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書是壹種說唱結合的曲藝曲種。自清乾隆年間形成曲藝形式以來,已有260年的歷史,曾盛行於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目前只有漢川市的善書藝人繼承並發展了這壹曲種。“漢川善書”書目達300多部,唱腔具有濃郁的江漢平原特色,目前尚存的曲牌有13首。“漢川善書”目前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註。“善書”又是善本之書。壹類,是古代書籍在學術或藝術價值上,比壹般本子優異的刻本或寫本。如《笑林廣記》,外函是布面骨簽,清代版本,只有火柴盒大小,起碼世間流傳壹二百年了,不知輾轉了多少人之手,最後我的書櫃,做了它的歸宿,如果磁器,恐怕早在時間長河中,壹朝不慎,清脆壹聲而裂為碎片了。壹本民間藥方,手抄本,不曉得何人所抄,何時所抄,又抄自何處。是否為哪位名醫,積壹生臨床經驗,而整理的孤本呢。二類是名家簽名書,若說收藏,當最具價值的。大學者張中行,在所送我的多本書中,簽字竟無壹重復;大作家王蒙、劉白羽、浩然,著名詩人張誌民、李瑛,著名作家劉恒、畢淑敏、史鐵生,歷史學家白剛、王宇信等等,莫說拜讀每壹本大作,就是單看這或清秀、或剛勁、或笨拙、或瀟灑的簽字,也是壹種享受。 漢川“善書”與江城武漢的淵源和對已故研究“善書”的專家王遠翔學兄的追憶。
解放前,每逢陰歷七月的初壹到十五的這半個月中,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的大街小巷內的善堂,在太陽西下之際都要臨時用桌子搭壹小臺,臺前擺壹長方桌,左右各放壹“風燈(不怕風吹之燈)”,桌子的左右方各站壹身著白色夏布長衫的先生,壹宣壹講地在那裏說“善書”,聽眾則是自帶板凳前去聽書的市民。當時最有名的“善書”段子為《打蘆花》,內容是說後娘替前妻之子所做的寒衣,鋪的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因而孩子凍得發抖。其父用棍子去打小孩,結果寒衣被棍子打破後,發現衣內不是棉花,而是蘆花,因而父子抱頭痛哭,恨那婦人心太毒。其他的“善書”段子有《四下河南》、《磨坊產子》等。
改革開放後,1983年末,湖北省曲藝界在漢口的民眾樂園內舉行了全省第二屆百花書會,漢川“善書”當時被作為孝感地區代表隊的壹個節目,在民眾樂園演出了新“善書”《梅花記》。新“善書”讓觀眾耳目壹新。首先是內容有了革新,跳出了過去單純勸善的圈子,而是宣傳計劃生育等現實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有了改革,將過去的兩個男演員的“壹講、壹宣”改為了壹男二女的“壹講二唱”,並且還加上了音樂伴奏,對“善書”這門優雅藝術的風格既做到了繼承又有所發展和創新,贏得了武漢觀眾熱烈的掌聲。王遠翔是湖北省漢川市劉家隔人,生於1919年,其父早年留學日本,乃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遠翔在抗日戰爭之前就讀於武昌大公中學時與筆者為同窗,1941年我們則同時畢業於武昌,為該校首屆學員。解放後,遠翔任漢川市文化館長並兼任漢川漢劇團編劇,且專門從事“善書”研究工作。年過古稀,不滿八十因病與世長辭。
1989年他在《漢口憶舊》壹書中以《話說“善書”》為題說“武漢人時興過‘中元節(陰歷七月初壹至十五)’。戲園子上演應節戲《董永分別》。壹至夜晚,各善堂鑼鼓喧天送河燈,街頭巷尾則宣講‘善書’。說到‘善書’它是勸人行善做好事,對安定社會有所裨益,所以各善堂都倡導講‘善書’,宣講者多為年高德重的知名人士,而且不收報酬。1931年大水淹了武漢,大批災民困居江城,漢川等地的半職業‘善書’藝人則來漢組班說‘善書’賺錢糊口。當時,漢陽縣的蔡甸鎮上發生了壹起余海子謀殺案,有人就把它編成‘善書’名之為《壹口血》。漢川‘善書’藝人就抓住這個本子大做文章,宣講得有聲有色,使聽者為之淚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漢工人聽眾。漢口三曙街有個叫贏臺的茶社,請來漢川‘善書’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從1935年壹直講到1943年。可見武漢聽眾對‘善書’這個曲藝曲種的熱愛之情。” “漢川善書”現存優秀名篇300多篇,經常宣講的有100多篇,專門從事宣講創作“漢川善書”的人員有300多人。
進入新世紀,受外來文化沖擊和多元文化的興起影響,加之壹些有造詣的老藝人相繼辭世,年輕世人能獨樹壹幟的少,壹些優秀的曲目瀕臨失傳。漢川善書在當前的傳承發展遇到了空前困難,青年藝人斷檔,傳統流失嚴重,亟需扶持保護。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該曲藝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壹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07年11月24日,漢川二中組織高三文科班學生到階梯教室聽“漢川善書”。
“漢川善書”是馬口人王海元首創的文藝曲種,已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弘揚其藝術精華,讓這個瀕臨失傳的優秀曲種重放異彩,該市有計劃地讓青少年接觸、了解這個文藝曲種,“漢川善書”歷來具有戒惡勸善的教育功能,這次來校的4位老藝人把廉政教育的內容用“漢川善書”的形式向學生宣傳,老藝人們攝人心魄的演唱,引起同學們強烈的***鳴。
由漢川市政府和華中師範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辦的“漢川善書”2006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漢川舉行。36名中外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並提交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