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介祺的藏鏡
壹個偶然的機會，從嘉德拍賣會上，競得了陳介祺二百鏡齋藏鏡拓本兩冊，墨拓銅鏡壹百八十二面，其中不乏佳鏡，孤品，加上為陳介祺親手墨拓，精彩有加，自然十分高興。諸多友人慫恿我將其整理出版，公諸同好，乃成書三卷。不日即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今從書之總論中摘編小文壹則，先行就教於方家。 陳介祺的藏鏡殊為不凡。僅紀年鏡這壹銅鏡中最名貴的鏡種即有七面，占當時存世的此類銅鏡的十分之壹。陳氏究竟收藏了多少銅鏡，從來沒有壹個準確的說法。他五十二歲以前在給吳大?的信中曾說 藏鏡不皆精，***拓得百七十紙，自名二百鏡齋，以所好不篤，未能補足。及至陳氏五十二歲，即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抱殘守缺齋將所藏陳介祺藏鏡拓本影印出版《?齋藏鏡》，全書壹百零八鏡。據編者宣哲說，此書所以較陳介祺所說的百七十之數少六十八紙，估計是汰除不精者的結果。但筆者將在嘉德拍賣會露面的陳介祺藏鏡拓本（以下稱嘉德本）與抱殘守缺齋出版的《?齋藏鏡》（以下稱藏本）壹書仔細對戡，發現宣哲所言非是。具體情況是： 嘉德本***壹百八十二紙，藏本壹百零八紙，嘉德本較 藏本竟多出七十四紙，藏本有而嘉德本沒有的六紙。可靠的材料說明，陳介祺的藏鏡實數，應該是陳告知吳大?的壹百七十鏡加嘉德本較此多出來的十二鏡，再加藏本所有而嘉德本所無的六鏡，總***壹百八十八鏡。作者最近查閱了出版於四十年代初的梁上椿《巖窟藏鏡》，梁氏多次稱該書著錄陳介祺藏鏡二十面，經與嘉德本仔細核對，梁氏談的這二十面，在嘉德本中找到了十壹面，壹百八十八面再加這十壹面正好是壹百九十九面，由此看來，陳介祺藏鏡不會少於二百面，至於他對吳大?談只有壹百七十面，是在他去世之前二十五年的話，已經不足為憑了。
從壹百八十二紙的嘉德本看，陳介祺藏鏡鏡種十分豐富，壹百八十二面銅鏡，貫穿西漢、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金元明十多個時代，而重點在兩漢。其中西漢鏡約五十多面，東漢鏡約八十多面，已知的兩漢鏡鏡種幾乎無所不包。陳介祺藏鏡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在壹百八十二面銅鏡中，不僅有不少紀年鏡而且至少有二十面為不見任何著錄的孤品。這裏先以西漢鏡為例，稍加介紹與說明。
五十多面西漢鏡中，有保留著先漢鏡遺風的蟠螭紋鏡、蟠虺紋鏡、四葉鏡。在這三個鏡種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兩面四葉心思君王鏡。此鏡曾被梁上椿的《巖窟藏鏡》等許多鏡書所著錄，這是兩件保留有先漢遺風的名品。有開創漢鏡新面貌的草葉鏡、日光連弧鏡、昭明連弧鏡、銅華連弧鏡、日有?連弧鏡、清白連弧鏡、連弧銘文帶鏡。在這七種新鏡種中，草葉鏡以其秀麗柔和的風貌惹人；日光鏡和昭明鏡以其高潔明快、含蓄深沈攬勝；銅華、清白、日有?連弧鏡，以其端莊大方、氣勢恢宏得寵；博局四神鏡以其結構穩重、紋飾豐富而傲視群鏡。有大量的四神禽獸鏡，鳥紋鏡、獸紋鏡、蜂蝶紋鏡、長樂未央鏡、君宜高官鏡、長宜子孫鏡、富貴鏡，也都是具有獨特風格的佳作。
銅鏡加飾銘文是漢鏡劃時代發展的標誌。嘉德本西漢鏡銘文的內容豐富多彩，許多佳作，銘文的書法精湛者也頗多，顯示著漢篆、漢隸結合的書法變化軌跡和漢篆、漢隸、八分體的美的魅力。
