旗竿而上，死後郡中三年不雨。關漢卿的名作《竇娥冤》即以此為藍本。《董永》敘董永家貧，父死後自賣為奴，以供喪事，天帝派織女下凡為其妻，織縑百匹償債，而後離去。 《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變而來。以上二則，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盡於此。前者還控訴了官吏的昏庸殘暴，後者又表現了窮人對美好生活的幻想。而這兩點，分別成為《竇娥冤》與《天仙配》的中心。
《韓憑夫婦》寫宋康王見韓憑妻何氏美麗，奪為己有，夫婦不甘屈服，雙雙自殺。死後二人墓中長出大樹，根相交而枝相錯，又有壹對鴛鴦棲於樹上，悲鳴不已。這故事控訴了統治者的殘暴，歌頌了韓憑夫婦對愛情的忠貞。結尾是壹個民間故事中常見的詩意的幻想，後世”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的結尾可能受其影響。這種幻想是美麗而又軟弱的。《吳王小女》也是壹個生死相戀的故事：吳王夫差的小女與韓重相愛，因父親反對，氣結而死。她的鬼魂與韓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婦之禮。故事的情調悲涼淒婉，紫玉的形象寫得很美。在中國古代的愛情故事中，女性總是比男性來得熱情、勇敢、執著，這是值得註意的現象。
比較起來，《李寄斬蛇》和《幹將莫邪》，更具有強烈的鬥爭精神。前者寫閩中庸嶺有巨蛇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壹名童女獻祭，李寄自出應募，以她的機智和勇敢殺死大蛇。事畢，李寄對以前被蛇所食的九個女子的骷髏說：”汝曹怯弱，為蛇所害，甚可哀湣！“歌頌了英勇鬥爭以求生存的精神。後者寫幹將莫邪為楚王鑄劍，三年乃成，被殺。其子赤比長大後，為父報仇。故事的後半部分寫得壯烈無比：
王夢見壹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幹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頭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這個故事中所表現出的人民對於殘暴統治者的強烈的復仇精神，是中國文學中少見的。文中寫幹將莫邪之子以雙手持頭與劍交與”客“，寫他的頭在鑊中躍出，猶”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壯的美得到魯迅的愛好，被改編為故事新編《眉間尺》 。
《搜神記》中的優秀作品，其情節之完整與豐富、形象之鮮明生動，較以前的誌怪小說有壹定發展，已開始改變”叢殘小語“、粗陳梗概的形態。其文字簡潔質樸，有魏晉史家之文的特征。
《搜神記》之後，優秀的誌怪書當數劉義慶的《幽明錄》。劉義慶（403—444），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宋宗室，襲封臨川王。他愛好文學，著述甚多，除《幽明錄》外，傳世還有誌人小說《世說新語》。不過，這些著作當有他門下的文士參與編寫。 《古小說鉤沈》手稿《幽明錄》亦久已散佚，魯迅《古小說鉤沈》輯有二百六十多則。它和《搜神記》不同之處，是很少采錄舊籍記載，而多為晉宋時代新出的故事，並且多述普通人的奇聞異跡，雖為誌怪，卻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和生活氣氛。其文字比《搜神記》顯得舒展，也更富於辭采之美。這和宋代文學總的發展趨勢壹致。
《劉阮入天臺》是壹則有名的故事。寫東漢時劉晨、阮肇二人入天臺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後已是東晉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孫。它雖是寫人仙結合，但除了末段劉、阮還鄉壹節，不甚渲染神異色彩而充滿人情味。故事中的兩個仙女，美麗多情，溫柔可愛。如初見壹節：
出壹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喜。問：”來何晚邪？“因邀還家。
這種描寫，實際是對人間幸福與歡樂的追求，散發著美好的生活氣息。在這方面， 《賣胡粉女子》更是絕佳之作：
有人家甚富。止有壹男，寵恣過常。遊市，見壹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托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與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室，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踴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殮。發篋笥中，見百余裹胡粉，大小壹積。其母曰：”殺吾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吝死，乞壹臨屍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復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
這個故事有許多值得註意的地方。它雖寫了壹個死而復生的故事，但神異色彩極為淡薄。相反，人物、情節都很貼近生活，令人有真實感。富家子每日借買胡粉以接近所愛慕之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時驚惶失措，慌忙逃走，被發現後卻毫無畏懼，決心以身相殉，這些描寫，都毫無誇張，令人相信。作者對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為，並不指責，反加贊美，肯定了人們追求幸福與快樂的權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時代的思想特點。此外，這故事雖不很長，但能以簡練的語言寫出曲折變化的情節。單慕、互愛、歡聚、猝死、尋拿、哭屍、復生，環環相扣，波瀾叠起，在誌怪小說中是不多見的。當然，《幽明錄》中也充滿了離奇的故事。如《龐阿》壹則，寫石氏女愛慕美男子龐阿，身不得隨，精魂常於夜間來龐家，最終二人結為夫婦。這是最早的壹個離魂故事，雖是離奇，抒情性卻很強。還有很多鬼魅故事，也比較註意感情氣氛的渲染。
總之，《幽明錄》比以前的誌怪小說，更註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學性。像《賣胡粉女子》這樣的作品，已有脫離誌怪、著重於人間生活的傾向。
除以上所述，較好的誌怪書，還有十六國時代王嘉的《拾遺記》，多述歷代遺聞；舊題陶潛所作《搜神後記》，內容與《搜神記》相仿。其中《白水素女》壹篇，即民間”田螺姑娘“的傳說，流傳很廣；梁代吳均的《續齊諧記》，也以神怪為主，文辭清麗，敘事委曲，是其所長。《陽羨書生》壹則，演化佛經中的故事，幻奇之極。 六朝誌怪小說中表現的新的文化心理特質及六朝誌人小說將儒釋道初步融合的文化心理傾向，對宋元以後小說創作中的儒釋道互補有著明顯影響。文化思想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儒家與佛道兩教既有矛盾鬥爭的壹面，又有取長補短、相互吸收、***同發揮社會作用的壹面。但是，這壹文化現象如何滲透進小說創作中，卻由六朝小說開其端。六朝小說中的儒釋道互補有兩個顯著特點：壹是互補不等於合壹，而是用某壹家的思想觀念去補充其他家的缺陷與不足。二是小說中表現的三家思想及其互補，常常有各取所需、舍此取彼甚而至於支離破碎的情況。正是這兩個特點貫串到了宋元明清小說創作之中。比如”神道設教“的創作宗旨，為許多小說家所遵奉，實際上就是用佛道等宗教觀念達到儒家倫理教化的目的。佛教的色空觀念、因果報應思想，道教的神仙法術、歸真返樸教義，幾乎程度不同地表現於各類小說之中。《三國演義》的歷史觀流露著明顯的色空觀念，《水滸傳》的結局宣揚了道教的教旨，《金瓶梅》充滿了佛教因果報應的思想；《西遊記》不僅宣揚佛法，同時又肯定和稱頌道教及儒家思想；《封神演義》以道教內部宗派之爭表現正義與非正義的儒家思想；”三言“作者馮夢龍更明確提出”以二教為儒之輔“的觀點；《聊齋誌異》也往往以宿命因果、得道成仙弘揚儒家的倫理道德；《紅樓夢》的主題與佛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相壹致。通過這粗線條的勾勒，已不難見出六朝小說與後世小說的傳承相通之處。當然，在不同時代文化心理氛圍之下，後世的小說已經從信仰與藝術的徘徊中走出。但六朝小說所鋪墊的那壹道臺階，卻構成了中國古典小說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