現在談談嘉德本的東漢鏡。東漢銅鏡的紋飾、銘文循著西漢鏡的思路發展著。東漢銅鏡藝術在西漢銅境藝術的基礎上繼續前進，也有了許多突破。在紋飾上的，比如畫像鏡，變形四葉鏡；在銘文上的，比如姓氏銘文鏡等，都可以說是新的面貌，這從嘉德本八十多面東漢銅鏡上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出來，但總地說來東漢銅鏡沒有像西漢銅鏡對戰國銅鏡那樣的巨大變化。東漢銅鏡的進步表現在紋飾方面，主要是大大發展了博局鏡，它充實了博局鏡的內容，改進了博局的若幹制作技術，最後又對博局鏡逐漸進行了簡化，直到將其汰除。
東漢鏡的進步，表現在銘文方面，主要是大量出現了姓氏銘文，如李氏作竟自有紀，五氏作竟四夷服等等。在嘉德本八十多面東漢銅鏡中，姓氏銘文不下二十家。單從如此眾多的姓氏銘文即可看出漢代銅鏡制作是如何繁榮。
漢代銅鏡以其千姿百態的紋飾與樣式，內涵豐富的銘文，足以垂範後世的健雄渾厚的書法，形成壹道彩虹，劃破萬裏長空，輝耀於中國藝壇，為中國藝術史增添了輝煌的壹頁。這從嘉德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這壹漫長的歷史時期裏，中國的銅鏡卻壹直在漢鏡的傳統和影響中延續著，沒有中斷。總體說來，銅鏡的制作流行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說這個時期的銅鏡沒有壹點的發展和變化，至少紀年鏡是從三國時多起來的。紀年鏡在考古學上有其重要價值，它可充當判定壹定銅鏡和壹定墓葬的年代的標尺。除了博局鏡外，漢鏡中原有的鏡種如變形四葉鏡、禽獸鏡、神人瑞獸鏡、銘文鏡，大體都還維持著，半圓與方枚交織成帶的這種紋式，還有某些發展。陳介祺藏鏡的重點在漢鏡，三國兩晉南北朝銅鏡不是他最註意的主要對象，但因這壹時期銅鏡基本上沒有超出漢鏡的範疇，他也還是收藏了不少， 嘉德本總計有二三十面，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紀年鏡。
藏書之家
清著名書畫家、金石學家、藏書家。字壽卿，號簠齋，別號海濱病史、齊東陶父。山東濰縣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加侍讀學士。鹹豐四年（1854）辭官歸裏，絕意仕途。壹生惟以征文考獻為事，收藏宏富，又精墨拓，最早收藏毛公鼎及壹大批商周青銅器及秦漢古印名播天下。毛公鼎有文字四百九十七字，推天下金器之冠，1948年運到臺灣，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周、秦、漢三代印璽7 000余方，鐘、鼎、尊、彜等235件，器物80多件，道光三十年（1850）建成“萬印樓”，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收藏古籍、書畫等精品達萬件以上，如宋本《金石錄》10卷。與江蘇學者潘祖蔭並譽為“南潘北陳”。廣搜博求，緝成宋、明以來山東名人書畫真跡數十冊，名《桑梓之遺》。著《桑梓之遺人物考略》、《桑梓之遺錄文》、《石文雜錄》、《傳古別錄》、《簠齋吉金錄》、《十鐘山房印舉》、《簠齋藏古目》、《簠齋藏古玉印譜》、《簠齋藏鏡全目》、《簠齋藏古冊目》、《封泥考略》（與吳式芬合輯）、《簠齋金石文考釋》等。近人鄧實集錄其所藏彜器拓本為《簠齋吉金錄》8卷。去世後，其後裔將所藏古籍、書法、畫冊出售，今已罕見。